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夫金《歐洲夢-21世紀人類發展的新夢想》空間、時間和現代性（下）

時間的世俗化

與空間從神聖王國到功利主義平臺、從上帝造物到資源儲備的嬗變相伴隨的，是時間也相似地被世俗化了。在短短數世紀間，時間被改造以適應征用了空間的同一套科學標準。中世紀對時間的感受重點落在自然的周期和季節輪回中，按不緊不慢的韻律進行周而復始的日常工作，和用來準備永恒的救贖的長時間祈禱。所有這些都被徹底改造成現代的、科學的時間表，這個新的時間表是基於客觀性、理性、數學計算、不偏不倚和分配之上。時間被非自然化、科學化了。

有趣的是，有關時間意義和本質的大鬥爭開始於教會和新生的商人階級之間史詩性的戰役，這是中世紀的末端，現代早期的起點。爭論的問題是高利貸。雙方代表著兩種不同的安全觀：其一是神聖的，以永恒的救贖為中心；另一個是世俗的，以物質的富足為指歸。教會禁止高利貸。在《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四節寫道：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或者愛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瑪門是財利的意思）。

高利貸在中世紀尚且罕見，因為多數歐洲地區的經濟都還只是維持生計型的，實物交易是當時貿易和交換的主導型態。隨著12世紀人口、城市和貿易的膨脹，貨幣在經濟交易和兌換方面就更加重要了。新的商人、銀行家階層開始放息錢，獲利頗豐。

教會認為，高利貸是致命的罪孽，要受到永恒詛咒的懲罰。為了支持這一論點，它從新舊約書裏都援引了章節詞句。《出埃及記》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五節，上帝警告他的選民：我民中有貧窮人與你同住，你若借錢給他，不可如放債的向他取利。

梵蒂岡明白宣示，它並不反對正當的價錢，但認為高利貸卻是一種不正當漁利，因而是盜竊。聖托馬斯阿奎那說：錢主要是為了將要進行的交易而被發明的。因此其首要的和正當的用途是以正常交易的方式被用於支付。從而得出，在原則上，從借出的錢裏收取金錢是錯誤的，而這正構成了高利貸。[31]

有關高利貸或者說利潤的爭議的核心是使用時間的問題。商人爭辯道：時間就是金錢。[32]時間對商人來說至關重要。他們的成功有賴於他們運用時間來獲利的能力，如：知道什麽是最佳的廉價購入、高價賣出的時機，存貨能夠在手裏攥多久；決定貨物要多長時間才能運抵，或者把它們航運到目的地需要多久；預計匯率的變化、價格的漲跌、一段時間內勞動力供應的變化以及制造產品需要的時間。倘若一個商人儲備了足夠多的知識來預測、使用和操縱種種不同的時間框架，他就能夠要價最高、獲利最厚。

教會論道，時間毫無例外地屬於上帝，他在自己暫時的王國裏自由地分配它。時間是上帝賜予的禮物，因此人類能用它來為永恒的救贖做準備。但是，商人、銀行家、地主和實業家通過篡奪時間，篡奪著上帝的權威。托馬斯喬布海姆（ThomasChobham）總結了梵蒂岡的官方立場，他說，在收取利息方面，高利貸者沒有賣給借貸者任何屬於自己的東西。他出售的只是屬於上帝的時間。因此，他不能通過出售別人的財產來獲利。[33]

然而，倘若時間能夠淪為商品，可買可賣，那麽一個人聚斂了越多的利潤，他就能為自己買來越多的時間了。取息愈多、獲利愈豐，一個人就能買來他人的時間，從而增加可支配的時間總量。

那麽，人類怎樣才能保證自己的永恒和生存呢？是通過信仰上帝，還是通過聚斂金錢？中世紀史學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LeGoff）總結這一定義人類未來的偉大戰役之意義，說道：因此，在教會時間和商人時間之間發生的沖突，堪稱這數世紀裏思想史上的主要事件之一。[34]

教會逐漸在時間的問題上投降，商人的勝利為貨幣經濟的誕生掃平了道路。市場價格取代公平價格，歐洲已經為市場資本主義的上升，教會力量緩慢、穩步的衰落奠定了基礎。

在中世紀晚期與現代初期之間的階段裏，時間觀念再次以另一種深刻的方式發生變化。13世紀本篤會修士發明的日程表和機械時鐘大大改變了人類對時間的觀念，為通向市場經濟和民族國家統治的道路提供了又一種關鍵的進步。

