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時候，在1931年的時候，我們在潘玉良的畫冊當中可以看到這樣一幅畫，叫我的家。我的家里面畫面是這樣的，潘讚化依舊是戎馬生涯的裝束，非常魁梧，這也是根據生活原形塑造的一個人，潘玉良是面對鏡子，坐在鏡子前，然後旁邊站了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子，這個男孩子就是大太太的孩子。這幅畫是畫於1931年的，這幅畫一直保存在潘讚化那兒。我們從這幅畫上面可以看到，潘玉良對自己生活的一種期待，她期待自己在這個家能夠有一個位置，她期待能夠有一個關系和諧的家，所以當時就有人提出來，潘讚化是不是太懦弱了？他為什麼不選擇離婚呢？他既然給了潘玉良新生了，他為什麼不能給她一個合情、合理的，在家庭當中的位置呢？我們說，這往往就是一種道德的悖論，因為當潘讚化如果和大太太離婚，他對潘玉良是道德了，但是對大太太卻是非道德的，而他要對大太太實行他的仁慈，實行當時的道德的話，而對潘玉良來說，又是非道德的，所以這是潘讚化當時道德的困境，是在那樣的一個舊時代里面一個男人無可奈何遇到一個道德的困境，而這個道德的困境由於潘讚化沒有能力解決，而潘玉良也同樣是沒有能力解決。

由於無法解決的道德困境，潘玉良只有把自己的心血投入到繪畫事業，隨後潘玉良在上海先後舉辦了四次畫展，這些畫展震動了中國畫壇，事業上的成就給潘玉良帶來了心理的慰藉。但是就在潘玉良潛心鉆研畫藝，堅持“融中西畫於一爐”的時候，她卻突然離開，再次客居他鄉。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導致了潘玉良再次選擇離開？

這個時候發生了兩件事情，那就是在1935年、1936年的時候，潘玉良在中國舉行了她的第五次個人畫展，在這一次的畫展上，她畫了一幅畫叫《人力壯士》，這個畫面是一個肌肉非常發達的男子，然後他用他非常有力的雙臂努力地搬開一塊巨大的巖石，讓下面脆弱的小花能夠綻露出它們的笑臉來。這幅畫是有一個象征意義的，因為當時日本人已經是侵占了東北三省，她畫這一幅畫，她是要表達中國人那種抗日的決心，只是那塊巨石等於就是日本侵略者，搬開巨石就是解放受蹂躪的中國民族，非常有象征意義，並且當時看到過原作的人，包括劉海粟都覺得這個《人力壯士》畫的那個肌肉的線條畫得特別有力。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時候潘玉良她已經是受過了法國油畫的專業訓練，並且她已經是在意大利接受了雕塑的訓練，所以她畫這樣一個人技藝是非常嫻熟的。當時教育部部長來參觀這個畫展的時候，當場就把這幅畫定下來，按照潘玉良自己私底下的意願，她這幅畫是要自己保存的，可是教育部長那麼喜歡這幅畫，等於是給自己面子，不好不賣，於是就接受了1000塊錢大洋的定金，但是講好了，是要等到畫展結束以後才把這幅畫送過去。就在付定金的當天晚上，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那就是整個畫展受到了沖擊，許多畫被撕掉，有些畫被偷掉，那一幅被訂購的《人力壯士》不僅被撕毀，而且在上面貼了一張紙條，這張紙條深深也傷害了潘玉良，這張紙條是這樣寫的，這是妓女對嫖客的歌頌。那麼多年過去了，將近20年過去了，潘玉良以為，她通過自己的努力，她通過自己人生生命的質變和蛻變，她通過自己絢麗的油彩，已經可以把自己的前世塗抹掉了，但是沒有，在那個舊時代，舊的道德不允許一個女人把自己的過去，把自己不願意提起的過去塗抹掉，就是不斷地被人提起，這是第一個傷害。

第二個傷害，就在畫展風波之後，有一天她正在上課，她接到了潘讚化的一個電話，說她來了，就是大太太來了。從這個電話的語氣里面就聽到了一種嚴重性。那麼下了課以後，潘玉良回家，回到家里，她馬上就感到了家里壓抑的氛圍。在電影《畫魂》里面是有這樣一個場面，當她走到家門口的時候，她就聽到大太太在說，我不管她是不是一個著名的畫家，我不管她是不是一個大學的教授，她在家里就是妾，妾就得給大太太下跪，請安。這個細節是否真實，我們沒有辦法考證，但是作為這樣一個舊式家庭里面的小妾，她所受到的委屈，她曾經的出身被人受到不斷地詆毀是可想而知的。所以細節也許是不真實的，是為了當時的電影，為了情節，但是氛圍，她在家庭地位的描述是非常真實的，在電影里面我們可以看到，潘玉良為了不讓潘讚化為難，她就啪的一下跪在地上給大太太請安了。但是內心是委屈的。

