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歧路仿徨——城市化“大躍進”之困

人一生中有兩樣東西是永遠不能忘卻的，這就是母親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
——（土耳其）著名詩人納喬姆·希格梅

毫無疑問，隨著21世紀的到來，中國的城市發展除了已經進入城市品牌競爭的白熱化階段之外，最大的特點就是城市化之路走得不倫不類，或者說進入了某種怪圈甚至陷入困境。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競爭絕對不是單方面而是全方位的，既會有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也會有行業與行業之間的競爭，更會有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還會有區域和城市之間的競爭。盡管區域和城市之間的這種競爭看起來不會像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一樣殘酷，但誰都難以否認，它是一場兵不血刃而又相對漫長的戰爭。

事實上，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城市發展與擴張，已經不可避免地進入城市之間的綜合競爭。受現代化、網絡化、新經濟以及全球一體化的影響，人類生存空間的變動更加頻繁。隨著經濟的迅猛增長，信息流日益發達，交通快速發展，區域與城市之間的競爭趨勢也發生著顯著變化，城市之間呈現既相互關聯又相互競爭的格局。誠然，每一個城市的城市化進程和城市經濟版圖的擴張，將不可避免地被納入全球社會綜合資源重新配置的龐大體系中。一座城市的資源稟賦、歷史文化、區位特點、引資環境、財政狀況、居民收入、消費水平、福利待遇以及就業情況等諸多要素，無一例外地和這個城市的未來緊密聯系在一起，成為體現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核心因素。因此，許多城市都紛紛將城市的改革開放、市政建設、招商引資、旅遊發展、環境改造等，與城市競爭力的鍛造和城市品牌的打造緊密結合在一起。城市化的進程與發展，也勢必也會將城市引領到一個更加開放、日益透明的綜合資源配置平臺。如果一座城市希望在競爭中崛起，就必須加入城市競爭也就是資源重新配置的這場總體戰役中來。惟其如此，這座城市才有可能在競爭中發揮優勢，才能不斷強化自己在區域經濟中的地位，並最終在城市競爭中脫穎而出。

然而，由於很多城市決策者和管理者的短視，導致城市在發展中的非理性競爭。因此，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城市發展飽受非議與詬病，為爭奪各種資源而進行的城市競爭更是令人眼花繚亂。

時至今日，盡管國家“十二五”戰略已經開局，種種城市亂象不但沒有得到有效遏止，反而呈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城市日益暴露出資源短缺、環境破壞、土地緊張、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等一系列痼疾，城市化進程陷入尷尬的困境，城市競爭與發展已無可爭議地進入危機時代。

一哄而上——城市形象廣告亂象

· 讓人們大跌眼鏡的是，“叫春的城市”竟會獲得“城市營銷創新獎”。

· 類似的廣告語大同小異，互相照抄，毫無新意，觀眾看了一頭霧水。

· 在各種信息要素飛速傳播的今天，誰能夠引起公眾的最大關注，誰就具備了吸引各種資源的強大磁場。

2010年3月初，江西省宜春市在其旅遊政務網上打出一句被網友稱為“雷人”的廣告：“宜春，一座叫春的城市。”廣告一打出，立即遭到網友的嘲諷與討伐，宜春市政府最終也不得不撤下這則廣告。

一句城市形象廣告語引發這麽大的波瀾，讓人們始料未及。廣告雖然達到了預期的宣傳效果，宜春卻也受到了眾多的譴責，城市有了知名度卻丟失了美譽度。讓人們大跌眼鏡的是，這一廣受非議的“雷人”策劃竟在2010年底獲得“城市營銷創新獎”。

事實上，近兩年來，觀看中央電視臺節目的人們不難發現，央視各個頻道的廣告中，城市形象廣告占到了一定的份額，尤以綜合頻道、經濟頻道和國際頻道為甚，最集中的時段是綜合頻道《朝聞天下》節目前後的插播廣告。一批批國內城市正在陸陸續續地向全國收視率最高的中央電視臺靠攏，這自然讓央視廣告部喜不自勝，因為這使央視又多出了相當一批特殊的廣告客戶。

正如一個產品需要知名度為它打開市場營銷的局面一樣，到了今天，城市決策者和管理者們已經紛紛覺醒：城市也需要知名度了，城市必須打造品牌。所以，爭當中國知名城市甚至世界知名城市，已經成為國內大大小小城市決策者和管理者們的奮鬥目標。隨著城市品牌時代的到來，把城市形象搬上電視熒屏，把城市當成品牌來經營，是當今城市管理者和決策者對過去城市管理理念的挑戰乃至顛覆。各個城市引人入勝的廣告詞和城市特色的環境和風光展示表明：旅遊營銷是城市形象廣告的最大切入點。

時至2011年，很多城市已經在央視廣告中占盡風流、大放異彩，而江西省會南昌市卻陷入城市形象究竟應該如何定位的迷茫中。作為擁有厚重的歷史文化和革命文化底蘊的江南名城，南昌該有怎樣的城市定位？該如何塑造和傳播個性形象？一時間爭議四起。

