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來自火星，歐洲人來自金星

激發人類歷史重大轉折的常常是時間和空間概念的轉變。有時候，采用一項具有革新意義的技術就可能改變我們思考認知世界的方式。不妨以手機為例。歐洲人率先熱情地擁抱了移動通訊技術。我記得多年前曾和妻子一起坐在米蘭的一家時髦的高檔餐館裏，忽然聽見鄰座不遠處響起電話鈴聲。那個中年男人從夾克兜裏掏出一個移動電話，開始和電話那頭的人非常帶勁地、長時間地聊了起來。妻子轉向我，說了句俏皮話：等著瞧什麽時候美國10歲小孩也拿到這個玩意兒吧。

美國人隨後就用上了手機。但關鍵在於無線革命大規模地興起於歐洲。2000年，歐盟以他們每1000人裏就有661只手機而自豪，而相比之下，美國每1000人裏只有308只手機，這使歐洲在采用無線通訊技術方面成為全世界的先驅[1]。歐洲人在城墻和堡壘思維裏生活了許多個世紀之後，突然找到了突破、解放自己的方式。手機帶來了一種新形式的自由：流動性當然，不同於100年前吸引數百萬美國人購買亨利福特T型廉價汽車的那種流動性。

美國人把汽車看做是攫取美國廣袤綿延的土地的手段占有土地，墾殖土地，使土地更加便於管理和控制。汽車（auto-mobile）之名本身就寓意深長。美國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把安全看做是自主（autonomy）和流動性（mobility）。在邊疆，人類的交流極其稀少，環境充滿威脅，因此自我依賴和流動性就成為保障安全的方式。自主意味著不依賴、不受惠於他人。流動性從而保證了無窮無盡的新機遇。神話裏奉為神聖的是美國牛仔和他的駿馬。獨立不羈、飄無定所的他是一個自由的精靈，恰到好處地俘獲了美國式思維。隨著偉大美國邊疆和馴服它的牛仔的消逝，亨利福特開始出售馬匹的機械替代品。汽車允許每個美國人感受到一種自由，正如牛仔們跨上駿馬在西部邊疆漫遊時感受到的那樣。

在歐洲，感受力卻沿著不同的脈絡發展。這裏無疑存在著某種邊疆思維，但卻是以更多變的方式。各種各樣的殖民探險將歐洲人帶到世界的天涯海角。某些人作為拓殖者來到美洲、澳大利亞和南非，並適應了這種邊疆心理。但其他許多人則是作為殖民行政官員、軍事長官和代表本土商業、政治利益的代理人前來的。他們是舊世界的延伸，從來沒有真正擺脫身上的歐洲性。

歐洲人對安全的追尋總是更多地和融入某個共同體相聯不論是同中世紀的采邑訂立契約，還是在雉堞環衛的市鎮裏加入某個手工業行會築起壁壘。只有在一個共同體裏築巢，個人才是安全的，才不受外來的侵略和欺淩。吊橋、壕溝和瞭望塔是歐洲空間觀在建築上的象征。孤獨的、倚靠自己的力量在無邊無垠的邊疆自由漫遊的個人，這一觀念直到今天對歐洲人來說都沒有多少意義。

移動電話技術在歐洲最先取得成功，這意義非凡。手機使個人與他們的共同體保持著不中斷的聯系。它允許個人打破地理的限制，獲得空間的自由，但時間上依然與他人相聯。這就切中了歐洲人和美國人時空觀之差異的要害。美國人渴求排他性的空間。每個人都為自給自足、獨立自主而奮鬥。這就是我們為什麽優先關註隱私的原因。歐洲人尋求的是包容性的空間成為擴展的共同體的一部分，包括家庭、親屬、倫理和階級屬性。隱私次於關聯。對美國人來說，時間以未來為指向，並被看做探索新機遇的工具。對歐洲人來說，時間更以過去、以現在為指向，並用來確定、滋養關聯性。

對6個國家的人民如何使用手機的全面人類學調查，顯示了歐洲人和美國人對待新無線技術的部分差異。例如，在瑞典，他們看到人們對著自己的手機說話，仿佛通話的對方親身在場一樣。[2]因而，在餐館獨自用午餐時對著手機聊天就成了完全可接受的行為。意大利人相信瞬間可聯系性，並喜歡不論何時都能被人找到。他們毫無保留地贊成在任何公共場所使用手機。美國人對使用手機卻很謹慎。以紐約人為例，他們傾向於用手機來完成某項任務，但認為在公共場合用手機聊天常常侵犯並妨礙他人的隱私空間。舊金山人盡管用手機進行和工作或與休閑有關的活動，並且和朋友們聯系，但有些人為隨時能夠被找到、沒有足夠的私人時間而感到擔憂[3]。

