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權威與英雄的消解。這是電視文化另一種悄悄的的圖像革命結果。首先是知識權威受到了挑戰。在書籍文化時代，知識和學術的權威是依賴對書籍文化掌握程度來定義的，一個讀了很多書，擁有很多知識的人，或者一個擁有高學歷而且獲得了學術職務的人，往往會別稱為權威，而且獲得知識或學術的話語權，如學校里的教師在學生面前，就具有權威性，因為他（她）比其學生的書讀得早，讀得多，知識接受程度高。而那些專家，則是閱讀了許多某一個特殊領域里的專門知識的書籍才樹立專業知識權威和地位的。但電視的普及使得學校教育和書本的學習的效果被弱化，許多知識在教師教授之前，學生便已獲得。因此，知識分子、教師和學者的權威性的身份發生了動搖。對政治權威來說，電視也會消解他們的權威性，因為電視揭開了權威者的更多生活細節，甚至把權威的後臺信息也在前臺展示出來。梅羅維茨說：“距離和有限的接觸支持了神秘和敬畏。”由於現有的新媒介所暴露的東西太多、太經常，以至於政治領導人的傳統觀念無法取勝。電視鏡頭像間諜一樣侵入了政治家後區的私人空間。它看到他們出汗，看到他們對自己講話中的錯誤做鬼臉。當他們屈從於自己的情感時，它將其冰冷地全部記錄下來。鏡頭將聽眾和演員之間的距離縮到最小。演說者的講臺在過去是將政治家擡高，遠離人民——不僅實質上而且象征上都是。現在鏡頭將政治家拉近，讓人們仔細審視。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將政治家降到了與觀眾相同的水平。鏡頭將非常豐富的表象信息帶給觀眾；它突出了政治家的道德，而削弱了抽象的和概念的修辭。語言修辭可以超越人性到達神聖，而親密的表象信息常常暴露人性的脆弱。電視對知識權威和政治權威的消解如此，對英雄的弱化也同為此理，更何況電視文化本來就具有某種貌似平等和公共民主空間的性質，至少在觀看電視的時候，觀眾感覺自己拉近了權威和英雄人物的心理距離，似乎每一個權威和英雄都變成了普通人、平常人。

3.童年和成年的模糊。這是電視及電視文化又一個巨大的影響，一個普遍的觀點是，電視媒體反映並制造了“催趕式”的兒童成長狀況。艾爾凱德認為，由於電視缺乏舊媒介（如報紙、廣播）所具有的“知識障礙”，因此電視並不需要兒童通過學習而獲得理解它的能力。兒童借助電視簡化了他們對信息的接近，電視將從前保留給成人的經驗公開展示給了兒童：“幼童無法通過言詞描述來想象的暴力與性親密鏡頭，現在卻直接而形象地呈現在電視屏幕上。”尼爾·波茲曼也認為電視是一個敞開的信息櫥窗，它把成人文化毫無保留地展示給了兒童。於是兒童在童年階段就提前知道了成人世界的秘密，他們本來應該享有的童年被縮短，而過早地擁有了成人世界的經驗，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人類經驗變得“同質化”了；盡管這樣，由於兒童不了解自己所看到的內容，電視因此就產生了一種“虛假世故”的現象，即兒童變成“假大人”，這種情況轉而導致成人把兒童們當成比他們實際年齡更大的個體來對待。而梅羅維茨也認為，印刷代碼的復雜性使所有年幼的兒童都無法利用印刷進行傳播交流。從某種意義上說，印刷建造了一個能在成年人中間進行傳播而又不會被兒童偷聽到的“地方”。通過書籍，成年人可以自由地討論那些他們不希望讓小孩子知道的東西。另外，由於閱讀涉及需要一步步學習的復雜技巧，成年人通過改變各種圖書內容寫作代碼的難度以控制較大兒童所能獲得的信息。由於兒童在閱讀復雜的成人書籍前必須先閱讀簡單的兒童書籍，所以印刷就使得不同年齡的兒童被隔離進不同的信息世界。但電視上沒有復雜的接觸碼用以排除年輕的觀眾或者將觀眾分成不同年齡群體。無論是成人節目，還是兒童節目，其播放時所用的基本編碼對每一個電視節目來說都是相似的：聲音和圖像，所以，“有了電視，就沒有令成人厭煩或者難為情的簡單的視覺風格。因此，各年齡的人觀看許多相同節目就不足為奇了”。此外，電視文化的青春化也導致了成人的“扮酷”（老男人裝扮成青少年）和“裝嫩”（老女人裝扮成青春少女），這使地大眾似乎永遠生活在青春文化里。所以，電視文化促使了童年和成年的界限模糊，而且也促使兒童“成人化”，而成人“兒童化”。

4.男女平等和男人氣質與女人氣質的融合。西方學者有一個觀點，認為電視促進了女權主義的興起，因為電視展示了男性霸權，也將男人與女人的不平等狀況進行了演播。也有學者認為，在書籍文化時代，也就是語碼符號時代，女性與男性隔離，並且女性之間相互隔離，她們沒有“可以認定的外部標準”。“家中的女性……失去與外部世界的直接聯系，意味著失去了事物如何運作以及如何評價一個人的真正標準的知識。”作為兩性共享的新聞和娛樂的場地，電視改變了女性的看法。電視使女性能接觸到“外部標準”並且提供了“事情如何進行”的知識。電視這個共享場景也推動了其中所展示的男性和女性的公開比較。按照電視所提供的男性標準，女性軟弱、孤立，並且相對無用。如果一位男性處於大多數電視中的女性人物的位置，他可能會被認為是“失敗者”。而且電視暴露給女性許多“男性話題”，而在印刷媒介中她們可能不會選來閱讀，因為電視的信息是采用一種“表演”的形式，它的內容——盡管是“抽象”的“主題”——可以無需任何特別的預培訓或知識就能為絕大多數女性所接受。另外，男性和女性常常一起看電視，這樣的男性和女性都不可能再假裝女性對某個世界事件一無所知。看了很長時間電視新聞的女性在聽到一位男性對她說“你對這樣的事情一無所知”時，她會非常氣憤。從這個意義上講，電視在信息上解放了婦女，種下了不滿的種子，而這些種子會以其他反叛的形式開花結果。因此，電視這個共享的空間支持了男性與女性從舊的角色中解放出來，使他們朝著“中區”性別角色靠攏，它混合了兩種性別傳統的前臺行為與後臺行為的某些方面。事實上，電視文化確實促進了男性與女性的互相學習和模仿，而且女性意識得到強化。而“超女”中頗具中性氣質的李宇春的走紅也似乎預示著“中性”氣質得到更加廣泛的認同，現實生活中男人“女性化”，女人“男性化”傾向似乎亦愈來愈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