據2011年1月11日《江南都市報》中的《南昌城市角色定位猜想》一文描述，南昌的特色分為兩大類：紅色和綠色、古代和現代。南昌是紅色的，因為是“八一起義”的地方；南昌又是綠色的，因為有山有水，綠在城中，城在綠中。紅色陣營提出了“八一建軍，小平小道”、“軍旗搖籃，親水南昌”、“英雄熱土，動感新都”、“品南昌，論英雄”、“英雄之城，昌盛之都”、“八一滕王閣，中國新生活！”等等口號；綠色陣營則提出了“神仙畫卷，水墨南昌”、“南飛贛河，昌響華夏”、“湖水繡豫章，文化紅南昌”、“到南方看南昌，山水美歷史長”，等等。

另外還有古今之辯。古代陣營提出了“古聚滕王閣，今遊南昌城”、“青雲滕閣，洪崖天香”、“人傑地靈地，千年昌盛城”、“古城古色古香，和諧和美何方”等等口號；現代陣營則提出了“世界動感之都，現代活力之城”、“湖光山色，動感之都”、“都知桂林甲天下，誰知南昌勝天堂”、“中國低碳之城，東方動感之都”，等等。

這麽多的概念，誰說得都有道理，但南昌市究竟應該如何進行城市形象定位？很長時間竟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2011年5月，佛山市禪城區向外界宣稱，將拍攝制作佛山名鎮的形象片在中央電視臺播出，這可謂佛山區級城市宣傳片的“大動作”。在越來越多的城市登上電視熒屏的今天，許多佛山人也都期待著在中央電視臺、鳳凰衛視等媒體上看到佛山的形象片。而問題是：佛山的形象如何定位？佛山有什麽訴求、該傳播什麽理念？他們也跟南昌一樣感到迷惘。

相信這種現象絕不僅僅是個別的。

即使一些城市在電視上播出了自己的形象片，人們往往在這些廣告中發現，有很多城市形象定位沒有體現出其文化特色和形象的差異化，大致表現出如下亂象。

一是訴求大同小異。青島作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夥伴城市，在奧運聖火的照耀下，人們會以更廣闊的視野和全新的視角來重新審視這座既飽經滄桑又日新月異的城市。青島城市形象宣傳片以“浪漫之旅，魅力青島”為主題。而青島的競爭對手大連市，最新城市形象片的廣告語則是“浪漫之都，中國大連”，珠海市的城市廣告語也是“浪漫之城，中國珠海”。類似的廣告語大同小異，互相照抄，毫無新意。這些城市先後都在中央電視臺綜合頻道、國際頻道播放城市形象廣告，觀眾看了一頭霧水，也記不清誰最“浪漫”。

二是內容莫名其妙。比如武漢市的形象片廣告語為“四兩撥千斤”，“四兩撥千斤”是一個武術用語，通常形容以小搏大。大武漢怎麽只有“四兩”，它撥動的“千斤”是指什麽？這樣的提法讓人感到莫名其妙。

三是表述不知所雲。比如江蘇南通市的“追江趕海到南通”，廣東肇慶市的“肇慶山水美如畫，堪稱東方日內瓦”，福建三明市的“走進多情山水，擁抱綠色三明 ”，等等，不管是多情的山水，還是山水美如詩美如畫等，都是十分模糊和含混不清的表述。

四是俗氣文字遊戲。比如福州市的“福山福水福州遊 ”，承德市的“遊承德，皇帝的選擇”，烏魯木齊市的“亞心之都、國際都市、商旅名城，宜居城市”，還有更多的“魅力某某”等。對城市的形象與功能訴求玩的是文字遊戲，不知究竟要表達什麽。

另外還有“現代化魅力型區域中心城市”、“沿海強市”、“現代化魅力型區域中心城市”等等提法，很多都與其特色相去甚遠。

城市形象宣傳的最終目的是促進城市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良好的城市形象不僅能夠增加城市的無形資產價值，同時也放大了城市的經濟增值能力，大大提升了城市競爭力。時下，城市形象廣告的盲目興起呈現出一種亂象，正如有人批評的一樣：現在城市形象的對外宣傳，考慮的是把城市整體形象變一變，希望依靠一個口號、一個標誌、一個廣告或者一個活動來吸引眼球，缺乏深層的戰略訴求，更缺乏耐心細致的規劃。

城市形象如何定位，在廣告中如何體現出城市的獨特氣質與文化，還是需要下一番工夫的。

評點

南昌、宜春和佛山等城市形象宣傳的案例，不是個別現象。城市的未來發展定位、城市品牌規劃以及城市形象樹立與宣傳，對很多城市的市長們來說，可能還沒有清晰的思路。

城市形象廣告的興起，標誌著城市競爭已經進入了品牌競爭的階段。從時下中央電視臺密集播出的城市形象廣告不難看出這一點。

誠然，良好的城市形象是城市核心競爭力的重要資源性要素，它無可爭辯地可以轉化為巨大的經濟推動力。正如專業人士所分析的那樣：信息時代的經濟就是註意力經濟，也就是人們經常所說的“眼球經濟”，在各種經濟要素順暢流動的今天，誰最受關註，誰就擁有吸引資源的強勁磁力。