在有記載的歷史的多數時期，日歷都支配著人類事務。它被用作社會控制的主要工具，調節生活的長度、次序、節奏和速度，並使集體文化活動協調一致、同步合拍。日歷指向過去。它的合法性來自記憶。日歷文化紀念原型神話、祖輩遺產、歷史事件、諸神的英雄業績、偉大歷史人物的生平以及天文和自然環境現象的周而復始。在日歷文化裏，未來憑過去獲得意義。人類通過不斷復活過去的經驗並賦予它榮耀來組織未來。

日歷在當今文化裏繼續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隨著日程表的誕生，日歷的政治意義被大大削弱了。日程表對時間分配施加的控制要比日歷有力得多。日歷調控的是宏大時間安排在全年的事件，而日程表調控的是細微時間安排在一天裏每秒、每分、每小時的事件。日程表在未來而非過去裏尋找其合法性。在日程表文化裏，未來與過去斷裂，成為單獨、自主的時間域（temporaldomain）。日程表文化不再是紀念，而是計劃。它們感興趣的不是復活過去，而是操縱未來。在新的時間框架裏，過去僅僅是未來的序言。有價值的不是昨天完成了什麽，而是明天將成就什麽。

日歷和日程表在另一個重要方面也迥然有別。盡管現代日歷業已越來越世俗化，但在歷史的多數時期裏它們的社會內容是與精神內容不可分割的。在傳統的日歷文化裏，重要日期都是神聖的日期，並通過神聖的紀念日得到嚴格遵循。相比之下，日程表卻是和生產率相聯。神聖價值和精神關懷在日程表的安排裏很少或壓根不被納入考慮。在新的事物系統裏，時間成為保障產量的工具。時間被剝奪了任何殘余的神聖內容，淪為純粹的實用性。

喬治伍德科克（GeorgeWoodcock）觀察到，歷史上常常發生這樣的情況，即一個文化或文明發展出來的手段隨後將用於它的毀滅。[35]日程表比其他任何單一力量都更應該為這一事件負責，即精神的或者說是神聖的時間概念被削弱，世俗時間的觀念誕生。無需分說，本篤會修士從來沒有過瞬間閃念，除了更好地安排一個人塵世的時間、準備永恒的救贖之外，日程表還能用於任何其他的用途。他們幾乎不曾設想，它將成為現代商業的主要工具。

本篤會創建於公元6世紀。它在一個重要的方面有別於其他教派。聖本篤（St.Benedict）時刻強調著活動的重要性。他的首要規章是：遊手好閑是靈魂的敵人成為修會的格言[36]。本篤會修士每時每刻都在從事活動，這既是一種懺悔的形式，也是取得永恒救贖的手段。聖本篤警告修會成員：如果我們能夠逃脫地獄之苦，觸及永恒的生活，那麽我們就必須當還有時間的時候抓緊去做現在可能有益於我們獲得永恒的事情。[37]

正如將要追隨他們身影的商人一樣，本篤會修士把時間看做是稀有的資源。但對他們來說，時間具備這種本質是因為它屬於上帝，並且因為它是他的，所以他們相信自己有神聖的義務來最大限度地使用它，以服務於上帝的榮光。為了這個目的，本篤會修士將一天裏的每分每秒都排定了刻板的活動。他們在指定的時間祈禱、用餐、沐浴、勞動、閱讀、沈思和睡覺。為保障規律性和集體內聚性，本篤會修士重新引進了羅馬的小時概念，這是在中世紀社會其他領域極少用到的時間觀。每種活動都被指派在一天裏某個適當的鐘點。體會一下下面這套《聖本篤教規》裏的指令吧：

諸弟兄必須在指定的鐘點從事手工勞動，另外的鐘點從事神聖的閱讀。為此目的，我們認為每天的時間當按如下方式安排諸弟兄當自清晨開始工作，從第一直至將近第四小時，完成應當的任務。從第四至第六小時，令他們致力於閱讀。第六小時後，離開餐桌，便令他們在悄無聲息的靜謐裏安歇於床鋪。[38]

為了保證每個人都一齊在規定的時間裏開始各自的活動，本篤會修士設立了鐘。鐘聲整日轟鳴、叮當，催促每位修士從事他們指定的周期性活動。最重要的鐘聲是宣告修士們舉行祈禱的八個標準時刻。

