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克《追尋生命的意義》(25)

37 精神失調的危機

要由營中最後數日的劇烈精神緊張歸於內心的平靜,當然不是輕而易舉。如果你以為獲釋的俘虜不再需要任何精神上的幫助,那可就大錯特錯了。一個人承受如此巨大的精神壓力達如此長久的時間,獲釋之後(尤其釋放得相當突然)自然會遭遇危險。這種危險,由心理衛生的觀點來看,便是指心理平衡的問題。潛水員一旦突然離開海底,巨大的水壓頓告消失,他的身體健康勢必受到威脅。同樣地,一個人一旦突然解除其精神壓力,精神健康也一定會面臨考驗。

在這個心理階段當中,稟性較粗樸原始的人,必然逃不過營中殘酷暴行的影響。他們一旦獲釋,就自以為可以隨便且毫不容情地使用自由。在他們眼裏,改觀了的只有一件事:他們已經搖身一變,成為壓迫者,而不再是被壓迫者。如今,他們是強權和不公的煽動者,而非飽受淩辱的落水狗。他們根據過去的恐怖經驗,認定自己所行不偏;而這想法,常常在小事情上可以看出。譬如,我有次和一位友人要到集中營去,途中經過一片麥田。我很自然地繞道而行,但友人卻抓住我的手,把我拖著走過麥田。我結結巴巴地說不該踐踏農作物,不料他勃然大怒,瞪著我咆哮道:"不用說了,我們難道被剝奪得還不夠多?我的妻小統統死在煤氣間裏,而別的東西當然更不必提。現在,你居然還禁止我踐踏幾棵麥子!"

這種人唯有經過苦口婆心的勸導,才會慢慢領悟到一個極其平凡的事實:沒有人有權做壞事,即便是受盡欺淩的人亦然。這種苦口婆心的勸導工作,必須有人肯予承擔;否則後果勢必遠比損失幾千棵小麥還嚴重得多。我仍然記得有個難友卷起袖子,指著我的鼻子大叫:"等我回家以後,這只手要是沒沾滿血腥,我一定把它剁掉!"在此我必須聲明,說這話的人並不是個壞家夥。他在集中營裏和出營以後,一直是我最好的夥伴。

精神壓力驟然解除,固然易於導致道德的畸型,但另有兩個基本經驗,也很可能破壞獲釋俘虜的人品。那就是回覆正常生活時很容易產生的憤恨和幻滅。

憤恨是故鄉的一大堆令他不滿的事情所引起的。譬如,當他返歸故裏,發現許多鄉人一看到他,只是聳聳肩或打哈哈而已,不免興起滿腹的尖酸憤恨,因而不禁自問幹嘛要承受過去那一切痛苦。當他到處都聽到差不多雷同的反應:"我們並不知道啊!""我們也吃了許多苦",不禁要自問這些鄉親難道真的沒別的話好對我說?

幻滅的經驗就不同了。當其時,顯得殘酷的,不是鄉人(他們的膚淺和淡漠,真叫人厭惡得恨不得找個洞鉆進去,永遠不再看到任何人);而是命運本身。一個多年來自以為已嘗遍人世間最慘烈痛苦的人,卻發覺痛苦永無止境;發覺自己可能還要再吃更多的苦,而且苦得更厲害。

我們曾談到,要鼓舞營中俘虜活下去的勇氣,就必須為他指出一個可堪期待的未來,必須提醒他人生仍大有可為、有待開創,並告訴他也許有個人等著和他團圓等等。然而獲釋以後呢?有的人發覺根本沒有人等著他回去。他在集中營裏為之夢魂縈牽,且為之振作精神的那一位早已勞蹤杳然!他日夜思盼的這一天終於實現了,然而擺在眼前的這一切,卻與他所渴望的大相徑庭!這多麽淒慘啊:他也許搭上電車,興沖沖回到他多年來朝思暮想的家園。他按了門鈴,一如他在千萬次的夢裏所渴望做的一樣。結果卻發現該來應門的那人已經不在,且永遠不在了。

在集中營裏,我們彼此間常說,人世間恐怕沒有一種幸福足以彌補我們所受的一切痛苦。我們並不是希求幸福--使我們有勇氣,使我們的痛苦、犧牲及死亡有其意義的並不是幸福本身。然而,我們也沒有面對不幸的心理準備。正因為這樣,為數甚眾的俘虜在重返故裏之時才受不了幻滅感的打擊而消沈頹喪難再振作。精神醫師也很難幫助他們克服這一層心理障礙,重新展望人生。盡管如此,身為精神醫生的人仍不應就此束手,反而該把這個心理障礙看作是一項額外的刺激物。

38 直如一場惡夢

終有一天,每位獲釋的俘虜在回顧集中營的種種經歷之時,將不覆了解自己是如何熬過來的。當獲釋的日子終於來臨,每樣事物在他看來都像是一場美夢。同樣地,終有一天,一切集中營的經驗在他看來,也將不過如一場噩夢。

而重歸故裏的人最重要的一個體驗,便是歷盡滄桑之後所享有的一個美妙感覺:從今以後,除了上蒼,什麽都用不著畏懼了。

(第一部分集中營歷劫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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