某些評論家說過美國人來自火星，歐洲人來自金星我們在最基本的層面上的思考方式如此不同，以至於雙方都不能真正理解對方的想法。這一觀點不無道理。盡管美國意識同舊世界有著深深的淵源，但遠渡重洋、以新的方式重鑄命運和財富的行為本身就標誌出一道心理的裂隙，其分裂程度如隔開兩大洲的水域般深廣。

來到美利堅的是那些被迫背井離鄉，或者不能在他們的舊有關系裏找到安全感的人。有些是急於逃離束縛的冒險家。其他一些人是赤貧的無產者，為了獲得新的、更安全的生存而甘願犧牲，甚至死亡。離開的人是尋求嶄新安全性的人。他們在美國邊疆找到了它。那些固守鄉土者繼續向緊密相聯的共同體尋求安慰。

如今，這些極不相同的安全觀在市場、市民社會、政府大廳裏以無數種方式表達出來。歐洲人偏愛用社會民主主義和集體的義務擔當來救濟背運者和幫助窮苦人脫離困境，而美國人鼓吹自力更生的好處，偏愛采用市場方式來改善他們人類同胞的命運。歐洲人耳邊依然回響著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教誨：從按勞分配，走向按需分配。美國人則寧可將命運和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Smith）相連，他鼓吹的是另一套教義。在他著名的《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裏，斯密提出一個引發爭議的觀念，即：在一個管理完善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裏，每個人都為追逐一己私利而工作，並僅僅致力於謀求自己的福祉。但正是通過他鞏固自己的物質福利的行為，他不自覺地增加了總體的財富，並增進了他的同胞及社會其他部分的福利。

定義何謂安全的這兩個截然不同、彼此矛盾的起點導致了全球化時代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軟件和計算機革命、全球互聯網、移動通訊革新、從集中式的化石燃料能源時代向分散式的氫能源時代歷史性的過渡、生物技術及接踵而至的納米技術向人類生活每一個細枝末節的傳播，這些都導致了我們人類看待時間和空間的方式的基本變革，同時也讓人類反思：伴隨著我們對周邊世界認識的變化，什麽樣的制度性回應將成為必需。我的直覺是，新近浮現的歐洲夢遠比舊的美國夢更適合於應對全球化的世界裏空間和時間的現實。

縈繞歐洲思想的時間和空間

從中世紀晚期歐洲偉大的蘇醒迄今，一代又一代人不斷地拓展著他們可到達的空間範圍，並刺激著人類交流的步伐、速度、流動、關聯性及密度。人類活動從村莊擴展到地區，然後擴展到地域性的民族國家，如今擴展到全球。今天的歐洲正處在一場鬥爭的前沿，其目的是為了重新定義人類狀況及我們需要塑造怎樣的世界來適應我們新的全球到達範圍。

當我們把註意力轉向技術和哲學方面發生革命性變化、時空意識開始被重塑的時期，我們會發現歐洲在上一次現代的開端中同樣曾是各種概念的匯集地。值此人類為將要降臨的世紀實驗嶄新時空模型之際，理解前輩歐洲人如何回應先前時代的挑戰，以及他們為什麽選擇這些特定的哲學、經濟、政治和社會道路來實現現代性轉變，這為我們理解當今發生的深刻變化提供了語境和背景。

新技術的引進改變了我們對時空關系的認識。工具是我們此在（being）的延伸。它們是一種豐富我們感官的方式，藉此我們得以拓展勢力範圍，以求征用空間、壓縮時間、鞏固自身。火槍拓展了我們能夠投擲的臂膀的力量。汽車是我們雙腿的延伸。電腦豐富了我們的記憶。

在中世紀晚期和現代早期之間，一場新技術的戲劇性變革洪流濫觴於歐洲，極大提高了人類控制空間和時間的力量。

重輪犁開始在北歐使用，馬匹取代牛成為新的牽引耕畜，二茬輪作制變為三茬輪作制，這些都帶來更多可耕作的土地，增加了畝產量，並在13世紀、14世紀初使食物產量翻番[4]。食物的盈余導致人口數量的巨大增長，而這又導致了快速的城市化。村莊變為小鎮，小鎮變為城市。自羅馬帝國衰亡以來，城市首次吸引來技藝精湛的工匠和商人，並刺激了可持續的國內商業貿易之開端[5]。