本篤會修士用他們規範每日的同樣的時間規律性來規範每個星期和季節。甚至這樣一些世俗活動，如剃頭、放血和重新填充床墊，都在每年固定的日期進行[39]。

當本篤會修士們開創日程表的時候，他們創始的絕不僅是新的時間傾向性。艾維耶塔澤魯巴維爾（EviatarZerubavel）敏銳地觀察到，通過為特定的活動指派規定的時間，並要求嚴格遵循恰當的時刻從事這些活動，本篤會修士為人類的事業設定了規律的集體節拍和韻律，恰似機器[40]。政治科學家萊茵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Bendix）將本篤會修士形容成西方文明的第一批專業人士[41]。

為了保障恰當地服從指定的日程表，本篤會修士發明了一種工具，它能提供比依賴鐘和撞鐘人所能提供的更精準的時間度量。他們發明了機械時鐘。劉易斯穆姆福德（LewisMumford）曾評論道：現代的關鍵機械乃是時鐘而非蒸汽機。[42]歷史上首臺自動控制的機械通過一個叫擒縱輪的裝置運轉，這個機械裝置有規律地中止物體下落的力量，控制能量的釋放和齒輪的運動[43]。

最初這項新發明僅被本篤會修士用作和日常義務日程表保持更高統一性的手段。時鐘能讓教士們將每個鐘頭的長度標準化。通過建立統一的時長單位，修士們就能以更高的精確度安排活動日程次序，並更可靠地使集體活動協調同步。

然而，沒過多久這一新奇事物就開始聲名遠播。到了15世紀晚期，機械時鐘就偷渡出了修道院，成為城市新風景裏常見的特征。巨大的時鐘成了城市生活最引人註目的擺設。它們矗立在市鎮廣場中心，很快取代了教堂的鐘聲，成為協調復雜的城市生活之紛來沓往的集會點和參照點。

僅一百年前，哥特式教堂的雄偉還是社區地位的標誌；而如今，市鎮大鐘的樹立成為城市驕傲的象征。1481年，裏昂居民向市長遞交陳情書，要求建一座市鎮大鐘，這筆市政基金支出的合理性在於會有更多人來到集市，市民們將會非常滿意、快樂和高興，並且會過上更有秩序的生活[44]。

最早的時鐘沒有指針。它們只是到整點就搖響一只小鐘。事實上，時鐘（clock）一詞來源於荷蘭中部地區的clocke，即鐘。到了16世紀，時鐘每隔15分鐘也要報時；某些時鐘開始擁有指針，以標誌出每個鐘點的流逝。17世紀中期發明了鐘擺，提供了更加精確可靠的報時機制。隨後不久便出現了分針。秒針直到18世紀初才登臺亮相，最早的使用者是天文學家、海員和醫生，他們用秒針來記錄更精確的度量。

這樣一種把時間按照小時、分鐘和秒的標準單位來組織的觀念，在一個中世紀農奴看來必然是奇特甚至可怖的。彼時一天只粗略地分作三部分：日升，正午，日落。勞倫斯賴特（Lawrence Wright）說，其他的提醒就只有呼喚他們去工作的播種鐘和收獲鐘，再就是布道和宵禁的鐘聲[45]。偶然人們也會聽到其他的鐘聲，如拾落穗鐘，當莊園的竈點火烤面包時響起的竈鐘，市場鐘，還有召集他們去聚餐、救火或者葬禮的鐘聲[46]。即便是在這些情況下，時間也並不是提前設定、與外在事件無關的東西。中世紀的時間依然是零散、悠閑、不可預測的，並且最重要的是，與經驗而非抽象數字相關聯。

就其本性而言，劉易斯穆姆福德觀察到，時鐘令時間與人類事件脫離了關系。[47]同樣可以說，正如哈佛大學歷史學家戴維蘭德斯（DavidLandes）提出的，時鐘令人類事件與自然脫離了關系[48]。過去測定時間一直是靠生命及物理現象，靠日升日落、四季輪回，從此這卻純粹成了機械裝置的功能。新的時間用數量取代了質量，用機械行為代替了自然界充滿韻律的脈搏。

正在上升的商人熱烈擁抱了機械時鐘。很快這一事實變得不言自明：日益復雜的城市和商業生活需要一種進行調控和同步化的手段，而這只有時鐘能提供。

時鐘首先被應用於紡織工業。紡織品生產的工業革命比其他部門提早了兩個世紀，其間它體現出許多這即將來臨的時代的基本特征。首先，紡織品生產要求一批規模龐大、集中化的勞動人手。它也要求使用復雜機器和大量能源。新的城市無產者每天清晨集合在染坊和漂洗磨坊，在這些地方，加熱染缸、揮動大槌所需的大量能源消耗促進了大單位的集中化。[49]這類復雜、高度集中化、能源消耗型的生產技術使得有必要建立並維持固定的鐘點，作為工作日開始和結束的時間。

