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會談說到“法不責眾”，和它字面意義不同的是，這個詞說的不是法律的管轄權，而是指群體的自我心理暗示。

這是一種非常卑微的心理安全感，首先，他們認為自己不可能會受到懲罰，而且人越多，這種信念就越堅強。

然後，他們會因為人多勢眾而產生出一種強烈的力量感，這會使得群體表現出一些孤立的個人不可能有的情緒和行動。

不幸的是，群體的這種誇張傾向，常常作用於一些惡劣的感情。它們是原始人的本能隔代遺傳的殘留。

孤立而負責的個人因為擔心受罰，不得不對它們有所約束。而當個人進入了群體之後，尤其是和許多不同的人在一起時，感情的狂暴往往會因為責任感的消失而強化。

在1527年5月6日的夜晚，羅馬被雇傭軍占領，有八千百姓被殺，但這只是開始。第二天早晨，羅馬開始被猛烈洗劫。夜晚狂歡過後，極度激動的雇傭兵開始洗劫教堂，並闖進女修道院強奸修女，人們看到西班牙部隊的士兵對他們不幸的受害者實施惡毒的酷刑甚至切斷他的四肢。

據說，貧窮的南意大利軍隊的士兵甚至洗劫了船夫簡陋的小屋，奪走了茶壺和釘子之類的每件東西。其他報告表明，一些聖物被當作靶子，成堆的古代手稿被用作馬的褥草。拉斐爾的壁畫被用長矛破壞，用很大的字母，刻上馬丁?路德的名字。

這些暴徒闖進並洗劫紅衣主教和要人的宮殿，強奸婦女，脫光主人的衣服，使他們遭受嚴重侮辱，然後索取巨額贖金。對那些拿不出一筆贖金的人來說，死是幸運的，根據一位同時代的目擊者說：“地獄簡直無法與羅馬現在的情形相比。”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群體能夠利用這種強化的感情，推倒一切負罪感！

群體能夠利用這種強烈的力量感，摧毀一切道德的障礙！正像古老諺語中所說的那樣：最卑劣的行為總是像有毒雜草一樣生長在群體中。

正因為如此，群體就註定要幹出最惡劣的極端勾當！

每個時代有會有某種瘋狂的情緒，有的來自於政治，有的來自於宗教，或者兩者兼而有之。而整部十字軍的東征史，毫無疑問是歷史上最嚴重的集體狂熱。它所引發出來的群體極端感情，程度之高史無前例，而這種極端感情所造成的破壞性結果則更令人為止悚然。

當第一支十字軍開進到君士坦丁堡的時候，國王慷慨地設宴款待了他們。按照常情，這些人在路上遭受了數不清的挫折，理應保持謹慎。然而他們根本無法控制兇暴與貪婪，盡管當地居民把他們當做朋友，向他們敞開供應飲食，但是他們還是感覺到巨大的邪惡力量無處發泄，無法控制他們的沖動。
卑賤的士兵們僅僅出於惡作劇，就縱火焚燒了幾座公共建築；他們從教堂房頂抽下來鉛條，當成廢舊的金屬拿到城郊去賣掉。甚至於公開搶劫，強暴婦女。

類似這樣的暴行僅僅是冰山一角，當群體的極端感情被積累到一定程度時，所帶來的後果往往是災難性的。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群體沒有能力在巧妙的影響之下，表現出英雄主義、獻身精神或最崇高的美德。他們甚至比孤立的個人更能表現出這些品質。當我們研究群體的道德時，我們很快還有機會回到這個話題上來。

作為個體而存在的人無疑是理性的，因此我們才得以用善惡來打動他的情感。以是非來規範他的觀念、以利害來約束他的行為。

但是這種制約只限於在個體或是非群體身上發生作用。

一旦人們集結起來形成群體，這種制約和影響就會喪失效力，而群體也會有一種全新的驅動機制。

究竟是什麽東西才能打動群體？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其實已經有了答案，因為群體最熱衷於誇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會被極端的感情所打動。

可以肯定地說，誇大其辭。言之鑿鑿、不斷重覆、絕對不以說理的方式證明任何事情——這些都是公眾集會上的演說家慣用的論說技巧，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打動群體的手段。

歷史上著名的“克列芒鼓動”來自於教皇烏爾班二世，正是這場演講掀起了首次十字軍東征的狂潮，當時他激情洋溢、口若懸河。先是描述了聖城耶路撒冷基督徒所受的苦難，又講述了巴勒斯坦平原是如何被殘暴的野蠻人變成了不毛之地。當他敘述了這些之後，便開始了大聲疾呼。

“聽我講話的人，都是真正信奉上帝的人！我召喚你們！清除覆蓋塵世的汙垢，把教友從苦難的深淵中拯救出來！那些為了救世主而拋棄田產，、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兒女的人，必將會受到百倍的回報，會得到永生！”

可以看出，烏爾班二世所運用的手段，完全蘊含了我們在前文中所說的技巧。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簡單地查看一下歷史，不論是古希臘學園中的雄辯者，還是巴黎公社的街壘演說家，抑或是在裁判法庭上慷慨激昂的辯護者。無一不出言不遜又信誓旦旦。

群體易於爆發出狂暴而極端的感情，也最容易為狂暴而極端的感情所打動。當他們被打動之後，就會像我們前文所說的那樣，匯成一道毀滅性的洪流，摧毀一切阻擋他們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