但是，僅僅依靠註意力就能決定一切嗎？

盲目攀比——新城市化運動之痛

· 難以否認的是，從國家到城市、從環境到資源、從自然到人文，我們都付出了十分沈重的代價。

· 隨著中國“新城市化運動”的持續深入，危害至深而又引人關註的城市問題就是“跟風再造運動”。

· 一座縣級市，前些年在市政府所在地的鎮上建起一個10多萬平方米的大廣場，只比北京天安門廣場少1平方米。

· 城市盲目擴張帶來的更大惡果則是——拆遷之殤。內地幾乎所有城市都圍繞拆遷發生過許多大大小小的類似事件。

2011年6月9日，英國《每日電訊》報道：“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2030年前中國城市建設速度相當於每年新建一座芝加哥”。事實上從20世紀末葉開始，中國掀起了新的城市化運動。毋庸置疑，中國的城市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是我們難以否認的是，從國家到城市、從環境到資源、從自然到文化， 都為此付出了十分沈重的代價。

隨著中國新城市化運動的持續深入，盡管各類城市“大動作”被媒體關註與炒作，但是對於高成本、低效益的城市開發局面，我們幾乎很少進行冷靜地反思與檢討。其中，危害至深而又引人關註的城市問題就是“跟風再造運動”。

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院長張在元教授在一次演講中列舉了種種“跟風再造的城市流行病”。

20世紀80年代初，深圳推出了著名旅遊項目“錦繡中華”，隨之，雷同或類似“錦繡中華”的項目在各地紛紛上馬，結果絕大多數曇花一現；80年代中期，“仿古一條街”風行全國，建築假古董盛行； 80年代後期，國內一些城市模仿美國矽谷開發模式，高新技術園區均以“谷”命名，諸如“光谷”、“生物谷”、“天堂矽谷”等不一而足；而到了90年代初期，城市“廣場風”幾乎刮遍全國大中小城市，連一些小城市也好大喜功、不切實際地建大廣場，勞民傷財。山東半島有一座縣級市，前些年在市政府所在地的鎮上建起一個10多萬平方米的大廣場，據稱只比北京天安門廣場少1平方米。這樣的“大手筆”，實在讓人啼笑皆非。

近年來，城市盲目擴張帶來的更大惡果則是——拆遷之殤。近年來國內發生了無數起類似令人震驚的公共事件，內地幾乎所有城市都圍繞拆遷發生過許多大大小小的類似事件。

21世紀的當今，城市化的進程加快，城市進行道路升級、建設工業園、建新住宅小區，需要大量的土地，但是，不合理的拆遷賠償、不公平的拆遷方案、不合法的拆遷行為普遍存在，傷及了老百姓的利益。拆遷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當代城市發展最為嚴重的問題之一。盡管國務院辦公廳於2011年5月13日發出通知，要求堅決依法從嚴從快查處違法強制拆遷、暴力拆遷案件，切實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和社會的和諧穩定，但這種現象並沒有得到有效遏止。

對於新城市化運動的種種亂象，張在元教授進行了嚴厲抨擊：一味追求城市規模經濟，卻在本質上忽視了“城市生存空間品質”。如果忽視居民生存空間的細部，而一味追求標誌性重點項目的顯赫與紀念性，是城市發展戰略的誤區。在2011年8月5日《人民日報》上刊登的《中國城市患文化病》評論文章指出：“在中國都市化進程中日漸暴露出的‘城市文化病’，會日益侵吞和解構城市美好生活本質，損害人們對城市懷有的熱愛和夢想，威脅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已成為亟待疏解的大問題。”《中國青年報》也發表評論進行了尖銳批評：“由於中國城市病集中爆發，GDP與幸福感已背道而馳！”

評點

2011年3月公布的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特別強調，“要防止特大城市面積過度擴張。預防和治理‘城市病’”。

“新城市化運動”與“跟風再造熱”的根源，在於城市決策者缺乏具有獨特性的城市發展戰略，思維模式與決策途徑往往局限於GDP增長的“硬杠杠”，一味追求城市的規模與表象，最終形成了一股發展浮誇風，也制造出一系列“豆腐渣工程”和“破壞性開發項目”。