工作鐘聲和後來的工作時鐘成為商人、工廠主控制他們雇工勞動時間的工具。史學家雅克勒高夫評論道，這是引進了一種具有變革意義的新工具來對大眾施加威權和控制。他寫道：公共大鐘乃是經濟、社會和政治主導權的工具，操縱在令這一社區工作的商人手裏。[50]

盡管手工業和農業生產者能夠決定活動步調，但在新的工廠系統內卻是機械在裁定節拍。這一節拍無休無止、冷酷無情、難以取悅。工業化生產模式最重要的是井然有序，其節奏模仿著時鐘的節奏。新工人被期待著完全服從新的工廠節奏來安排自己的時間。他必須按時點卯，按機器設定的步調工作，然後在規定的時間離開。主觀的時間設想在工廠裏沒有一席之地。在那裏，客觀時間機械時間的統治至高無上。

時鐘不僅在工廠裏扮演著重要的新角色。資產階級幾乎在生活裏的方方面面都發現了它的用途。這種新的時間控制形式比以往任何曾構思過的手段都更加嚴格苛刻。資產階級將時鐘帶入他們的家庭、學校、俱樂部和辦公室。沒有哪個文化角落幸免於這一非凡的新社會化工具的觸手。劉易斯穆姆福德仔細研究了這一時間意識的變化，得出結論說：

新的布爾喬亞在賬房和商店裏使生活淪為一套小心翼翼、永不間斷的例行程序：多長用來做生意，多長用來吃飯，多長用來找樂子一切都經過精心厘定按時付款，按時立約，按時工作，按時用餐；從此再沒什麽能真正逃脫日歷或時鐘的戳記。[51]

變得和時鐘運行一樣有規律成為新工業時代的最高價值[52]。設若沒有時鐘，工業生活就根本不可能。時鐘使人類思想習慣於這樣看待時間，即它是外在的、自主的、持續不斷的、要求嚴苛的、量化的和可分的。藉此，它為按照同一套時間標準操作的生產模式鋪平了道路。

自然從上帝的造物變形為人類的資源，高利貸法規的變革，公平價格變為市場價格，同時誕生了貨幣經濟，還有日程表和時鐘的出現，這些都深刻改變了歐洲人的空間觀和時間觀。

美國人對空間和時間的貢獻(1)回頂部章節目錄
新的時空觀隨早期殖民者遷徙到美利堅。但是在新世界裏，啟蒙主義圖式似乎擁有了另一種略有不同的人格，更加適應於美國的邊疆精神。美國人開始用一種新工具來支配空間和時間。盡管效率的概念頗為古老，其現代裝扮卻是19世紀在美國發展起來的，並迅速傳播到世界其他地區，改變了人類組織日常生活細節的方式。盡管人類數千年來都在使用工具，19世紀向煤炭和蒸汽力量的轉型卻提供了巨大的新機遇來控制空間和時間長度。正如我們在本章開頭簡單提到過的，人類首次能夠突破自然節奏所強加的上限，並開始將空間和時間轉變為越來越高效的生產力，以獲得物質進步。

盡管歐洲人尤其是英國人和德國人迅速開始使用新的以蒸汽為動力的技術，但卻是美國人創造了一套思想和概念機制，以將人類的表現和新機器的節奏結盟。美國工程師把效率改造成一套操作方法，而它反過來又成了組織空間和時間的網羅萬象的工具。並且，就形塑當代美國性格、提供推動美國夢的活力而言，現代效率觀念的貢獻無出其右。

在18世紀初，效率的含義完全不同。在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1755年出版的《英語辭典》（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效率依然具有神學的指射架構。上帝被定義為最卓有成效的第一動因。在《聖經》講述的創世裏，上帝命令天地賦形完美的高效率舉動。

19世紀晚期，效率轉變為它如今的形式。科學家和工程師探索新的熱力學領域，測量機器的能量投入、產出和熵。在此過程中，他們重新定義了效率，將其轉變為純機械價值。自此而後，效率將被看做是在最短時間內，用最低的勞動力、能源和資本投入，能夠生產出最多的產品。效率的新定義很快就從機器工作臺走向工廠、前臺辦公室（frontoffice）、家庭和個人生活，成為衡量人類表現的尺度和決定人類活動之價值的標準。不僅如此，效率還成為確保個人成功和實現美國夢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推理如下：最具效率者，即生產率最高者，是最有可能升上頂端能幹一番事業的人。盡管對效率的新興趣回饋到歐洲、並逐漸來到亞洲，但它在工作圈裏只是有選擇性地被接受；而在美國，它成為一切人都奉若圭臬的行為準則，幾乎對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加以調節。