成千上萬個水力磨坊和風力磨坊遍布歐洲，提供了新的非畜力能源，人們用這些能源碾磨谷物，釀制啤酒，鋸木頭，造紙，漂洗布料，操作鼓風爐。到了14世紀，歐洲人可以宣稱他們在多數基礎工業裏已完成用機械取代人力的重大進步[6]。

1436年，德國人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7]發明了第一臺活字印刷機，它引發了一場媒體革命，並將成為組織現代商貿、加快交易和兌換速度所不可或缺的指揮和控制機制。

要想對更長距離內發生的更快速的商業交易一目了然，就必須使用新的記錄方法，而這是口頭或手抄文化不可能提供的。現代的書籍保存、時間表、提貨單、發票、支票、期票，所有這些對現代商業流通如此重要的事物，都是印刷技術的產品。印刷也使得統一的價格系統成為可能，舍此則現代的市場交換觀念無以形成。

印刷也以其他深刻的方式改變了時間和空間的關系。已故的瓦爾特J盎格（Walter J. Ong）提醒我們，由於在口頭文化裏知識靠口耳相傳，講故事和諺語就成為保持知識鮮活的方法。技藝傳承依靠父子、師徒之間的口口相傳。極少的實用技藝被書寫了下來。因為交流是口頭的，它就要求說者和聽者之間很親近。口頭文化在本質上更具親密性、更具交流性。

印刷文化則大相徑庭。文章或書籍的作者極少和讀者有近距離的身體接觸。寫作和閱讀都是在相對的私密中進行的。印刷打破了交流的束縛，並加強了一個變革性的新觀念，即相距甚遙的人們之間可以進行交流。

印刷書籍也將世界帶進了每個家庭。如今了解遙遠異域的民族成為可能。人類的想像力從切身環境的狹隘觀念中擡頭，得以在地球上漫遊。

憑借羅盤的改進和航海圖、地圖日益頻繁的使用，歐洲勘察家和探險家得以環航非洲大陸，並越過大西洋來到美洲。廣袤新領土的殖民化對歐洲人的空間感產生了深刻影響[8]。突然之間，世界豁然開朗。從此，歐洲人就固執地想要填滿它。接下來的數世紀裏，千百萬歐洲人移民到地球的海角天涯，散播他們的文化、經濟和政治信念，堅定地相信他們在把文明之光灑向地球上原始、落後的民族。在1815至1840年短短的25年間，僅不列顛就有一百多萬人航行到了美洲、澳大利亞和新西蘭[9]。

18世紀晚期能源系統從木材到煤炭的轉變及蒸汽機的發明，大大加速了經濟活動的步伐、流動和密度。工業革命迅速找到了它的代步工具。近一萬年來，人類社會一直有賴於人力、畜力、風力和洋流來推動前進；如今，蒸汽力量提供了馴化地球能源的質的飛躍。長距離旅行的時間縮短，人類交流既具社會性質也具有商業性質也加快了。僅數百年前，一個隔絕在鄉村或城墻環繞的小鎮裏的普通人，畢其一生能夠接觸的不過數百人。1863年，倫敦自羅馬衰亡以來首個人口達到100萬以上的城市能夠誇耀它一天可來回傳遞數通書簡。大清早寄給倫敦另一個地址的信不但可以收到回復，並且回復抵達的時間還能允許第一個寫信人在一天結束前再寄出一封回信[10]。

更快、更廉價、更安全的旅行方式蒸汽輪船和火車比人類社會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刻地拓展了人類的空間視野。1830年，一個移民可以搭乘蒸汽輪船從歐洲出發去美國，而只需為旅程支付區區兩英鎊而已[11]。長距離旅行過去曾如此危險，以至於旅行（travel）一詞的詞根就是苦役（travail）。到了19世紀，旅行成為一種典型的娛樂形式。一個富於進取的英國人托馬斯庫克（Thomas Cook）開始用火車、隨後用輪船來把人們帶往引人入勝的去處。他把自己的冒險稱作遊覽。