反思上述中國城市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系列癥狀及後遺癥，病根在於改革開放初期對於城市發展前景的預測不足。這樣，也就失去了改革開放初期城市發展起步階段控制城市規劃、控制國家土地資源、控制城市開發尺度、控制城市生活環境的最佳時機，等到城市問題成堆、新城市化運動問題積重難返之際，才開始推出各種應急與補救措施，顯然為時已晚了。
　　正如文化部一位官員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批評的，城市化加速進程中的“矛盾凸現期”遭遇到“城市化急躁癥”！
　　妄自尊大——“國際化大都市”暢想曲
　　· 一座城市隨隨便便就提做國際化大都市，是不是瞎折騰？
　　· 一窩蜂地進行所謂“國際化”造城運動，無疑還是城市決策者的“政績情結”在作祟。
　　· 在幻想指導下的超前冒進和盲目提出“國際化”，往往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城市呈現畸形發展。
　　2011年6月，西安世界園藝博覽會開幕。西安人將此次世園會作為邁向國際化大都市的一個“起跑儀式”。早在2010年6月，西安國際化大都市城市發展戰略規劃就獲得陜西省政府通過。盡管西安這幾年發展很快，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但是西安要做國際化大都市的提法還是受到了很多人的質疑。
　　其實早就有人提出：一座城市隨隨便便就提做國際化大都市，是不是瞎折騰？
　　2011年7月24日《中國青年報》中《不能做一廂情願的國際都市夢》一文報道：10年前，中國曾經有86家城市提出了“建立國際大都市”的口號。令人莫名其妙的是，10多年後國內竟有183個城市提出要建國際化大都市，大約占全國667個城市總數的27％，平均4個城市裏就有1個要把自己定位為“國際化大都市”。這其中除了有人們熟悉的大城市，有一些則是剛剛升為地級市的年輕中等城市。
　　2010年6月9日，《沈陽日報》的時評《183個城市欲建國際大都市說明了什麽》也批評道：這種現象反映出的是城市形象焦慮癥，十分荒唐。面對這種現象，有專家指出，對照國際化大都市標準，中國內地真正可以稱得上“國際化大都市”的城市也許一個也沒有。
　　何謂“國際化大都市”？雖然沒有一個具體的標準，但專家們普遍認為，它絕對應該是有著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現代化城市，具有超群的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實力，並且與全世界或絕大多數國家有著密切的經濟、政治、科技和文化聯系。更重要的是，它是城市能量的超級聚合體，在國際舞臺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以2006年的數據為例，美國紐約的GDP可以在全世界所有國家中排到第14位，如果將全美5個最大的城市加在一起，其GDP僅次於本國、日本和德國，名列全球第4位。這些城市才能名副其實地稱為“國際大都市”。還有如中國的香港，經過幾十年的努力，香港已成為世界上最知名的國際性大都市之一，其主要標誌為：第一，香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是除倫敦、紐約之外的世界第三大銀行中心，大多數國際金融機構以香港作為亞洲的業務基地；第二，香港是國際貿易和運輸中轉中心，其外貿總額自1992年以來，一直排名世界前10名，集裝箱吞吐量居世界首位，被稱為遠東國際海運中心；第三，香港還是國際旅遊中心。由此不難發現，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絕非振臂呼一句口號，在短短幾年就能一蹴而就的。
　　從現實分析，即便在最發達的國家如美國，稱得上“國際化大都市”的也只是鳳毛麟角。國際化大都市不是人為選擇的，也不是能夠規劃出來的，它是在城市現代化與經濟增長過程中客觀形成的。新加坡、中國香港大約用了40~50年時間，方完成了從出口加工區到工業化城市、中轉樞紐城市、現代化城市、區域性金融貿易中心的漫長過程，但其發達程度的量化指標較世界著名的國際化大都市尚有不少距離。據權威人士分析，當今世界，能夠對全球經濟起到舉足輕重作用的只有倫敦、巴黎、芝加哥、紐約、東京5個大都市，而大部分城市停留在從一般性城市向中心城市、中心城市向國際性城市、國際性城市向國際化大都市的發展過程中。而在中國，卻有183座城市提出要建國際化大都市，這確實讓人感到匪夷所思。
　　城市化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然選擇，盡管中國經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國際化大都市不應成為所有城市奮鬥的目標，也並非目前中國大城市的唯一奮鬥目標。城市根據自己的特點與定位應有不同的發展目標。上海是國人公認的大都市，它正在努力向國際化大都市的目標奮進，而鄰近的古城蘇州同樣具有讓人流連忘返的魅力。這樣，我們才能同時享受上海南京路的現代繁華和蘇州園林的古樸優雅。2007年12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宜居城市何必求“大”》一文評論：一個城市的發展是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城市不一定越大越好，小的城市如果規劃得好也可以非常美好，正是大有大的優勢，小有小的特色。尤其在宜居方面，中小型城市往往更具有吸引力，因為環境優美、房價合理、民風淳樸、競爭壓力小，居民的幸福指數反而更高。