那麼大太太來了，大太太的到來不僅給潘玉良帶來了壓力，同樣也使得潘讚化感到了左右為難。那麼這個時候在藝術上的受挫，就是不被藝術所接受，不被當時傳統的環境、道德的語境所接受，已經是讓潘玉良非常壓抑了，而回到家里同樣又不被大太太所接受，那麼在這樣一種雙重的壓力之下，在一種道德的傳統的沒有辦法解決的情況之下，潘玉良再一次選擇了離開，而她這一走就是40多年。

1937年，由於潘玉良在藝術上的受挫和在感情糾葛的雙重壓力下，潘玉良借參加法國巴黎舉辦“萬國博覽會”和舉辦自己的畫展的機會，再次離開了這個令她心力交瘁的祖國，客居他鄉40年，作為外國人眼中有藝術天分的中國人，她的作品曾多次入選法國具有代表性的沙龍展覽，並在美國、英國、意大利、比利時、盧森堡等國舉辦過個人畫展，曾榮獲法國金像獎、比利時金質獎章和銀盾獎、意大利羅馬國際藝術金盾獎等20多個獎項。那麼潘玉良在法國是怎樣度過她這40多年的藝術生涯的？

在法國40年，這40年是怎麼樣渡過的，我想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可以去想像的，一個女子孤獨地在那兒。據當時她的同學說，她根本是不可能住在巴黎的中心，因為在巴黎的中心那個生活費用是太高了，她只能是住在巴黎的郊區，依舊是一個閣樓上面。並且她到了法國以後，她是非常有名的三不女人，第一是不戀愛，第二是不入外國籍，第三是不簽約於畫廊。她的不戀愛是源自於她對潘讚化的感情，這個感情里面有很深的感激、感恩在里面。因為從一個張玉良變成一個潘玉良，一個姓氏的改變，其實不僅僅是人生的改變，是一個生命質量的改變，也就是說叫張玉良的時候，她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女人，當她叫潘玉良的時候，她美麗的衣服里面有一顆靈魂了，所以潘讚化對她的重新命名，對她來說是要刻骨銘心，永遠不能忘懷的，所以她用自己絕不戀愛的堅持來報答潘讚化。這是其一。

其二，決不入外國籍。一直等到她人生暮年的時候，等到她80多歲的時候，她一直說，我想回來，我想回來，她一直等著這邊有人寫信請她回來，但是蠻奇怪的是這樣的，劉海粟是讓她回來過的，後來她的學生成為外交大使的黃鎮先生也是請她回來過的，但是我們在所有的信息里面，我們所有的她的家信里面，卻沒有看到她最感恩的，她的丈夫潘讚化請她回來的信息。也許她一直是在等潘讚化請她回來的信息吧，但是她卻是一直沒有等到。

遠在異國他鄉的潘玉良無時無刻地思念自己的丈夫，她希望自己的丈夫能邀請她回來，但這時的潘讚化在國內因家境貧寒，常要靠潘玉良賣了畫，轉道香港寄錢回來養家糊口。這樣的家境，潘讚化是不情願讓潘玉良回來的。到了1960年，當潘玉良把她獲得的巴黎市市長親自頒發的“多爾烈”獎和頒獎的照片寄給潘讚化時，潘讚化已經在安徽病逝。

而這個時候由於潘玉良這樣一個人生的閱歷，由於她在法國巴黎的她的藝術的地位，當時潘玉良在法國巴黎在1937年的時候就已經成為法國巴黎中國文化協會的會長了，由於她的地位，她感動了一個當時在那邊開餐館的中國人，這個中國人叫王守義，這個王守義一直是被稱為潘玉良在法國巴黎的一個情人，說情人其實是她的一個仰慕者，這個王守義處於對潘玉良的仰慕，仰慕的不僅是她的藝術，還有對她人生經歷尊敬在里面，所以他一直去照顧潘玉良。因為潘玉良是三不主義嘛，一是不入外國籍；二是不戀愛；最重要的是不和畫廊簽約，不和畫廊簽約就意味著你沒有固定的收入。因為有收入的作家，能夠拍賣的作家一定要進入畫廊，而那個時候潘玉良一個小女子居然有這樣的勇氣，不入畫廊，所以她的生活，她為了要堅持自己藝術的獨立，包括人格的獨立，她的生活就成了問題。於是王守義就一直在她的身邊幫助她，盡自己最大的可能幫助她。

那麼當潘玉良的這個遺物送回來的時候，人們在她的遺物當中發現了有兩樣東西，一個是項鏈，那就是在她結婚的時候潘讚化送給她的，那個項鏈就是很西方式的，有一個雞心盒，啪，一下打開，里面有一男一女兩張照片，一個就是潘玉良，一個就是潘讚化的照片。還有是一個懷表，這個懷表是很珍貴的，是當年蔡鍔將軍送給潘讚化的，而當潘玉良去法國留學的時候，潘讚化就把蔡鍔將軍送給他的這個金表作為一種信念，作為一個信物，作為一份諾言給了潘玉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