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的人類情感，多數是負面的，少數是正面的。可名的情感——不是“無以名之”的情感，通常由許多因素聯合作用而生，並且在不同情境內可分解為不同因素的組合。如前述，人類是社會性哺乳動物的一種。哺乳動物的情感中樞是“外緣系統”，它的解剖位置在大腦之外，它只接受理性中樞（大腦）的調節但不能被理性完全控制。在腦的各項功能當中，只有“理性”是一種可將具體感受抽象為普遍規則的能力。與此相比，一般動物和植物只生活在具體情境內，它們的情感離開了它們生活的具體情境就可發生障礙——“精神癥狀”。在目前的演化階段，人類行為不能也不應完全地理性化。因為人類情感與哺乳動物情感一樣，離開了本土社會就可發生障礙。
　　
　　在方法論個人主義視角下，一個“美好社會”（good society）其實是它的社會成員尋求更好的社會選擇（也稱為“社會集結”）從而使每一社會成員實現美好人生的過程。
　　
　　
　　
　　五．轉型期中國社會的覆雜性與過程評價
　　
中國社會處於三重轉型之中——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經濟轉型是市場主導的，政治和文化的轉型則意味著權力正當性的基礎由威權的和習俗的向理性共識的過渡。
　　
　　在政治和文化的轉型期內，我們看到中國人的價值訴求沿著韋伯三維空間的精神維度有了顯著的改變。相應地，倫理和行為規範也有了顯著改變。傳統價值瓦解的過程，在20世紀下半葉與一種被強烈地意識形態化的價值訴求重合，隨後是價值訴求的幻滅。至“文化革命”結束時，產生了普遍的“精神虛無”或“價值真空”。此時，這也正是“虛無”的含義，如果不“對外開放”就幾乎不可能產生任何新的價值訴求。因此，至少在中國“開放”與“改革”的初期和中期，韋伯意義上的“價值訴求”演變為物質利益導向的，或“效率”導向的。但此時改革派人士的心態，已完全不同於一百年前那些尚可堅持“中體西用”立場的改革派人士的心態。因為“中體”早已被半世紀之久的意識形態化了的新價值訴求遮蔽。並且這一新價值訴求來自西方，它很難避免“幻滅”的結局。
　　
　　當社會行動主要是物質利益導向的時候，經濟效率及其價值傾向於被高估。這一“同義反覆”命題的論證，需要回顧前述關於“社會行動”的韋伯和奈特的學說，即社會行動之可能，完全取決於政治領袖們是否能夠找到足以動員達成變革共識的政治表達。或許是偶然，提出了這一政治表達的領袖人物以及他們的支持者高估了物質利益的價值，那些傾向於低估物質利益的價值的政治領袖們則由於個人品質不足或錯失了機遇而未能在不同方向上發動一場社會變革。
　　
　　只要不是“革命”，任何社會變革，從來只是“自上而下”的，只是由於被認為是“重要的”社會成員們關於新的重要性達成了某種足以發動變革的共識，雖然，這一共識的達成往往需要來自下層的“非重要”社會成員的支持，或直接就是非重要社會成員對舊體制普遍抵制的結果。這是關於中國社會變革的事實判斷，它可以導致但並不等價於“精英主義”的政治態度。
　　
　　隨時間的延續和縱向流動性的增加，社會重要成員的群體構成和重要成員能夠達成共識的價值排序都會改變。假如我們將政治領袖們競相獲取的正當性資源視為一種“社會資本”，那麽，借助於貝克爾（Gary Becker）和墨菲（Kevin Murphy）的“社會經濟學”分析，這些正當性資源對領袖人物們提出的政治表達的影響類似於“時尚”對個體消費行為的影響，當關於某一價值訴求的社會資本積累至某一閾值時，這些相互競爭的領袖人物可在極短時間內提出具有相似價值訴求的政治表達，從而導致相應的價值訴求在社會過程中成為主導性的並進一步外化為法律和政策，例如“三個代表”和後來的“和諧社會”等政治表達對法律和政策的重大影響。
　　
　　
　　
　　六．價值排序的沖突與政治生活
　　
不同社會成員的物質利益和不同區域的社會群體的物質利益之改善程度，在諸如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大國之內，有顯著差異。由這些差異導致的物質利益在不同社會成員價值排序中的差異，或更一般而言，不同社會成員在海勒三維空間中的位置差異，可以顯著到在公共事務的決策中，即在公共領域內，引發沖突的程度。
　　
在諸多的公共事務中，公平和效率，在許多重要社會成員的價值排序中的位置有顯著差異並導致了“公平優先”和“效率優先”的不同的政策思路。
　　
　　關於“公平”和“效率”存在十分不同的定義，並由此導致不同的公共政策。在經濟學分析框架內的效率是靜態的，基於一般均衡存在性和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或者，當一般均衡模型偏離現實很遠時，（弱的）帕累托改善被認為是效率的增加。這一思想表現在社會選擇理論中，是所謂（弱的）“帕累托條件”——就可想象的社會狀態A和B而言，若沒有社會成員認為A比B差，並且至少一位社會成員認為A比B好時，由社會過程得到的社會偏好將選擇A，也就是說，在作為社會選擇的結果的社會價值排序內，A比B的位置高。
　　
　　在公共事務的爭論中，人們對“公平”的理解遠比對“效率”的理解有更大差異。不僅在字面上而且在日常運用中，漢語“公平”這一語詞既有英文“fairness”（公正）的涵義又有英文“equality”（平等）的涵義。由於與“正義”概念的密切聯系，我們可將人們的“公平”觀念分解在兩維度之間——“程序的公平”和“實質的公平”。後者涉及每一特定情境內每一社會成員的特定需要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滿足，前者涉及在一切邏輯可能的情境內每一社會成員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享有同等權利並承擔相應義務。古典政治經濟學所謂“交換正義”和“分配正義”，以及其它正義觀念，它們之間的差異，我認為，可以表達為它們在上列兩維度的投影的差異。