　　評點
　　建設國際化大都市，對於部分中小城市來說，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不是喊一句口號就能成為國際化大都市的，中國城市國際化還有一段艱難曲折的漫漫長路要走。一窩蜂地進行所謂“國際化運動”，無疑給城市建設帶來致命傷。究其原因，恐怕很大程度還是城市決策者的“政績情結”在作祟。這些城市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超級“形象工程”實際上只是一個美麗的幻想工程，他們明明知道目標難以實現，卻還是要紛紛畫線圈地、建樓堂館所、建廣場綠地。這種在幻想指導下的超前冒進，不顧現實條件盲目提出“國際化”目標的做法是不切實際的。一味上項目、鋪攤子，除了燒掉大把大把冤枉錢和加重百姓負擔外，得到的結果也是事與願違，造成了資源的嚴重浪費，往往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城市呈現畸形發展。
　　在城市發展過程中，關鍵的是應該遵循和諧理念，樹立科學發展觀和綠色政績觀，打造服務型政府，把精力花在公共需求與提供精準的城市服務上，不要盲目提所謂“建設國際化大都市”。
　　正像評論家們批評的：透過“建國際化大都市”這個問題觀察當下城市，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迷失已經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心態。在時下“中國崛起”等言論鋪天蓋地時，很多城市表現出的卻是一種富裕起來後的狂躁。
　　城市發展必須穩健務實，這應引起城市決策者與管理者的高度重視和深刻反思。
　　揠苗助長——“雄偉高大”狂想癥
　　· 世界上不斷挑戰新高的建築，也讓中國人迸發建造更高大廈的激情。
　　· 新建築之後不斷還有最新的、規模更宏大、造價更昂貴的、更加高聳入雲的樓層出現，一個城市的最高建築也總在不斷變換旗幟。
　　· 經濟學家安德魯·勞倫斯的“摩天大樓指數”及其理論被稱為“勞倫斯魔咒”。
　　2011年6月中旬，摩天城市網發布了中國第一份“中國摩天城市排行榜”。據其統計，當今中國正在建設的摩天大樓總數超過200座，這一數量相當於美國同類摩天大樓的總數。未來3年，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摩天大樓在中國封頂；5年後，中國的摩天大樓總數將超800座，成為世界第一摩天大樓國家。
　　2010年1月3日，耗資15億美元、歷時5年建成的全球最高大樓迪拜哈裏法塔舉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禮。這座160層的摩天大樓高達828米，挑戰了當今世界高樓的極限。然而僅僅2個月後的3月5日，又一條消息，引發了全球的關註：美國邁阿密計劃修建一座高達975米的摩天大樓，該大樓將超過迪拜哈裏法塔成為世界最高建築。2011年8月初，沙特王子阿瓦利德運營的沙特王國控股公司宣布，計劃在沙特吉達建造世界第一高樓，樓高將超過1000米。
　　世界上不斷挑戰新高的建築，也讓中國人迸發建造更高大廈的激情。2010年4月上旬，廈門和重慶分別聲稱，要建世界上最高的雙子樓，樓高都將超過620米，然而究竟誰是全球第一，一時竟無定論。建高樓的風氣還影響到了農村。素有“天下第一村”之稱的江蘇省江陰華西村，村民集資30億元建起的黃金酒店於2010年10月8日開業，該樓高328米，共74層，列中國第8位、世界第15位。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國際化進程的加快，近些年來，全國各地大中小城市都開始了建設高樓的大比拼，各式各樣號稱“第一”的城市建築此起彼伏，不僅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建起了眾多炫彩奪目的摩天大樓，大量的高層建築同時也在南京、天津、武漢等城市拔地而起。
　　2008年底之前，重慶有兩棟摩天大樓——國際金融中心和瑞安嘉陵帆影均開始動工興建，規劃高度都在400米以上，加上正在建設的鼎好世紀星城，有3幢重慶高樓將躋身當時的“世界10大高樓”排名。在重慶渝中半島不斷傳出的高樓動工利好消息，則讓西部高樓競賽更顯得“硝煙彌漫”。據《重慶晨報》報道，在3年內，渝中區將成為“內陸摩天之都”和“內陸香港”，而這3幢摩天高樓，無疑是其中最搶眼的。盡管如此，在網友們的眼中，重慶建築的醜陋大概在國內也是獨占鰲頭。經過網友的層層評選排出的“重慶最醜的9大建築”，也引來無數點擊。
　　僅26平方公裏的彈丸之地——沈陽金融商貿開發區，也成了沈陽市摩天大樓紮堆的地方，有三棟260米的高樓——東北世貿廣場大樓、沈陽環球國際大廈和雙子樓先後拔地而起，並且還將規劃建設東北第一高樓——沈陽中心，高度達440米，規劃中的沈陽國際金融中心高度達到430米，在建的華府天地也達426米。沈陽希望借助摩天樓群來提升城市CBD的形象。預計到2012年底，在建與規劃項目全部累加，沈陽現代化高樓水平將趕超眾多城市，僅名列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之後。
　　20世紀80年代初期，南京37層的金陵飯店傲然面世，這一鶴立雞群的高樓曾讓南京人自豪不已。從此後，南京的第一高樓紀錄總在被刷新。150米、180米、200米……從當年高聳入雲的68層的同仁大廈到新百貨二期的58層大樓，到216米的金鷹國際商城，再到挑戰新高的218米的商茂世紀廣場和249米的新百大樓，直至450米高的紫峰大廈出現，這一高度直接刷新了此前剛剛由新百大樓創造的“江蘇第一高樓”的紀錄，也讓紫峰大廈直接躋身為當時全球第5高樓。這些變化讓人們對持續“長高”、日益雄偉的南京又一次有了全新的認識。
