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奈特社會演化學說，在兩方面需要更詳細的敘述。首先，如果一個社會格外缺少社會學家所謂的“縱向流動性”（vertical mobility），那麽該社會的重要成員的集合就是一個自我封閉的群體，從而基於該群體共識的具有重要性的事務，未必是對全體社會成員具有重要性的事務。其次，奈特指出，現代的理性社會的真正基礎是“自由討論”（free discussion）。真正自由的政府，不是根據美國人通常相信的與林肯總統的偉大名聲聯系著但缺乏實證準則的“人民的和人民參與並為著人民的政府”（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而是根據“基於討論的政府”（a government by discussion）——這是一項可實證準則。奈特強調指出，我們判斷一個政府在多大程度上阻礙著人民的自由，不應根據它的文字憲法或它遵守文字憲法的程度，也不應根據它的政治不民主的程度，而應根據它在多大程度上壓制或操縱著全體社會成員的“自由討論”。奈特想象的自由討論，十分類似於我們已有了足夠多體驗的“互聯網社會”的自由討論。只不過，與奈特的理想境界尚有差距，今天，我們期待著互聯網討論的參與者們對自己的言論表現出更多的社會責任感。
　　
在自由討論的過程中，可以自發湧現出一些權威意見——被參與者們公認為“重要的”意見。奈特相信，這是理性社會最初的政府形態，因為這些意見的權威不需要強迫性力量的支撐，它們的權威是韋伯所謂“內在權威”——多數社會成員發自內心地希望服從的權威。
　　
關於“（主動）過程”這一語詞——procedure，奈特指出，它不同於“（被動）過程”——process。後者是無意識的和機械的，前者是有意識的和主動的。奈特認為，一個社會的宗教、法律、政治、經濟、社會組織及這些活動的文字或符號描述，都是社會主動過程的外在特征，都是“overt”（外在的）。
　　
在奈特想象的理想情境裏，只有自由討論才構成社會主動過程。能夠參與自由討論的人，是擺脫了習俗和威權束縛的現代人。根據奈特的社會演化學說，一個社會可能達到的文明程度依賴於它的社會成員普遍具有的文明和批判文明的能力。
　　
　　
　　
　　三．重要性的感受、政治表達、社會過程
　　
諸如“發展是硬道理”和“摸著石頭過河”這樣的表達，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無疑代表了足夠多的重要社會成員關於最具重要性的問題的感受，從而成為關於重要性的感受的“政治表達”。在韋伯看來，群體行動使社會成其為社會，“政治”則是群體行動的社會理論概括。在韋伯“政治社會學”視角下，任何社會現象都有政治的維度，並且任何政治活動都是社會的。
　　
在奈特、阿羅、布坎南的敘事傳統內，韋伯的政治社會學視角可轉換為采取了“方法論個人主義”立場的“新政治經濟學”視角：每一社會成員感受到的重要性，也就是小米爾（John Stuart Mill）關於“效用”的定義——utility is importance felt（效用就是感受到的重要性）。對一切被感受到的重要性加以排序，就是我們經濟學的基礎概念“偏好”（preference）。經驗地，一個社會的各成員具有的偏好的差異程度，或每一社會成員被允許形成的各種偏好之間的差異程度，以簡單的方式測量著該社會的“自由”程度。如此界定的自由，我稱之為“簡單自由”或吉爾伯特（Daniel Gilbert）所謂“天真的自由”（naïve freedom），與吉爾伯特界定的“覆雜的自由”（synthetic freedom）相對而言。
　　
假如每一社會成員已在公共事務方面具有自己的偏好，共識的達成取決於全體社會成員能否通過任一形態的“公共選擇過程”——不論那是“以手投票”還是“以腳投票”——就各項公共事務的重要性形成一套可稱為“社會偏好”的關於重要性的表達。阿羅早年的“社會選擇”研究，關註的是社會偏好的理性程度與社會偏好的其它性質（自由、民主、效率）之間可能的沖突。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研究，關註的是這些沖突之間各種可能的達成共識的途徑。