　　
同時，或許主要由於經濟生活的市場化，在許多重要社會成員的價值排序中，“民主”和“自由”——姑且不論它們在中國和在西方的表達之間的差異，在公共領域內或在公共事務的每一特定情境內孰先孰後，成為參與社會過程的社會成員們的另一主要議題。
　　
在關於自由的許多定義中，可能容納於阿羅和森的“社會選擇”分析框架的，如前述（第三節），是基於個人偏好的被允許程度的“自由”定義。根據這一定義，當社會過程允許一切邏輯可能的個人偏好時，社會是自由的。多數社會成員很可能根據邏輯學以外的諸如康德道德分析這樣的理由，不允許某些類型的個人偏好。例如自殺和殺人的偏好，在公共領域內通常不予考慮。假如我們相信邏輯可能的世界包含了現實可能的世界，那麽我們可以認為社會選擇理論家定義的自由是最廣義的自由。
　　
與關於自由的理解相比，人們對民主的理解有較小差異。因為，所謂“一人一票”，在給定的群體之內首先意味著對每一個人而不僅僅是對一部分人的尊重。其次，與對正義的理解類似，人們對民主（即“對每一個人的尊重”）的理解可以分解為兩維度——“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前者無視具體情境和特定個體，後者則依賴於具體情境和特定個體。在梅（Kenneth May）、阿羅和森的社會選擇分析框架內定義的“民主”，是最廣義的程序民主——任意兩位社會成員在集結過程中的編號被互換不會影響社會選擇的結果，這被稱為社會選擇的“匿名性”（anonymity）。
　　
森指出，一個美好社會的特征，至少應包括“帕累托條件”——即當全體社會成員認為A不比B差並且一部分社會成員認為A比B好時社會選擇A，此外，這個社會還應盡可能地“自由”——允許一切邏輯可能的個人偏好（所謂“全域性”條件），並且或多或少地滿足“匿名性”——社會成員的民主訴求。
　　
但是，如前述，價值排序的沖突意味著，對最主要的公共事務而言，就任何兩個社會狀態A和B之間的社會過程而言，當一部分社會成員認為A比B好時另一部分社會成員認為B比A好。這樣的狀態A和B，被稱為“帕累托不可比”。森證明了一個命題：假設每一社會成員的個人偏好具有“傳遞性”（即任意三狀態X、Y、Z，當X不比Y差並且Y不比Z差時一定意味著X不比Z差）和“完備性”（即任意兩狀態X和Y，要麽X不比Y差，要麽Y不比X差），假設社會選擇滿足帕累托條件、匿名性、“全域性”（自由）、以及“獨立性”（即社會在任意兩社會狀態X和Y之間的選擇僅僅依賴於社會成員關於X和Y的價值排序從而與X和Y之外的任何社會狀態無關）和“擬傳遞性”（即滿足完備性並且對任意三狀態X、Y、Z，當X比Y好並且Y比Z好時一定意味著X比Z好）條件，則在這一社會選擇的價值排序之內，任何帕累托不可比狀態都是等價的。也就是說，當滿足上列條件時，在“社會”看來，任意兩個帕累托不可比狀態A和B，是無差異的。
　　
上述的森的命題意味著，此處不能討論技術性假設——獨立性和擬傳遞性——的現實世界涵義，首先，理性共識基礎上的社會偏好，只要它是充分地顧及效率、民主和自由的，它就不能判定任何兩個帕累托不可比狀態之間的優劣。這樣的不可判定被稱為“無決斷性”，它在現實政治中意味著“僵局”。走出僵局的途徑，要麽是“革命”，要麽是布坎南鼓吹的“政治對話”。
　　
其次，森的命題所要求的每一社會成員的偏好的傳遞性和完備性意味著每一個人的理性（傳遞性，邏輯無矛盾，決斷性）和每一個人可利用的信息的充分性（完備性，關於任何兩個可選狀態的信息不缺乏到無法選擇的程度），這是社會成員能夠達成理性共識的前提。
　　
　　
　　
　　七．結語
　　
關於帕累托不可比狀態的森的命題，是阿羅《個人價值與社會選擇》第四章關於“擬序”概念與“補償原則”的論述的擴展。在那一章裏，借助於西多夫斯基（Tibor Scitovsky）關於“社會無差異曲線”之間可能相交的觀點，阿羅指出了“卡爾多-希克斯”判據的邏輯錯誤——這一判據可導致社會選擇的非理性或無決斷性（僵局）。
　　
但是，在布坎南“公共選擇”理論的視角下，我們運用“卡爾多-希克斯”判據的最初動機仍是正確的。這一判據意味著，我們相信基於補償原則的“談判”過程可能導致理性共識。只不過，由於邏輯錯誤，這一判據所要求的談判過程，很可能是以利益沖突為前提的政治對話，旨在走出僵局。我認為，這是目前中國社會的處境。
　　
圍繞教育體制和公共衛生體制而發生的一系列政策論爭和在更廣泛領域內發生的對“三十年改革”的不同評價，意味著在“效率優先”和“公平優先”之間實施“補償原則”的談判，正從經濟的轉變為政治的。
　　
我們中國人為緩解政治沖突而參與的政治對話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引導我們到想象中的美好社會？這是一個問題。因為它取決於對話參與者的想象，但他們能夠想象的通常是西方社會的政治圖景——不必定與中國人的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保持和諧。（愛思想網站 2008-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