　　“長高”的還有深圳。據深圳《晶報》報道：深圳15年“長高”了357米。高達588米的“深圳第一高樓”——平安國際金融中心於2010年8月底正式奠基。這一消息，再度吸引了人們的眼球。至此，深圳100米以上的摩天大樓已超百座，約占全國摩天大樓總數的1/10，而200米以上的超高樓多達13座，列世界第6位。
　　20世紀90年代，深圳高樓的建設速度明顯加快。1990年，高達163米的發展中心大廈落成，奪走了國貿大廈長期占據的第一寶座。1995年，聯合廣場、深房廣場、華能大廈3位“巨人”相繼崛起。僅僅一年後，38395米的地王大廈又以“9天4層”的速度成為深圳新速度的象征，它建成時是亞洲第一高樓，也是全國第一個鋼結構高層建築。到90年代末期，深圳幾乎每年都有2~3座超過150米的超高型建築建成。
　　進入21世紀後，深圳200米以上的摩天大樓開始大量出現。2000年，3558米的賽格廣場成為深圳第3座具有地標意義的超高建築。隨後僅5年時間，深圳就集中出現了招商銀行大廈、信息樞紐大廈、國際商會中心等6棟超過200米的摩天大樓。而幾年後，比地王大廈足足高出204多米的平安國際金融中心將再一次刷新深圳高樓紀錄。
　　以“高大雄偉、後現代”建築作為城市的標誌性建築，是目前中國城市建設的又一誤區。新建築之後不斷還有最新的、規模更宏大、造價更昂貴的、更加高聳入雲的樓層出現，這樣循環往復，一個城市雄偉的最高建築也總在不斷變換旗幟。
　　請看內地200米以上高樓數量的城市排名：
　　1上海
　　2深圳
　　3重慶
　　4廣州
　　5南京
　　6武漢
　　7大連
　　8北京
　　9沈陽
　　10成都
　　這些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真的就是中國城市發展高度現代化的標誌嗎？
　　這些高樓大廈帶來的環境、人口、交通以及其他設施的失衡，會引發諸多問題。北京央視大樓的設計者庫哈斯在深圳一次題為“摩天大樓的前世今生”的演講中指出：摩天大樓不能簡單比誰高，要有創新和豐富的使用功能。筆者有一位建築師朋友說，一旦建築高度超過150米，所有的功能要求、造價費用都會大幅提高，對一個城市整體輪廓的影響也遠遠大於一般高層。摩天大樓會對整個城市大環境的自然光、風以及氣溫產生很大影響。比如，高樓會破壞城市規劃的天際線，擋住視線和陽光。夏天，高樓幕墻反射的光對周邊環境會造成光汙染，還會對駕駛員有視覺幹擾，增大發生交通事故的可能。另外，高樓還會將高空強風引至地面，造成高樓附近局部強風，影響行人的安全。還有地面沈降問題，上海下沈最嚴重的就是浦東區，高樓林立的陸家嘴更是重災區，金茂大廈僅在2008年一年之內就下沈了6厘米多。
　　更令人擔心的是消防及其他安全問題。2011年08月22日《半月談》刊登了《我國摩天大樓5年內將超800座，安全隱患須重視》的文章，在文中專家提醒：高樓安全風險處置難度遠遠超過平房。從自然災害的角度看，地震對高樓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一旦出現倒塌，損失將十分嚴重；臺風強烈時，高樓頂部會出現擺動，擺動幅度最大可達1米左右；雷電也喜歡“光顧”高樓；高樓垂直的樓梯間、電梯井、管道井等設施，猶如煙囪，在火災時會助長煙氣火勢的蔓延，形成“煙囪效應”；人員疏散緩慢、高空滅火困難等特點，也是其固有缺陷。美國世貿大廈的慘痛教訓，給全世界的人都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國外一位名叫安德魯·勞倫斯的經濟學家註意到，“世界第一高樓”的興建通常是經濟衰退的前兆，離經濟衰退只有半步之遙，他建議用“摩天大樓指數”來預測經濟繁榮的結束時間。這個理論雖然有幾分荒唐，但最新第一高樓哈利法塔的建成與迪拜的債務危機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恰好驗證了勞倫斯的理論。於是，他的理論被稱為“勞倫斯魔咒”。
　　評點
　　如果說，城市僅僅是為了滿足外來觀光客的欣賞趣味，或者成為值得炫耀的政績，那麽這個城市的發展必將與民生需求南轅北轍，與市民的訴求背道而馳。其實，城市對絕對高度的追求，並非市民的生活需求和城市發展的需要，而是城市決策者對“城市形象”改造和拔高的主觀追求。這樣，城市似乎不再是一個按照客觀規律成長的有機體，而成為被主觀規劃與改造的對象。
　　歐美的一些觀察家認為，目前中國城市面貌過於光怪陸離，摩天大樓造型過於離奇誇張。城市的一切建築都應該以人的需求為本。一個城市的現代化水平，不是看它的樓有多高，而是看人們在這裏生活得是否舒適。歐洲發達國家的樓宇大都很低，但這絲毫不妨礙它的現代化程度。
　　試問，一個盲目追求雄偉、高大、壯觀的城市，會成為一個宜居的城市嗎？
　　自我迷失——中國風格和氣派建築的缺失
　　· 央視新大樓的設計者庫哈斯“盛贊”中國人膽子大：“我想，除了中國人外，恐怕再也沒人敢做CCTV總部大樓這樣的建築。”
　　· 難道正如貝聿銘說的，中國的建築已經徹底走進了死胡同？中國的建築師們真的已經無路可走了嗎？
　　2011年8月12日，第26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開幕式在深圳市深圳灣體育中心隆重舉行。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開幕式大氣磅礴的現場寬闊度和視覺感受遠超北京鳥巢。
　　由於深圳灣體育中心呈現白色，整體上是個長長的橢球形，而且有不規則的曲線變化，所以被譽為“春繭”。其線條柔美、造型獨特，創意不遜色於北京鳥巢。這個由中日聯合設計的體育館寓意為“孕育生命、破繭而出、沖向世界的運動健兒的孵化器”。盡管如此，還是有人認為其設計除了多少借鑒了鳥巢的創意外，缺乏中國風格和民族氣派。