　　
中國以往三十年的改革與發展，在上述的理論視角下，可表述為這樣的社會主動過程：主要利益群體關於各自重要性感受的不同政治表達之間的沖突及因沖突的協調而獲得的福利增長，為政治對話提供了理由。由於轉型期中國社會的覆雜性——表現為習俗、威權、理性共識等不同類型的正當性資源的並存，　　參與政治對話的那些被認為“重要的”社會成員可借助習俗社會和威權社會的政治資源，也可借助“奇理斯瑪”類型的個人魅力以及各種偶然因素提供的說服力。總之，只要某一政治表達獲得足夠大的認同，社會就可達成它在重要性排序上的選擇。也是由於上述過程充滿著偶然因素，社會選擇不可能服從任何“歷史必然性”。我同意波普（Karl Popper）的觀點，歷史不是決定的也不是無決定的，而是“非嚴格決定的”。
　　
　　
　　
　　四．價值排序、情感生活與美好人生
　　
關於每一社會成員可能具有的價值排序，我提出一種主要受了海勒（Agnes Heller）思想的影響的觀點——這種觀點將“美好人生”（good life）嵌入在三維度的空間內。第一個維度刻畫每一個人“先天稟賦”獲得後天發展機會及被實現的（materialized）可能性，第二個維度刻畫每一個人在政治生活中（political life）關於“正義”的感受，第三個維度刻畫每一個人與其他人之間的情感生活的深度（emotional involvement）。類似地但有重要差異的，是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描述的韋伯關於社會行動的三維想象：物質維度刻畫社會成員對物質利益的訴求，精神維度刻畫社會行動的價值取向，社會關系維度刻畫權威的正當性資源的類型或譜系。
　　
每一社會成員都追求自己想象中的美好人生，這一追求在不同文化之內的客觀存在是不能否認的，盡管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及不同的表達。每一社會成員在先天稟賦獲得了發展之後，關於自己的美好人生可有十分不同的想象從而導致生活理想及生活意義的演化。
　　
每一個人的先天稟賦的最重要的發展機會是“教育”，它的外在特征便是受教育的權利——當這一重要性在社會主動過程中獲得共識之後。不過，正規教育可能“失敗”，恰如中國目前的狀況。失敗的教育可能壓制了一個人的先天稟賦的發展。於是，正規學校之外的各種生活經歷，包括家庭教育和在職培訓，就成為最重要的發展機會。
　　
教育之外，對先天稟賦的發展而言，最重要的發展機會是“衛生”，它維護和延續勞動能力和享受幸福的能力。依賴於不同社會可能達成的關於衛生之重要性的共識，衛生可以主要表現為公共衛生，也可以主要表現為私人衛生或公共努力與私人努力的混合。
　　
與幸福感有直接關系的，是美好人生的情感維度。許多關於經濟發展與國民幸福之間正比或反比關系的研究表明——例如羅賈思（Mariano Rojas）2007年關於西方人幸福感與精神訴求之間關系的實證檢驗和浙江省2006年關於“老年”人口和“老老年”人口幸福感的調查報告，塗爾幹擔憂的因勞動分工的發展而有的個人主義及物質利益追求對精神生活和社會關系造成的損害，正是導致經濟發展與國民幸福之間反向變動的因素之一。
　　
不僅在培根和邊沁的著作裏，而且在當代腦科學研究報告中，我們知道，人類情感大致可分為若幹層次。首先是三種“原初情感”（primary feelings）——幸福、恐懼、悲哀。其次是許多“次生情感”（secondary feelings）——希望、憐憫、羞愧、嫉妒、內疚、仇恨……，還有或許層次更高且更細膩的情感——惆悵、無奈、愛恨交加、悲喜摻半、百感交集……。至少就人類的腦結構而言，三種原初情感分別源自三個不同的腦區，幾十種次生情感則接受來自不同腦區的信號並由此形成遠比原初情感覆雜微妙的次生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