美國人熱愛效率。它成為我們定義性的品質，並滲透在我們作為民族的存在本身內。為了理解我們何以將一種機械時間價值觀轉變為人類的行為準則，我們就必須回溯美國的加爾文主義根源，以及我們篤奉的作為上帝選民的信念。

16、17世紀的新教改革者認為，自我犧牲和勤勉工作是一個人被選中、將獲得拯救的標誌。法國宗教改革神學家約翰加爾文（JohnCalvin）抨擊通過善行、懺悔和贖罪獲救的教義。加爾文說，上帝不能被遊說給予天堂的一席。宗教改革者相信，每個人生來便被選中或詛咒，善行並不能改變命運。然而對每個基督徒來說，一個縈繞於心的問題就是：怎樣才能知道自己事實上被上帝的慈悲拯救了呢？盡管沒有人能真正知道答案，加爾文卻認為，被拯救者能夠懷著熱情踐履所有上帝的戒律，並非因為這樣做能保證他們被拯救，而只是因為這是上帝的意誌。此外，每個人都有義務相信自己被選中，並相應行動。不懈的表現能夠作為某種不完全證明，或至少一個標誌，人們可以據此希望自己獲得了拯救。

加爾文要求的不僅是篤信。他宣稱，只是以自己所知的最佳方式在世上繼續已做的行為，這是不夠的而這正是馬丁路德（MartinLuther）的使命觀。加爾文認為，每個人若要侍奉上帝的榮光，都會受到召喚去通過提高自己的生產效率來不斷改善畢生命運，並在此過程中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

在加爾文教義裏，每個人都被迫捱分捱秒度日，通過堅持不懈地完成上帝的意旨，來不斷寬慰自己，擊退嚙咬心靈的疑慮。即便是從徹底的在塵世上禁欲的承諾中懈怠片刻，都可能削弱自己的個人信仰以及身居被選者之列的信心。

約翰溫斯洛普和清教徒，以及其他追隨他們的腳步來到美利堅的新教教派，在許多方面都堪稱宗教改革神學之最忠實的信徒。由於一浪又一浪尋求宗教庇護所的人們滿懷焦慮地要維持他們信仰的純潔，歐洲宗教熱忱退潮之後很久，其火焰依然在美利堅殖民地燃燒。

此處，宗教狂熱者們面臨著令人清醒的現實：在這片狂野未馴的大陸上，肉體的生存至少和永恒的救贖一樣重要。通過結合加爾文教義裏無情的生產率和啟蒙主義對理性行為、技術的威力和註重實效的功利主義的重視，他們得以竭力維持生存並同時踐履信仰。

新的效率觀恰恰合乎這種獨特的美國性情，它所強調的乃是宗教改革神學和啟蒙主義科學。效率是一種理性的、經過技術調節的方法，能夠不斷增進一個人的生產率。一個人變得愈有效率，他或她就愈能肯定自己正在改善命運，而這一切都是為了上帝的榮光。反過來，效率日益提高就變成一種說服自己業已被選中、被拯救的方式。
美國人對空間和時間的貢獻(2)回頂部章節目錄
即便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被選的觀念不再受新教教會寵愛後，日益提高效率從而提高生產能力的觀念依然葆有一種救世軍的品質，而這在歐洲及其他地區采用現代效率標準時是闕如的。我們美國人猶自傾向於將效率等同於良好的道德價值，並常常對效率不高的人做出道德判斷。他們被看做是懶惰的懶惰正是七宗致命罪孽之一。正是因為這種救贖教義的聲調，美國人不僅成為率先、也最樂意皈依現代效率觀念者，並且成了20世紀它最大的贏家。

歐洲人常常驚訝，為什麽美國人生活為了工作，而非工作為了生活。答案在於我們對效率懷有深深的、形而上的依戀。變得更有效率就能更接近上帝。回想一下，上帝是所有行動者裏最有效率的。他說說話就創造了這個世界，沒花任何時間、勞動力、能源或資本。他從虛無裏創造了天空和大地。就我們人類提高生產率並創造我們自己的人間伊甸園能夠到達的程度而言，我們逐漸接近了上帝本人令人生畏的力量。