　　“中國不能成為畸形建築的‘試驗場’，在西方往往只是書本、雜誌或展覽會上出現的畸形建築，現在在北京及其他少數大城市真正地開始蓋起來了。畸形建築結構動輒多花費十億、十幾億、幾十億，中國是不是已經成了最大的建築浪費國家？”兩院院士、著名建築學家吳良鏞曾經多次這樣抨擊國內的建築設計。
　　正如吳良鏞先生所說，今天中國內地的城市建築規劃，盲目運用西洋模式，幾乎成為設計大量克隆的標本。應該說，一個城市區別於另一個城市，更重要的還在於其內在的氣質和文化底蘊。只有傳承地拓展城市的文化個性與特色，方可構建起輪廓清晰的城市文化形象。然而，越來越多的人發現：中國城市在互相模仿抄襲，面孔越來越相似，一樣的高聳入雲，一樣的玻璃幕墻，一樣的洋派風格；還有些則是風格雜亂的混搭建築，這些建築似乎是穿西服而又頭戴瓜皮帽的“假紳士”，鱗次櫛比的高樓和商業街都擁擠在市中心，在美式、歐式、日式、港式和新加坡模式中，充斥著土不土、洋不洋、今不今、古不古的“建築怪物”。 一位專家批評說：“一幕接一幕地上演著‘暴發戶附庸風雅’的鬧劇。這種戰略在智力與審美水平上，與一個一心追逐LV包的庸俗女孩並無本質差別！”
　　中央電視臺的新大樓，曾被美國《時代》雜誌選為“年度世界十大建築奇跡”。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在北京受到了公眾的諸多詬病，因為人們看到的仍然是國外的建築師們將中國當成了他們作品的“試驗場”。連庫哈斯本人在國內的一次演講中也盛贊中國人的膽子大：“我想，除了中國人外，恐怕再也沒人敢做CCTV總部大樓這樣的建築。”
　　總之，在中國過去30多年的城市建設高潮中，建築數量增速驚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大多數城市居民的基本需求，但匯集起來的建築物作為城市景觀，卻表現出千城一面，以及在審美上對民族風格的迷失。
　　甚至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城市建設趨同化傾向也十分明顯，缺乏民族文化精髓的傳承要素，片面求“洋”求“大”。
　　“我剛回國時感覺怪怪的，像是在新加坡，又像是在吉隆坡，也像是在英國或是法國。”這是筆者的一位學建築的朋友闊別祖國多年，回來後對國內城市新建築發出的“一聲嘆息”。他說，歐洲許多老城市，對歷史建築和遺產視若珍寶，有的甚至連一百多年前壁爐裏的炭灰都不肯輕易除掉。但這並未阻礙他們走向現代化。著名作家馮驥才從法國考察回來後說，巴黎真正的歷史感是在城中隨處可見的那一片片風光依舊的老街老屋之中。
　　毋庸置疑，歐洲的風格不一定適合中國，現代主義等風格在中國也並非都很和諧，中國更需要的是現代民族風格。中國擁有5000年的文明史，祖先給我們留下了太多的寶貴遺產。中國不僅是大國、古國，也應該成為一個強國，中國應該去創造和弘揚自己的風格。
　　反觀中國的古代都城，目前僅有很少的城市還保留著一定的特色，在高樓鱗次櫛比的大城市裏，具有中國現代建築風格的建築簡直是鳳毛麟角。2011年5月，深圳文博宮古玩藝術品交易中心開業。文博宮建築宏偉，氣勢磅礴，是中國南部最大的仿古集群式建築群，也是國內外唯一跨越秦、漢、唐、宋、元、明、清7個朝代的建築融合體。作為深圳城市文化的新地標，文博宮多少彌補了深圳民族風格建築物極少的缺憾。還有像西安的大唐西市建築群、襄陽仿古一條街建築群等，都仿佛是一幅幅用現代筆墨描繪的立體黑白畫卷，具有很強的視覺沖擊力，讓人感受到一種別樣的意境與恢宏的氣勢。在現代化建築成堆的城市裏，我們只能偶爾看到這樣一些令人眼前一亮和具有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與風格的建築。
　　標誌性民族風格建築的內涵也是城市歷史文化積澱的反映，折射出城市固有的個性和風貌，是向外界昭示城市獨特文化氣質與價值的載體，理所當然會歷久彌新，存在數百年而不改。然而令人扼腕嘆息的是，絕大多數城市的標誌性建築很難承載其歷史文化，更令人難以容忍的是把城市固有的傳統建築大肆破壞之後，又以新的、風格雜亂的所謂“國際化”的建築而取代之。
　　評點
　　很多有識之士十分擔憂，盲目地復制與模仿西洋古典建築，是對創造民族的現代建築缺乏自信心。當代建築大師貝聿銘也有一段批評十分尖銳，在中國建築設計界可謂眾所周知：中國的建築已經徹底走進了死胡同。建築師無路可走了，在這點上中國的建築師們會同意我的看法。他們嘗試過前蘇聯的方式，結果他們對那些按前蘇聯方式建造的建築物深惡痛絕。現在他們試圖采納西方的方式，我擔心他們最終同樣會討厭他們的建築。
　　著名建築師、亞洲建築師學會理事長、香港政協委員潘祖堯也多次指出：“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所好，外國的東西不一定就是好的。即使在外國是好的，可對中國來說，也不一定是可以接受的。中國的建築師其實比外國建築師更了解中國的文化背景和經濟社會情況。”
　　國內建築設計界有識之士也大聲疾呼：當我們稱道希臘羅馬建築的剛勁雄偉、中世紀哥特式建築的高聳莊嚴、故宮天壇的博大輝煌時，當代中國的城市建築究竟應該貢獻給人類文明什麽新的東西呢？
　　喧囂浮躁——城市規劃“失明”
　　· 中國有多少座“標誌性”大廈，多少個CBD，多少個仿古一條街，大約誰也不知道一個準數。
　　· 在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一些城市規劃決策者始終處於喧囂與浮躁的情緒中。
