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姜：我再一次發現了另一個有意義的話題。從題材出發，我們的小說家也好，詩人也好，其實是題材決定了的。只不過，文學從題材出發，走向了對人的塑造，也完成了對人的指引和對人的熏染。我這里想問一點，你擁有的這些題材，其實都可以寫成小說。你的文學表現力，也足以能夠使你成為優秀的小說家，可你為什麽選擇了詩歌呢？

鄭：2003年是我寫作的一個分水線，從2001年開始創作，到2002年認識詩人周發星，他寄給我大量的先鋒詩人的詩及詩歌民刊，在認識他之前，我基本是寫些鄉愁的感受，寫鄉村田園與親情，海上、周倫佑、廖亦武等人的詩歌帶給我莫名的興奮。這幾位詩人都創作了大量的長詩，我也開始試著寫作長詩。我曾寫過幾個小說，包括一部長篇小說，那部長篇小說我曾寄給了張守剛，張守剛來東莞時將那部小說帶給了我，給了我一些鼓勵。寫小說還是寫詩歌，我一直在兩者之間徘徊。我在2004年還寫過一些以鄉土田園為主的散文，這些散文我收集整理後，出版了第一本書《夜晚的深度》。那一年，我第一次因為文學去了湖南，參加第三屆散文詩筆會，這是一個在中國散文詩界很有影響的筆會，在筆會里我認識了一批詩人，然後便決定自己以後的創作還是以詩歌為主。在2003年我完成了長詩《人行天橋》、《完整的黑暗》等，實際上我寫了六個短篇小說，這些小說後來發表在一些雜志上，其中有兩篇還收入了選本，有一個短篇小說參加當時的鹍鵬文學獎，還獲了一個優秀獎。但是我還是徹底放棄了自己的小說創作，選擇了自己更喜歡的詩歌。從2003年，我開始寫作長詩，我覺得它的容量足夠表達我的內心。實際上我寫了幾個反應打工題材的小說，覺得沒有詩歌那樣直接，才讓我放棄小說的創作。我並不認為詩人或者小說家是題材決定的，實際上無論是哪個題材，包括以打工為主體的題材，都有無數人在創作。每一個詩人與作家創作的作品是各不相同的，我個人關注的是這種題材背後的問題，比如當一個龐大的打工者群體拿起筆對自身生活進行創作時，他們的視角、立場、價值觀念實際所產生的新的審美方向。這些年寫反映中國女工或者農民工的作品很多，有一部分是專業作家，還有一部分是國外的人，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農民工自己，但是這三種人的作品如果你仔細閱讀，會發現在同一事物同一生活中，作品中呈現的立場是如此地不同，審美與價值取向幾乎是大相徑庭，閱讀這些作品，讓我想起美國在轉型時期的一段文學往事，當斯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出版之後，另外一部分人寫了《快樂的葡萄》等，實際上以題材界定，他們寫的是同一種題材，卻因為作家的立場、審美、價值取向的不同，作品完全不一樣。

姜：當然，說到這里，我苦思冥想了很久，聯系文學史上的一些現象，我不得不承認一點，寫什麽，也就是素材與作家的相遇，是一種宿命。

鄭：是的，也許真的是一種宿命，每一個寫作者都會與自己作品的相遇。雖然我不太相信這種宿命，至少回過頭來看自己的寫作，我只能說是一個作家與自己的作品的結緣，更多的時候是一種偶遇，這種偶遇讓作家的作品出來了，有著太多的未知的因素，比如你的環境，你的生活都決定了你寫作的命運。如果我不是一個農民工，不是由鄉村進入到城市，或者我是城市的工人或者其他的身份，也許同樣是寫工業題材的作品，也許我的作品會跟現在的完全不一樣。我常常在想，回過頭來看自己的生活與作品，它們竟然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比如我在塑膠廠做過一年左右，在五金廠做了約五年，這兩種都是工業時代很常見的元素。長時間的五金廠生活，讓我對“鐵”這一事物有著極為深刻的了解，它構成了我寫作最為本質的事物，也是最為典型的意象。

姜：這一點，大部分讀都都感覺出來了。“鐵”，似乎成了你生命中重要的有機組成。

鄭：我大部分創作都是以“鐵”為背景來進行創作，它的堅硬與柔軟，它的鋥亮與暗紅構成了我作品的底色，如果我在塑膠廠或服裝廠生活與工作的時間更為久一點，我會不會從“塑膠”或者“布匹”等意象中來表達我的內心與思想，也許那時我的作品底色與現在完全不一樣，會不會更柔軟一些，更“女性化”一些。但是我在五金廠的生活，“鐵”本身偏男性化，在五金廠，男工的比例比女工多很多，我的女性身份與男性化明鮮些的“鐵”交夾在一起構成了我的風格，如果在以“布匹”為主體的服裝廠里打工，也許我不會對“斷指”等工業損傷有著如此深刻的記憶，那些工廠的斷指較少，但是我在五金廠里打工，經常會遇到斷指等，也許這真是一種宿命。