有了效率來作為新的向導，美國人用一種近乎傳播福音式的熱忱開始重新限定空間和時間。美國人弗雷德裏克W泰勒（FrederickW.Taylor）被廣泛認為是現代效率實踐之父。他的科學管理原則在20世紀初被美國工業采用，之後很快也被社會其余領域采用，奠定了崇尚效率的社會風氣之基礎，並將逐漸改變整個世界。

倘若市鎮大鐘是歐洲過渡到時間新紀元的簽名，秒表就成了美國的綽號。泰勒用一只秒表把工人的任務分割成細小的操作單元，然後測量每項活動的時間，以確定最理想的操作條件下最快的完成時間。通過研究工人動作最微小的細節，泰勒能夠提出建議如何改進他或她的表現，以獲得越來越高的效率。時間常常能夠節約到秒。

泰勒把人類行為貶為機械行為，並用同樣的標準來判斷其表現即，每個工人能夠多麽出色地在最短時間內，用最低的勞動力、能源和資本投入，生產出最多的產品。人和機器，就全部內容和目的而言，都合而為一了。到了20世紀，美國人已經將新的機器價值觀如此深深地融入生活，以至於他們開始用機械術語來描述自己的行為和健康。當人們幹勁十足時便說自己換了快檔（gearedup）或者加快了轉速（revvedup）；當精疲力竭時便道壓強太大（stressed）、超負荷（overloaded）或燃料耗盡（burnedout）。我們調頻來聽（tunein）感興趣的事情，聽到不愉快的事情便關機（turnoff）。連線（connected）還是斷線（disconnected）已經成了是否從事某事抑或已退出的代名詞。

很快，效率專家便走遍了美國，向工廠車間、前臺辦公室和零售公司介紹最新的效率手段。對效率的狂熱很快感染了更廣闊的社會範圍，這種新價值成為檢驗生活一切領域是否取得進步的試金石。激進主義者把效率引入政治領域，並開始呼籲政府的非政治化，呼籲在所有政府部門和項目裏建立科學的管理原則（我們將在第十章裏更詳細地探討這個問題）。

效率十字軍甚至長驅直入家庭和學校。1912年，克裏斯汀弗雷德裏克（ChristineFrederick）在影響廣泛的《女士家庭雜誌》（LadiesHomeJournal）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新式家務管理》，促使全國的家庭主婦們采用更有效率的方式來管理家務。她向讀者坦白，自己因為收拾家務舉措缺乏效率，毫無必要地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她寫道：多年來，我從未意識到，自己實際上在洗衣服一項裏就有80種錯誤動作，更不用說還有其他的整理、擦拭和收藏了。[53]弗雷德裏克問她的讀者：在一個布置欠妥的廚房裏幹活，豈不是浪費我們的時間嗎？家務火車能不能從站臺到站臺、從任務到任務地運轉呢？[54]

美國教育系統在效率運動裏被改造一新。全國學校的理事、校長和教師，更不用說還有學生，都被批評為效率低下、浪費時間。《周六晚郵報》（SaturdayEveningPost）指責：許多學校的事業管理都效率低下，這倘若在政界和商界都將是不可容忍的。[55]1912年的全國學校督察年會上，代表們事先就得到警告：這片大地由東向西、自南往北都能感受到對效率的呼喚，並且這種需求正變得日益緊迫。他們被毫不含糊地通告：學校和其他事業機構一樣，都必須服從於效率的檢驗。[56]

在後泰勒時代，行為舉止就幾乎徹底變成一天裏清醒的每分每秒都要有效率。效率成為開發地球和人力資源以求增加物質財富、實現經濟進步的終極工具。世間萬物都淪為生產的要素，以求加速產出。一代又一代美國人將會幾乎令人類活動的每一方面都臣服於嚴格的效率標準，把他們自己調適到完全如機器一般行事。機器將不再像在笛卡爾、牛頓、斯密和許多現代初期哲學家們那裏一樣，只被當成隱喻了。效率專家及隨後的人力資源經理、管理顧問們把他們遇到的一切都統統轉化成機械標準。藉此www.kungua.com，美國人遠遠超越了歐洲啟蒙時代的機械主義和工具主義價值觀，成為地球上最徹頭徹尾的現代人。

這無堅不摧的效率如此之深地俘獲了美國公眾的想像力，以至於某些社會批評家覺得有必要巧妙地諷刺一下。門肯（）思忖，整個國家的人突然之間都搖身變作了工程師。床墊制造工人變成睡眠工程師，美容師自己也改頭換面叫面容工程師，而垃圾搬運工如今得叫衛生工程師[57]。