　　2011年5月，在天津南開大學召開的城市形象論壇上，與會學者們群情激奮，幾乎眾口一詞、毫不留情地展開猛烈批評：“在城市規劃與改造中，開發商和地方行政長官在巨大的物質利益驅動下，根本不考慮什麽是真正的城市形象，很多城市的歷史生命被一掃而光。”
　　在2010年3月召開的全國“兩會”上，香港政協委員潘祖堯也“炮轟”內地的城市規劃。潘祖堯首先擔憂的是“鳥巢二代”現象，這主要是源於“首都效應”，即北京幹什麽，其他城市也跟著幹什麽。比如，北京建了國家大劇院、鳥巢、水立方等一批建築，地方上也照葫蘆畫瓢，掀起劇院建築、體育建築建設的小高潮。他指出，這樣的城市規劃與建設會走入誤區，甚至會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還有，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和廣州亞運會等盛會的召開，讓這些城市集聚的資源過剩，城市的交通、汙染等問題不僅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惡化，積重難返。
　　事實上，在每個城市新的規劃與建設中，一定少不了標誌性建築。北京有鳥巢和國家大劇院，上海有金茂大廈和東方明珠，廣州有中信廣場和珠江新城西塔，深圳有地王大廈和賽格大廈，香港有中銀大廈和香港會展中心。同時，幾乎每個城市都在新的規劃中大力興建廣場和標誌性建築，奮力打造旗幟，為城市代言。
　　中國有多少座“標誌性”大廈，多少個CBD，多少個仿古一條街，大約誰也不知道一個準數。每個城市都建有廣場和地標建築，這些都是城市管理者們互相學習取經、互相效仿和攀比的結果。他們害怕落伍，只有付出“相似或相同”的代價。在中國建築界流傳著這樣的笑話：某些建築設計師到處競標，也只不過是把自己在一個城市的建築設計方案稍作修改，再套用到另一個城市。據說這種現象絕非個別而是十分普遍。
　　在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一些城市規劃決策者始終處於喧囂與浮躁的情緒中，表現出盲目性，造成了城市規劃的無序與失衡。
　　2011年8月上旬，由上海交通大學都市文化與傳播研究院主持完成的《2011中國都市化進程報告》發布。報告對中國的城市規劃提出嚴厲批評，並指出：城市規劃的“過度化”、城市品牌的“低俗化”與都市主體的“離心化”，正日益演化為影響和制約中國都市化進程的三大問題。2010年12月16日《21世紀經濟報道》刊載的《城市規劃矛盾引發超級“城市病”》一文更是直接批評：在奧運會、世博會、亞運會和大運會等盛會的刺激下，一線城市對市政建設投入了巨大的財力。但這些城市的城市規劃、交通設施的建設遠遠跟不上城市化發展速度。盛會的召開讓中國的一線城市集聚了過多的資源，但城市與城市之間資源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反而加劇了一線城市交通、汙染問題的惡化。
　　實際上，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一位名為雅各布斯的女記者寫了一本轟動性的暢銷書《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這本書的面世，對當時的美國城市規劃界來說，如同發生了一場地震。此書開篇開誠布公地申明：“這是一本抨擊當代城市規劃的書。”該書自出版以來，即成為城市研究和城市規劃領域的經典名作，對當時美國關於都市復興和城市未來的爭論產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響。
　　現在，這本書再次受到了中國知識界的關註。這些年，中國城市的超速發展引發了諸多問題，這些問題有很多在當年的美國同樣存在。這本書對於中國目前的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與發展也極具借鑒意義。
　　評點
　　時至今日，盡管國家“十二五”戰略已經開局，種種城市亂象並沒有很大改觀。
　　新華社《瞭望東方》雜誌曾嚴肅批評說：“幾乎百分之百的中國城市互相抄襲！”還有權威人士進行深層次的分析後認為，在“十二五”城市規劃中，我國城市規劃仍然面臨著諸多傳統城市規劃的體制性、機制性障礙等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城市規劃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和粗獷性規劃模式尚未得到根本性改變。城市目標趨同、功能重復、產業同構、形象單一、千城一面、特色危機、攤大餅式發展、土地深層次問題依然嚴重存在，給“十二五”城市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不利因素不可低估。城市化發展進程中所反映出來的這些積壓式、交叉式矛盾，和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國家城市以“歷時性”方式呈現的矛盾在我國城市以“共時性”方式出現。
　　一本半個世紀之前寫就的、抨擊美國大城市弊端的書，在當代中國知識界受到特別關註，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不尋常事情。《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提出的問題對於發展中國家同樣適用，同樣的問題正在以不同的形式侵擾當代中國的城市建設與規劃。到目前為止，國內還沒有人像美國女記者雅各布斯一樣，以全新的視角對中國大城市的弊端進行系統研究，更遑論系統、整體的批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