縈繞歐洲思想的時間和空間

現代早期時空的重組給中世紀歐洲的制度帶來災難。教會、封建經濟和尚武的王國被證明太狹隘、太緩慢，無法適應正重塑著歐洲生活的巨大時空變化；它們逐漸為三種新體制所取代現代科學、市場經濟和民族國家。在完全不同的時空框架裏，新體制遠更具備組織人類生活的能力。

相似的是，今天，理解和組織自然的新方式正動搖著正統科學的根基。同樣，組織商業和貿易的新網絡模式也正挑戰著市場經濟。與此同時，民族國家正不斷讓位於地區和全球的統治形式，後者更能融合新的技術現實和人類意識的變更，這些乃是全球化時代的標誌。

為了充分理解歐洲正在展開的現行試驗的重要性，我們需要後退一步，重新觀看上一次空間和時間意識的偉大變革發生之際，現代科學、市場經濟和民族國家是如何、為什麽在歐洲出現的。藉此，我們就能理解新歐洲手中握著多麽艱巨的任務，值此之際，它正為了新時代而獨立創造自身。

殖民自然

現代早期，歐洲人組織他們與自然世界關系的方式發生了許多重要變化。這些變化催生了如我們今天所知的現代科學。

首先，自然世界被非神秘化，或者說非神聖化了，這要看你信奉理性主義還是屬於浪漫主義思想流派。作為獨立的現實、原始王國或墮落的伊甸園的自然觀念本身讓位於更加現代的功利主義自然觀，即它是一座裝滿原材料的倉庫，等待著被科學開發並在市場裏投入使用。

有趣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成為幫助把上帝從他的俗世王國裏驅逐出門的不自覺的代理人，而這樣做只是為了給新的監督者科學人騰出地方。多納泰羅，烏切羅和法蘭契斯卡絲[12]毫不知，那項叫做透視法的變革性的新發明將逐漸幫助推翻教會千年來的統治。

我們的故事從中世紀歐洲的大教堂開始。當拜訪歐洲的這些宏偉禮拜堂時，美國遊客註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不管距離多遠，都不可能給這堂皇建築拍一張像樣的照片。多數歐洲大教堂都坐落在舊城中心，被一環又一環以同心圓向外推延的建築所包圍。有時在主柱廊前會有一個廣場，就像在巴黎聖母院和米蘭大教堂前一樣。但是，多數情況下，教堂都被深埋在人類的環繞物裏。它們的用意在於成為一塊磁石，吸引周邊所有人來到身邊。它們有意身處社區最中央這強有力地提醒起，往昔，生命曾生活在相互交織的關系之繭中，教會便是共同體的靈魂。

我們美國人喜歡欣賞風景，尤其是居高臨下地俯瞰。如果我們負擔得起，我們將欣然選擇安居在山頂，連最近的鄰居都相距甚遙，這將時刻提醒起我們的獨立自主。我們的排他感令我們感覺安全、自由。但歐洲卻大相徑庭。一切物體都營建在一切其他物體之上。舊城區甚至新城區緊緊地紐結在一起，鄰裏之間距離極短。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人口密度過大和土地稀缺。但其主要原因還在於可追溯到人們生活在雉堞環衛的城市或封建領地上的時期的先例。城墻和采邑之外，是一個充滿動蕩和風險的世界。在北歐和中歐的部分地區，直到中世紀晚期，開墾的田地和牧場外都緊鄰著濃密的森林。

舊歐洲的建築就反映出先前時代的歐洲人看待空間和自身安全的極其不同的方式。中世紀的安全觀是垂直方向的。人們仰望天穹，希望得到永恒拯救的保障；他們俯視腳下祖祖輩輩的土地，安全就存在於他們珍視的傳統以及共同體的聯系之中。

在中世紀歐洲，人們從屬於土地，而非相反。人們生來就在生活裏占有一個位置，並被期待著完成集體義務的繁冗要求，這些要求與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地位攜手同行。基督徒的生活是一出更宏大的戲劇的組成部分。空間被視為一座巨大的梯子，存在之鏈從地球上最低等的生物一直延伸到高高在上的上帝。每個生靈都被指派在生命之梯上的一極，並被期待著服務於更高等的生靈，同時規定著那些更低等的。這是一個地位和成員資格由遺傳所決定的共同體。

仔細觀察歐洲教堂墻壁上裝飾的某些美麗繪畫和壁毯，你就會註意到所有生命形式動物和人類都在水平層面上向上攀升，正如它們所描繪的巨大生命之梯一樣。其中缺乏透視感。這並非因為當時的藝術家不能夠表現透視。毋寧說，透視根本不構成時人意識的一部分。在一個安全存在於緊密相聯的垂直平面之中的世界裏，很少會有人思考透視法。

