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媒介的影響巨大，其所催生的電子文化的影響也是非常巨大而深刻的。電子媒介產生後，信息的傳播方式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麥克盧漢所提出的“地球村”的概念，就說明了電子媒介時代，傳播速度的迅捷促使了地球空間實質上的變小，人們足不出戶就能第一時間知曉地球很遠的地方發生的事情，而且能夠和遠隔萬里的人自如地交談溝通。今天的電子媒介和電子文化的社會現實也確實證實了麥克盧漢的文化預言。正如張法教授所說的，“電子媒介產生以來，與視聽形象相關的三種重要的電子媒介，即電影、電視、電腦，一方面對全球美學、哲學、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又成為美學、哲學、文化的歷史變化的一種表征”。無疑，從某種程度上說，當代“日常生活審美化”和“審美日常生活化”都是與電子媒介緊密相關的，電子媒介文化不但是當代審美文化的重要部分，而且還是其主導者和型塑者。以下就電視文化的圖像革命做一些思考與闡述。

什麽是電視文化？前面已經有了比較深人的闡述，這里再提一下，以便更自然地進入到下一步的論說。菲斯克在其《電視文化》一書中把電視看成是意義與快樂的承載體和激勵體，而文化則是這些意義與快樂在社會中的生成與傳播。他認為“電視是一種文化，是使社會結構在一個不斷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中得以維系的社會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意義、大眾娛樂和傳播就是這一社會結構最基本的組成部分”。菲斯克的觀點其實告訴了我們，電視文化就是電視媒介所催生的文化樣態與文化環境，它不但包括電視本身，而且還包括電視所傳播的信息與承載的文化。電視因為是一種被“看”的媒介，“看電視”意味著觀眾要面對“屏幕”和“畫面”，因此人們把電視文化歸於“視覺文化”范疇。所謂視覺文化，即圖像文化或影像文化。西方學者普遍認為後現代文化是一種視覺文化，用詹姆遜的話說，就是從現代主義的語詞中心，轉移到後現代主義的圖像中心。鮑德里亞認為電子傳媒加速了後現代“擬像”社會的進程。那麽後現代社會的“擬像”是什麽呢？所謂“擬像”，就是看似真實而其實與現實世界並不一樣的影像符號——這就是電視影像符號的實質。電視這樣的電子媒介的發展，相應地出現了所謂的“圖像革命”，即一個以圖畫、漫畫、招貼和廣告構成的符號世界正在興起。在西方媒介哲學家看來，“圖像革命”是對傳統印刷符號和書籍文化的一個顛復性革命，它至少代表了一個互不協調，卻對語言和識字有著很強的攻擊力，把原來的理念世界改造成為光速一樣快的畫像和影像的世界。我們不能完全否認文字世界的衰落，也不能肯定書籍文化遭遇了毀滅性的打擊，但電視作為一種影像敘事媒介，可以說處處浸透著敘述，也可以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轉換成敘事文本，從某種意義上說，電視敘事成了童年的敘事和生活的元敘事，它影響了人與社會的方方面面。

二、圖像革命，如何革命

電視掀起了圖像革命，電視文化在今天成為一種時尚文化和大眾文化的載體，那麽，電視文化的圖像革命又是如何革命的呢？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嵌入日常生活。有人說，電視不僅僅是作為一種敘事媒介滲透到我們的文化中，它已經是無處不在的日常生活。電視具有日常性，這不僅可以從電視普及和電視作為家庭生活的一個部分來看，而且還可以從電視融入我們日常生活的程度來看。可以說，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擁有電視，而且今天家庭成員能夠聚集一起的時光，除了吃飯，恐怕就是一起坐在電視機前，觀看電視新聞、電視劇或其他娛樂節目。在家的空間里，電視不過是角落里的一個盒子，但這個盒子不僅僅是一件家用電器，一個擺設，還是一種敘述的源頭，無論在家里，還是在外面，甚至在很正式的場合，人們都很容易在電視方面找到共同的話題。正如西爾弗斯通所說：“看電視、討論電視、閱讀有關電視的東西，這些事情時時刻刻地發生著：不管你的注意力是集中還是不集中，也不管你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電視伴隨著我們起床、吃早餐，伴隨著我們飲茶或在酒吧里喝酒。它在我們孤獨的時候撫慰我們；它幫助我們入睡，給我們帶來快樂，也帶來煩惱，有時也向我們提出挑戰。它提供的機會既讓我們社會化也使我們孤獨——雖然情況並不總是這樣，雖然我們也必須學會怎樣把媒介融入到我們的生活中，但我們現在完全想當然地接受了電視。我們接受電視的方式有點像我們接受日常生活一樣自然。”可以說，電視嵌入日常生活就是電視及電視文化實現圖像革命的一個基本方式。

2.作為新的場景。電視不但深刻地嵌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成為了我們日常生活和童年的元敘事，而且電視還構成了新的場景，使我們每一個人在新場景里共享信息。西方場景理論最先認為場景更具有物理意義，他們對場景通常是根據有形的地點中的行為來定義的。例如，戈夫曼將行為區域描述為“任何在某種程度上感受到屏障限制的地方”。羅格·巴克認為“行為場地”是“有界的、臨時的、有形場所”。勞倫斯·佩爾溫定義場景為“一個特定的地方，在大多數情況下包括特定的人，特定的時間和特定的活動”。但梅羅維茨把場景看成是信息系統，他認為信息系統的概念表明，物質場所和媒介場所是同一系列的部分，而不是互不兼容的兩類。地點和媒介同為人們構築了交往模式和社會信息傳播模式。因此，地點創造的是一種現場交往的信息系統，而其他傳播渠道則創造出許多其他類型的場景。梅羅維茨還認為，電子媒介的廣泛采用，引發了許多新的社會場景的出現，而新場景的出現需要有新的社會場景的行為。他的著名的論斷是：“新媒介，新場景；新場景，新行為。”事實上，電視的出現可以說是由“印刷場景”到“電子場景”的轉變。電視的單一信息網創造了一個新的“共享的場景”，電視是公開性的，電視節目沒有物質形狀，不占用家庭空間，且是被動地消費，這些都導致了電視的“非人性化”使用，這與書籍閱讀有很大的區別。因此，電視的社會意義的重點不是在於電視播放什麽，而是其作為一種共享場地的存在。電視為人類提供了最大范圍的同時獲取訊息的渠道，這是人類從未體驗過的。通過電視，窮人和富人、年輕人和老年人、學者和文盲、男性和女性，各種年齡、職業、階層和宗教信仰的人常常同時共享相同或相似的信息。也就是說，電視與印刷媒介不同，它將內容提供給所有人。因此，電視不會幫助信息精英控制文化知識的解釋，也不會分隔交流系統。從電視作為新場景的角度來看，電視文化促進了人類經驗的豐富性的同時，也促進了人類經驗的同質化，即在電視這個新的文化場景里，人們的生活經驗乃至其他經驗都具有相同的源頭和相同和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