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他們不僅僅變成城市的陌生人，同時也變成了故鄉的陌生人。這樣的體驗，我們也有。現在都有。

鄭：他們的精神無處安放，比如我寫作《女工記》時，大部分女工進城，在城市無法立足，實際上故鄉的那個鄉村她們同樣也無法回去，這種無根狀態讓她們只能漂著，像無腳鳥一樣只能永遠在天空飛著。在2003年，我打工接近兩年多了，我所在的東莞無時無刻都能感受到它的變化，感受到由鄉村向工業城市過渡的巨大力量，當時的東莞，在大量的工廠里會夾著一小片農業，我想寫一首詩來表達這種變化，我首先想到的便是橋，橋是一種隱喻，人行天橋連接著路的兩邊，我們何嘗不是走在這樣一座橋上，它幾乎構成了中國轉型的隱喻。

姜：詩歌里有這樣深刻隱喻與理性。難怪張莉那樣極口稱讚於你。

鄭：實際上《人行天橋》這首詩長詩，我在詩歌形式上也采用了類似“橋”的形式，在這首詩的ＡＢＣ節中我用大量現實描述了工業化的種種欲望，在１２３節中我用的是精神的、靈魂的、宗教的、歷史的、傳統的典故與用語表達，它們象征著此岸與彼岸，需要用一座橋來連接。

姜：看來，有些人的判斷是失誤的。一來，你是用心寫詩的，絕不只是埋怨與牢騷。二來，你的構思，也決定了你詩歌的品質。這第二點也是我深切感覺到的，絕不是一些人所謂的“鄭小瓊太偏激，感情停在憤怒層面上，作品粗礪”。

鄭：這首詩後來翻譯成了日、德等語言在國外一些雜志上發，德語是詩人維馬丁翻譯的，他本身是詩人，我後來去國外交流時，他們除了談論到這首詩本身之外，也談論著對這首詩背後的感受，比如這首很尖銳的詩能夠在中國出版，他們說中國在變，跟他們以前想象的不一樣。

姜：感謝你，你的詩歌，讓我重新深刻地打量、深刻地體會這個時代。

鄭：我們每一個人都在感受著這個時代，也許大家所在的位置與生活背景不同，感受的時代完全不一樣，時代是一個龐然大物，我們每個人都只接觸到時代的一部分，我曾在散文《鐵》中有過表述，“我一直覺得自己的視角常常把一己所識的打工當作了唯一的真實的證詞與證據，我的感受總是不斷地與自己曾經眺望的有著太大的偏移與悖反。我知道打工生活的真實不僅僅只是像我這樣在底處的農民工，同樣還有一些在高處的老板們、管理層，但是我無法逃脫我在現實置身的具體語境，這種具體語境確定了我文字是單一向度的疼痛。”我只是努力地表達我自己的視角，盡管我知道這種視角也許會帶來各種偏頗，但是我仍會堅持我自己的視角與立場的表達。

姜：你的詩，產生於工業的土壤，抒寫工業時代的疼痛。就像你在人民文學獎領獎台上的發言：“珠江三角洲有四萬根以上斷指，我常想，如果把它們都擺成一條直線會有多長，而我筆下瘦弱的文字卻不能將任何一根斷指接起來……沒了疼痛感，詩歌便沒了靈魂。”這種工業時代的疼痛，張莉定位於是一個民族的疼痛。我覺得也比較準確。當然，這里有一個另外的話題，就是在我們這個農業文明大國華麗轉身時，可能疼痛是難免的。

鄭：我明白你說的這種轉型的疼痛或者包括歐洲、美國、日本、台灣等地方在由田園鄉村到工業城市轉型的那種疼痛，譬如讀台灣龍應台的《野火集》，然後對照我們大陸這些年的現實，如此熟悉的場景、相同的感受、面臨著相同的環境問題、社會問題、價值觀問題等。我們很多的社會問題與彼岸的台灣是何其相似，包括再往前一些的日本、美國等，從表象上看，大家在轉型時都有過同樣的疼痛。但是，我曾無數次表達過一個觀點，我們與別的地方與別的國家的國情完全不一樣，我們進城的農民變成的是農民工，而其他地方的農民進城變成的是工人，盡管二者從事的都是工業生產，但二者從本質上來說，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在我們這個國家，種地的也許不是農民，他們是知青；穿著制服執法的也許不是執法者，他們只是臨時工；從事工業生產的也許不是工人，他們只是農民工。在我們這個國家，如果把農民工劃入工人這個群體，就如同把知青劃入農民這個群體，在現階段，這是一種錯誤，也是一種荒謬。從身份屬性與享受權利方面來看，農民工本質還是農民，只是從事工業生產的農民。我曾跟很多朋友交流過有關不同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問題，我一直強調把中國現階段的農民工劃入工人這個群體是不對的。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有著自己獨有的現象，在其他國家，農民進城從事工業生產，他們直接進城了，成為了工人。而中國農民進城從事工業生產，他們只是處於半進城的狀態，他們變成了農民工。我想，在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農民工這個稱謂，但是中國有，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有這個稱謂。這稱謂本身的含義就是農民工從身份上區別於工人，從生產上區別於農民，從情感、身份、生產等方面的歸宿來說，與二者有著本質不同。這種本質的不同會投影在農民工身份的詩人的詩歌上，他們的詩歌與以工人身份寫的詩歌在情感歸宿上也完全不同。中國的農民工與工人雖然操作同樣的機器，做著同樣的事情，比如在煤礦，有煤礦工人，也有煤礦農民工，二者一同下井，一同挖煤，但是對於機器、礦井等，二者從情感上來說是完全不同的，這也是我們在閱讀工業題材的詩歌中，發現以前工人寫的流水線、鐵、機器、礦井，與後來農民工寫的流水線、鐵、機器、礦井，他們二者之間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火熱的，溫暖的，熱愛的，到了後者變得陰冷、尖銳、麻木了。在工人身份的詩歌中，礦井是自己的，有著自豪感等，而在以農民工身份的詩歌中，現實中的一切都是別人的，別人的城市，別人的工廠，他們只是過客，只是漂泊的無根者，他們無法在這里紮根，他們只是暫住者。這些真實的感受會投影在他們所表達的詩歌中。同樣，我閱讀反應其他國家與地區在由農業向工業化轉型的時期的作品，它們同樣也抒寫了工業時代的疼痛，但是我們的作品，除了工業本身的疼痛，更糾纏著身份認同不明所帶來的各種的疼痛，如果說前者是以經濟及地位為主體的疼痛感，那麽我們還有公共權力等帶來的政策性的歧視的疼痛。比如很多只有中國獨有的名詞：暫住證、留守兒童、戶籍、身份不明的外來戶、民工學校等。這背後是種種因為身份問題而導致公共政策的不平等所帶來的疼痛。我在《女工記》里在這方面的表達較為多一點。我並不認為這些疼痛是中國這個農業文明大國華麗轉身時難免的之類的言論，我認為我們很多疼痛是完全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