無足驚訝，工程師成為新的救世主，將帶領美國人前往應許之地。作家塞西利亞提琦（CeciliaTichi）寫道：工程師更新了深嵌在民族經驗裏250余年的精神使命。似乎，他允諾把工業化的美國直接領入千禧年。[58]1922年對6000名高中四年級學生的全國調查報告說，接近三分之一的男孩選擇工程師作為他們最想從事的行業[59]。

泰勒和他的後繼者們把效率運動推廣到了歐洲，在那邊的生意人那裏受到了不壞的歡迎。但它在社會其他領域受到的待遇就沒那麽熱情了。歐洲人願意把科學管理的原則用於工廠和前臺辦公室以求提高生產率，但即便是那裏，對它也是不無疑慮，尤其為家族企業所顧忌。這類企業迄今依然統治著歐洲，其中，老式的管理手段乃是仁慈的父權制、對手工業傳統的尊重和階級敵意的結合物，它宛若中流砥柱，抵抗橫掃美國的對泰勒主義的熱情。歐洲人更不願意把效率拽入私人、社會和文化的領域。這再次涉及歐洲人和美國人在現代對時空的處理方式之間的核心差異之一。

倘若歐洲人更為市鎮大鐘所吸引，或許這是因為他們把這看成是使人們之間關系協調同步的手段。這是指揮社區集體活動的方式。如果說美國人更偏好秒表，這是因為保持穩定的生產效率被賦予了如此之高的尊重。這並非說在歐洲效率就不重要了。它一直都是、並且現在也是重要的。然而，盡管效率頗有定義美國人行為的趨勢，在歐洲，它卻只被看做一種重要的輔助物，而非人類動機的首要特征。歐洲人對把效率應用於他們的個人生活懷有幾分嫌惡，因為，歸根結底，效率不過是種工具價值。一切行動，不論機器還是人類的，都變成了使產出最大化的要素。人類不再被看做目的，而成為推動生產的手段。

歐洲人很可能要問了：一個人是否會用效率來對待另一個自己真心關懷的人？我們是否會對自己的愛人說，我將通過在最短時間內，花最少的勞動力、能量和資本來使自己的產出最大化，以表現我的愛意？盡管美國人大概會說他們覺得這種想法令人生厭，但在實踐中，質量時間（qualitytime）的概念即每天撥出一小段、事先安排好的時間片斷來和自己的孩子有意義地待一會兒已經彌散在公共心理中，成為過分忙碌的家長照料孩子的操作方針。歐洲家長中間可沒有和質量時間相對應的觀念。

歐洲人在私人關系裏比美國人更少權宜和被迫感。他們問道：一個人能否用有效率的方式展現同情和關愛？一個人能否用有效率的手段找到歡樂、妙悟或幸福？

美國人更常用更具目的性的方式使用空間和時間。我們總體來說不如我們的歐洲朋友們閑適。在歐洲，漫步、冥想和沈思這些詞受到高度評價，而在美國它們則減價許多。美國人最幸福的事莫過於保持高效率。閑散依然會讓我們想起松懈的道德。歐洲人則相反，他們追求閑散。他們甚至會花時間來嗅一朵玫瑰。我的歐洲朋友們告訴我，想要真正享受生活，一個人就必須順時而動，等等看什麽事情將要落到自己頭上。美國人不太願意將他們的財產和幸福都仰賴命運。多數美國人都認為幸福可不是會自動落到自己頭上的東西，而是需要不斷工作來獲得的。據我所知，歐洲人思考和感受的方式卻並非如此。

所有這一切都回落到美國夢和歐洲夢之間一處基本的差異。我們通過作為追求幸福，而歐洲人卻通過存在追求幸福。在我們看來，幸福與個人成就不可分割，而成就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個人的物質成功。在歐洲人看來，幸福與他們關系的強度及共同體的紐帶不可分割。我的歐洲朋友們提醒我，親密的關系和深層的團結感需要時間來滋養。他們不能臣服於時鐘或效率這一必需品的指令。

美國人常常悲嘆我們不能像歐洲同儕一般享受生活的質量。我們將永遠不能夠只要效率依然還是我們組織時空關系最重要的工具。倘若應許之地事實上即良好的生活質量，我們若憑秒表做唯一的向導，就將永遠不能抵達。

註釋

[1],U.K.:OxfordUniversityPress,.

[2]TheMobiles:SocialEvolutioninaWirelessSociety.ContextBasedResearchGroup,.

