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作為一種隱喻和認識論。隱喻其實就是一種暗示，而認識論則意味著一種新的維度，新的范式，新的話語方式和符號。和語言一樣，每一種媒介都為思考、表達思想和抒發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從而創造出獨特的話語符號。這就是麥克盧漢的“媒介即信息”。但尼爾·波茲曼認為麥克盧漢的警句還需要修正，因為這個表達方式會讓人們把信息和隱喻混淆起來。信息是關於這個世界的明確具體的說明，但我們的媒介，包括那些使會話得以實現的符號，卻沒有這個功能。它們更象是一種隱喻，即用一種隱蔽但有力的暗示來定義現實世界。不管我們是通過言語還是印刷的文字或電視攝影機來感受這個世界，這種“媒介-隱喻”的關系為我們將這個世界進行著分類、排序、構建、放大、縮小、著色，並且證明一切存在的理由。電視還是一種新的認識論，一種新的修辭。尼爾·波茲曼的觀點是，一種重要的新媒介會改變話語的結構，他相信“電視創造出來的認識論不僅劣於以鉛字為基礎的認識論，而且是危險和荒誕的”。姑且不論尼爾·波茲曼的觀點是否完全準確，但電視確實決定性地改變了符號環境的性質。今天在電視文化里長大的人和未受電視文化熏染的人觀察與理解世界的維度、方式和標準有著很大的不同，而且他們之間的文化觀念甚至有著根本的不同。正如尼爾·波茲曼所說：“在我們的文化里，信息、思想和認識論是由電視，而不是鉛字決定的。我們不否認，現在仍有讀者，仍有許多書在出版，但是書和閱讀功能和以往是大不相同了。即使在曾經被認為鉛字具有絕對統治地位的學校里，情況也未能例外”。

三、圖像革命，革了誰的命

從上文的敘述不難看出，電視文化的圖像革命確實以其獨特的方式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與思維方式，但具體來說，圖像革命，革了誰的命呢？也就是說，電視文化的圖像革命到底對人的具體社會生活，尤其是人的本體或精神世界造成了哪些影響呢？我想，不外乎以下幾點：

1.文學的弱化。電子媒介出現之後，西方學者敏銳地感受到了傳統書籍文化形態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機，如德里達和米勒等人甚至預言了電信時代文學和文學研究將走向“終結”。這種論斷在中國也引發了許多文學工作者的認同或質疑。不管“終結”論是否危言聳聽，但圖像文化的異軍突起確實給文學形成了擠壓之勢，而且電視等電子媒介所導引的大眾文化和消費文化促使著人們由審美轉向消費，由思考轉向娛樂。不可否認，圖像文化之所以擴張，是有其優勢的，圖像較之文學，無疑更加具有可參與性。首先，圖像的媒介物是線條、色彩、構圖與材質等，這些直接作用於人的視覺神經的媒介物，具有爭取受眾的天然優勢。尼爾·波茲曼就說過：“語言是經驗的抽象表述，而圖像則是經驗的具體再現。一幅圖，也許的確值1000個字，但它決不等於1000個字，或100個字，或兩個字。語言和圖畫是兩個不同的話語世界，因為一句話總是、也首先是一個想法，也就是說是想象中的一件事。”而且“圖畫本身並不表示概念；它們展示實物”。尼爾·波茲曼甚至認為，與印刷文字對比，圖畫和其他圖像可被看做是“認識上的一個倒退”。·的確，正如有學者所言，圖像的大眾參與性強，它並不存在難度不等的符碼序列。在圖像面前，讀書人與目不識丁者的等級地位被無形地解除，文盲有了理直氣壯的圖像消費資格和權力；另一方面，圖像的明確、具體與直觀性，使得人們對它的觀看幾乎能夠做到不假思索地接受，只要願意，人人都可以即時性地參與。而文學是詩意性的語言世界，文學的語言具有抽象性、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在接受難度上歷來是最大的，人們要想理解文學，只有通過有難度的語言的屏障才可以抵達。這就意味著文學閱讀是一個曲折的過程，是一個需要有耐心有足夠的知識儲備和文化素養的人才可能完成的使命。正是因為圖像文化（圖像符號）與文學（文字符號）這一強烈的區別，就導致了電視媒介時代，“讀圖”成了一個極端走向。於是有不少人哀嘆：曾經一路高奏凱歌的文學在圖像面前風光不再，文學的“世襲領地”被圖像大面積蠶食與鯨吞。文學此時如明日黃花，在大紅大紫的圖像文化時代里黯然失色，被觀眾悄悄地遺忘，被讀者無情地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