文藝復興早期藝術裏透視法的肇端標誌出人類空間觀的革命。人類的凝視目光第一次從頭頂的天堂轉向外在的風景。透視法破天荒地將個人擺放在了他的世界的中心。我們從註視者的眼睛來看這幅圖畫。我們用人類的眼睛、而非上帝的慈悲來看待外部世界。視野裏的一切都成為人類矚目的對象。透視法將人類領入主體-客體關系的嶄新空間王國。這是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後來所描述的世界的祛魅之濫觴。

關鍵在於，歐洲的大教堂就不是為了從遠處看而建造的。將它們置於景深中這一舉動本身就將減損它們的權威，降低它們的地位，使它們淪為人類闡釋的對象。毋寧說，大教堂的設計理念是為了令每個人從步入其中的那一刻起便凝目註視上方，這正是當每個參觀者進入這些堂皇廟宇之一時所發生的情況。

想像一下透視法帶給意識的變化吧。對早期基督徒來說，世界被看做不過是短暫的舞臺，一個為了在即將來臨的世界裏得到永恒、持久的拯救而進行預備的處所。有價值的只是信仰者的共同體，他們緊緊地簇擁在一起正如多數中世紀繪畫所描繪的那樣等待著救世主基督的凱旋。透視法重塑了人類看待此時此地的水平世界的意識，重設了每個人類的地位，逐漸使他或她成為自己塵世疆域的主宰。

透視法從文藝復興時代藝術家的畫布移居到前啟蒙時代哲學家的寫字臺，成為用人類的模式（mansimage）來重塑自然世界的主要概念工具。17世紀初，現代科學之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完成了他的兩部最重要的著作《新工具》（The Novum Organum）和《新大西島》（The New Atlantis）。透視法的觀念顯然包納在了他對空間關系及人類在地球上的角色的反思裏。

培根對重視思索萬物本原的古希臘科學尤為苛刻。他寫道，古希臘人從來沒有為了救濟、改善人類狀況而進行過任何一項試驗[13]。培根對沈思自然的興趣遠不如對馴服自然的興趣來得大。他偏愛事物的方法勝於事物的本原。在他的傑作《新工具》裏，他概述了一種組織自然世界的具有變革意義的新綱要，他稱此為科學的方法。這種新工具從藝術家們的透視法概念裏借得了關鍵的洞識。他的方法乃是基於如下觀念，即區分觀察者和被觀察物，事實上創造了一個價值中立的平臺，以求發展他所謂的客觀知識。科學的方法正如藝術裏的透視法一樣，把人類放在了宇宙的中心，將他視野裏的一切都轉化成人類征用的對象。倘若說藝術家在畫布上竊取了自然的相似物，那麽科學家在實驗臺上的工作也正相類似。自然不再是令人敬畏的王國，而淪為等待著按照人類的模式進行改造的資源。培根宣稱，有了客觀知識的武裝，就有可能拓展人類帝國的疆域，以影響一切可能的事物[14]。

古人將知識看做是向神聖敞開的窗口，而培根卻將它看做對自然萬物施展力量的方式。借助科學手段，自然能夠被迫離開她自然的狀態，被擠壓，被鑄型[15]。培根在他所有的著作裏都強調有必要對自然發動一場不遺余力的攻擊。他誇耀，有了科學的方法，我們就有力量攻克、征服自然，從根底上動搖她。培根說，新科學的目的在於建立和擴展人類對宇宙的統治力量[16]。

培根提供了組織自然的方法，而偉大的17世紀法國哲學家勒內笛卡爾（Ren Descartes）卻提供了將自然轉變為資源的概念形式。他在數學的普遍規律裏找到了自以為能夠揭開並操縱自然秘密的羅塞塔石碑[17]。他寫道：

誰要是更細心地加以研究，他就會發現，只有其中可以覺察出某種秩序和度量的事物，就必然涉及馬特席斯[18]，而且這種度量，無論在數字中、圖形中、星體中、聲音中，還是在隨便什麽對象中去尋找，都應該沒有什麽兩樣。所以說，應該存在著某種普遍科學，可以解釋關於秩序和度量所想知道的一切，它同任何具體題材沒有牽涉，可以不采用借來的名稱，而采用已經古老的約定俗成的名字，叫做Universal mathematics，因為它本身就包含著其他科學之所以也被稱為數學組成部分的一切。[19]