[3],25,27.

[4]Gimpel,:Penguin,.

[5]White,Lynn,Jr.MedievalTechnology&SocialChange.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

[6].

[7]谷登堡（？-1468），鉛活字印刷的發明者。1450年前後用所制活字字模澆鑄鉛活字，排版印刷了《四十二行聖經》等書，為現代金屬活字印刷術奠定了基礎。西方人曾稱其為活字印刷的發明人，但這個稱謂無疑是對發源自中國的悠久東方印刷傳統及其對西方影響的漠視。譯者

[8]Gimpel,.195;Pagden,Anthony.Europe::FromAntiquitytotheEuropeanUnion.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9]Johnson,:HarperPerennial,.

[10]Wright,:HorizonPress,.

[11]Hansen,,M.A.:HarvardUniversityPress,.

[12]多納泰羅（Donatello，1386-1466），米開朗基羅之前佛羅倫薩最偉大的雕刻家，曾師從透視法創立者布魯內列斯基（Brunelleschi，1377-1446），代表作有青銅裸像《大衛》。烏切羅（PaoloUccello，1397-1475），佛羅倫薩畫派重要畫家，對透視科學作出了重要貢獻，代表作品有《神羅烏諾之戰》。法蘭契斯卡（PierodellaFrancesca，1416？-1492），佛羅倫薩畫派重要畫家，從抽象數學方式和專門繪畫技法研究入手，對繪畫透視學和解剖學理論有較大貢獻。譯者

[13]Randall,,M.A.:HoughtonMifflin,.

[14].

[15]Bacon,,:W.Pickering,.

[16].

[17]羅塞塔石碑，拿破侖遠征軍於1799年發現在埃及尼羅河口，上面銘刻有三種文字，分別是希臘文、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後期的埃及文字，後經法國學者商博良（Jean-FrancoisChampollion，1790-1832）解讀，成為揭開埃及象形文字之謎的鑰匙。譯者

[18]馬特席斯，Mathesis，在笛卡爾詞匯中用作某種包括數學在內而又有別於數學的通用性學科，指導一般思維、尤其指導形象思維（不是文藝）的概括性學科的名稱。（參見：笛卡爾：《探求真理的指導原則》，管震湖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附錄二：關於馬特席斯。第108-109頁。）在本書作者所參考的著作（Randall,.241.）中，此處的馬特席斯及下文的MathesisUniversalis（普遍馬特席斯）都被譯作了mathematics（數學）和universalmathematics（普遍數學），而上下文亦略有不同。這或許是因為管震湖先生所參照的法譯本與引文所參照的英譯本之間的不同而引起。由於譯者不懂拉丁文，不敢妄斷，權以管譯為準。譯者

[19]笛卡爾：《探求真理的指導原則》，管震湖譯。第18頁。譯者

[20]同上，第16頁。譯者

[21]Locke,.TwoTreatisesofGovernment.PeterLaslett,ed.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22]Locke,John.TheSecondTreatiseofCivilGovernment:ChapterV:OfProperty,Section40.1690.

[23]Strauss,:UniversityofChicago,.315.

[24].

[25]Randall,.259.QuotationbyDescartes.

[26]Humannature，或主張譯為人類的自然。西方自古希臘以來的哲學傳統乃將人性視為自然（phusis）之一端，並與習俗（nomos）相對立。譯者

[27]QuotationbyBertrandRussell,1872-1970.

[28]Newton,.AuthorsPreface.

[29]Randall,.259.

[30]Whitehead,:FreePress,1967.

[31]LeGoff,Jacques.YourMoneyorYourLife:EconomyandReligionintheMiddleAges.NewYork:..

[32][Onthequestionoftime.]LeGoff,Jacques.Time,Work,;Quinones,,M.A.:HarvardUniversityPress,;deGrazia,Sebastian.OfTime,Work,andLeisure.NewYork:Anchor/Doubleday,1964.

[33]Chobham,.Broomfield,ed.Paris:Louvain,,questionXI,ch.1.

[34]LeGoff,Jacques.Time,Work,.

[35]Woodcock,..pp.265-266.

[36]deGrazia,Sebastian.OfTime,Work,.

[37].

[38]McCann,.London:Sheed&Ward,1970.chapter48.

[39]Zerubavel,Eviatar.HiddenRhythms:SchedulesandCalendarsinSocialLife.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

[40].

[41]Bendix,,NY:Anchor-Doubleday,.

[42]Wright,.208.

[43]Boorstin,:RandomHouse,.

[44]Wright,.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