姜：此外，怎麽寫，寫成小說，還是寫成詩，則還是必須由那麽點天賦決定的。所有的文學家都是以文學擁抱現實與歷史的，但是，文學體裁的選擇，卻與寫作者自身的個性、稟賦密切相關。過去，我不太關注這一點，雖然，我持文學有機本體論的理論，然而，我現在不得不承認，也不得不認為，這里的有機本體論，首先是作家或詩人自身的本體論，他或她的個人稟賦與悟性，已經與某種體裁不期而遇而且無法改變。我在看你的《純種植物》這一本詩集時，再一次把這個問題想透了。

鄭：我也一直相信所有的詩歌，除了他或者她的個人稟賦與悟性之外，還有太多的偶然性才能讓一個詩人成長為他現在的樣子，如果不是出來打工，我完全不會創作。

與《純種植物》相遇也是有它的緣份的，從2002年起，我開始創作一組詩歌《玫瑰莊園》，這組詩歌是迄今為止創作時間最長久的詩歌。2002年我寫完這部詩集的前八首，2003年我創作了這部詩集的第二個八首，然後我將這組詩放下來了，轉型寫長詩與打工題材的詩歌，直到2006年，我離開工作了數年的五金廠，我整理了寫完的十六首詩歌，在四年之後，我回頭看這十六首《玫瑰花園》，我似乎找到了自己該如何去完成這一部詩集，我在2007年繼續寫這部詩集，我寫了大約四十來首左右，我覺得我的歷史視野還不夠，於是2008年我寫信給張清華老師與謝有順老師，我把我的創作想法與我自己遇到的瓶頸告訴兩位老師，讓他們推薦一些有關1949以後的歷史書籍給我，謝老師與張老師都建議我認真讀一下歷史，並且介紹了一些人的書籍給我，我寫完前四十首之後，便放下了《玫瑰莊園》後面的創作，開始閱讀有關於歷史、思想史的書籍，大部份是兩位老師介紹給我的。

姜：你與批評家還有著如此這般的交往。這倒是讓我肅然起敬的。

鄭：這一年，我正在開始收集《女工記》的資料，要去做田野調查，坐火車去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等。在火車上，我閱讀兩位老師介紹的書籍，在閱讀這些書籍時有了很多感慨，於是便在車上與旅途中寫下了一些短詩，這些詩歌區別於我以前的詩歌，大部分是很短的詩歌，三年時間里，大約寫有七八十來首。比如第一首詩歌《喑啞》，是我在從湖南回廣東的長途汽車上寫的。當時，有人發短信給我，說劉先生獲了獎，我當時手中正在閱讀一本有關於歷史的書，我一直不相信時間會真的讓真相呈現，在現實中有太多太多像淤泥的東西遮蔽真相，它們來自謠言，來自莫須有，這些真真假假累積的淤泥讓我對時間會讓真相呈現充滿了沮喪。在閱讀中面對現實我陷入了絕望之中，想起很多人，無論在現實中或者在網絡上，“他們的名字依然是被禁止的冰川”。想起這位獲獎者，躺在長途汽車上，看著窗外的月亮，於是我打開手機寫了這首詩。

姜：原來這首詩的寫作背景是這樣的。

鄭：2011年，因花城出版社出版我的一本詩集，我便將這些詩歌收集起來。其實在最初，我也創作了大約二十幾首與此風格類似的詩歌，不過它們數量很少，比如《蛾》、《非自由》等。在《鄭小瓊詩選》中也收錄了，沒有多少人關注，我把它們，連同2008以來，約用三年時間在旅途中創作的放在一起，構成了這本《純種植物》。如果不是為了寫作《玫瑰莊園》，如果沒有張清華老師與謝有順老師給我推薦的那些書籍，也許不會有這部作品，到現在，這部作品出版了四年了，而《玫瑰莊園》還沒有完成。

姜：這本書中的詩思，更其純熟，詩意與想象力，也更其絢爛多姿。必須承認有後天的努力，但更必須承認是先天的稟賦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只不過，很多人可能有的稟賦，沒有被激發出來也沒有被發現而已。

鄭：這本書剛出版出來時，給外界的印象是出現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鄭小瓊，盡管這本詩集中的詩歌有二十來首詩曾收錄在我以前出版的詩集中，但是因數量少且不集中而沒有引起人的關注，其實後來創作的不過是延續我以前收錄書中二十幾首詩歌的風格。

姜：這是你對自己創作風格的清醒的判斷，也有著創作背後的很多故事。這是很多讀者所不了解的。

鄭：在出版這本書之前，我曾出過一本《兩個村莊》的詩集，這是一本很純正的鄉土詩集，書寫的是我記憶中的鄉村，雖然這部詩集的大部分詩歌發表在國內的雜志，但是這本詩集很少被人提及，這本書里的詩歌完全與打工題材無關。從2004年起，在一年里，我幾乎每幾天選一個對象作為主題，對同一事物用不同的手法、不同的角度，寫三首或者五首左右。大量的同題同一對象的訓練提高了我詩歌的技藝與對事物觀察的角度。一些朋友知道我的這些訓練，一直以來，我對我詩歌中表達的技藝有相當的自信，我一直相信技藝與觀察的角度通過訓練是能夠得到的，而詩人的敏感等稟賦是無法通過訓練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