勞動者不能明白，過度工作會使他們耗盡自己的精力以及後代的精力，早在他們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之前，他們就被耗盡了精力，被這種罪惡的勞動制度所吞噬並遭殘酷壓榨，他們不再是完整的人，而是支離破碎的人；他們扼殺自身所有美麗的才幹，唯獨瘋狂工作除外，不留下任何活力給自己。—保羅·拉法格《懶散的權利》（1883）

不久前，人類曾期待休閑新時代的來臨。機器承諾將每一個勞動者從辛苦乏味的工作中解脫出來。當然，我們或許要在辦公室或工廠里經常地改變工作內容，一會兒監控屏幕，一會兒撥弄電話撥號盤，一會兒在發票上簽字，但餘下的時間可以讓我們閑逛或開心消遣。手頭上有這麼多時間可供支配，"匆忙"、"急速"等詞匯將最終從語言中消失。

本傑明·富蘭克林是最早預見到休息及消遣世界到來的人之一。18世紀後期，在技術突破的激發下，他曾預測，不久後人類的工作時間將減低到每周不足四小時。19世紀使這一預言顯得稚氣而荒唐。在工業革命黑暗的、魔鬼般的工廠里，無論男女，甚至兒童，每日均要工作15小時。


但到了19世紀後期，閑暇時代又一次凸顯於文化的雷達屏幕上。喬治·蕭伯納曾預測，到2000年，人類的工作時間將是每日兩小時。

在整個20世紀，人類對無限休閑的憧憬從來沒有停止過。技術的神奇承諾令人目眩，普通人開始夢想著過一種在池塘邊閑蕩、身旁有機器人伺候的日子，機器人不但可以調配出色的馬提尼酒，還能讓經濟良好地運轉。1956年，理查德·尼克松曾告訴美國人，"不久的將來，他們每周將只有四個工作日。"10年後，美國參議院小組委員會被告知，2000年，美國人將每周只需工作短短的14個小時。即便在20世紀80年代，也還有人預測，電腦和機器人技術帶給人們的空閑時間將多得令人不知所措。

他們還能比這更錯誤的嗎？如果說我們能對21世紀的某種東西有把握，那正是：關於工作之死的各種說法是誇大其詞的。今天，休閑時代看上去似乎和無紙辦公室一樣切實可行，實則大多數人更可能被要求每天工作14個小時，而不是每周14個小時。工作佔據了我們大量的清醒時間。生活中的其他事情，諸如家庭、朋友、性愛、睡眠、業餘愛好和休假等，都不得不屈從於超負荷的工作日程安排。

19世紀中葉，在工業國家，平均工作時間開始穩步下降。當時通常的標準為每周六個工作日。但在過去的20年里，兩種競爭趨勢佔據了主導地位。美國人依舊像20世紀80年代那樣努力工作，而歐洲人的工作時間則稍短一些。有估算顯示，現在美國人均每年的工作時間比歐洲人多350個小時。1997年，美國取代日本成為工作時間最長的工業國家。相比之下，歐洲則像是"閑散者"的樂園。但即便在歐洲，情形也頗為複雜。為了跟上快節奏生活的步伐和連軸轉的全球經濟發展，許多歐洲人也效仿美國人，增加工作時間。

在平均統計數字背後，一個嚴酷的事實是，實際上數以百萬計的人的工作時間，和工作強度均超出他們的意願範圍，在盎格魯撒克遜人國家尤其如此。現在，平均每四位加拿大人中就有一人每周累計工作50個小時以上。相比之下，1991年，每10個人中則只有1人有如此大的工作強度。到2002年，在30歲年齡段的人中，平均每五位英國人就有兩人每周至少工作60個小時，這還不包括乘坐交通車上下班所耗費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