笛卡爾剝奪了自然的主體性和生動性，代之以理性的、可計算的範疇。坦率地說，我甚至深信：該學科優越於前人遺留給我們的任何其他知識，既然它是一切學科的源泉。[20]

自然以數學度量的形式被理性化，這使它進一步被看做一種資源。英國政治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Locke）用他對自然之價值的觀點擰緊了最後一顆螺絲釘。洛克認為，有關自然內在價值的任何問題，不客氣地說，都是嘩眾取寵。洛克論辯道：整個拋給自然的土地被叫做實際上也是荒地。[21]洛克主張，原始自然除了被人類使用來改善它們的命運外，別無其他目的。他寫道：

不管是誰，只要思考一下這樣兩畝土地的區別：其一種植著煙草或甘蔗，播撒下小麥或大麥，而同樣的另一畝地卻不屬於任何人，也沒有經過任何耕作；他就會發現勞動的改造構成了價值裏遠遠更大的一部分。[22]

永遠的功利主義者洛克相信：對自然的否定乃通向幸福之途。[23]他推理道，只要人類還易受自然力量的傷害，他們就永不能保障安全。對洛克和其他啟蒙主義思想家來說，要想獲得真正的安全，只有人類卓有成效地［將自己］從自然的束縛裏解放出來[24]。人類解放的關鍵在於日益侵奪、積累和消耗自然慷慨的施予。

對自然的數學式理性化及其向一座資源倉庫的轉換，這標誌出從中世紀向現代生活的過渡裏一個意義重大的轉折點。這並不是說中世紀的人們意識不到為了自己的生存而征用自然的需要。在《創世紀》裏，上帝教導亞當和夏娃要豐饒多產，令他們成為大地上萬物的靈長。如我們已經知道的，在中世紀晚期，歐洲人愈來愈將註意力轉向各種新技術，以保障獲得自然的饋贈裏更多的部分。盡管如此，他們的空間和時間指向很大程度上依然集中於縱軸，通向彼世的拯救。很少有人想到要把上帝的王國轉變成地上的豐饒之鄉。

用數學術語反思一切自然物對歐洲社會還產生了另一個更加微妙的影響。自從人類定居以來，空間就成了地方的同義詞。在某處就是在某個特殊的地方，這裏有自己的歷史和故事。空間總和地方相關。啟蒙哲學家們通過將世界上也包括宇宙裏的一切都約減為抽象的數學度量，成效斐然地成功消滅了生活過的任何經驗感。在新的事物體系裏，真正要考慮的只有位置和運動。給我廣延和運動，笛卡爾如是說，我將造出這個宇宙。[25]

從此，地方的觀念本身就慢慢削弱了，逐漸幾乎完全退出了知識分子的討論，取而代之的是位置、場所及隨後的點的觀念。一個地方僅僅是一處位置或場所，或者在其他位置、場所、地點之間的參照點這些都是可以測量的。接下來的世代正預備著將自然甚至人性[26]理性化，那些支配著人類行為和活動的風俗也不例外。20世紀數學哲學家羅素（BertrandRussell）曾評論道：數學有著冰冷樸素的美[27]。

盡管笛卡爾相信，數學乃是揭開宇宙內部工作機制之謎的鑰匙，但提供了數學公式來重組自然世界的卻是啟蒙哲學家艾薩克牛頓爵士（SirIsaacNewton）。

牛頓發現了描繪機械運動的數學方法。他認為，有一條定律可以解釋為什麽行星以它們實然的方式運轉，為什麽一只蘋果以它實然的方式從樹上落下來。牛頓論辯道：所有的自然現象都可能依賴某些力量；通過這些力量，因為一些原因迄今尚未被了解的實體微粒，或被推向彼此，結合成規則的形狀，或被推開，彼此遠離。[28]根據牛頓三定律：一切物體總保持勻速直線運動狀態或靜止狀態，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變這種狀態為止；一物體受到力的作用時，所產生的加速度大小與外力大小成正比、方向與外力方向成一直線；每一作用力都伴隨著反作用力，它們大小相等，方向相反[29]。牛頓關於物質和運動的三條定律甫經發表便幾乎是立刻受到了學者們的熱情歡迎，他的數學模型也很快就進入了整個歐洲的教學。

在牛頓及他的同時代人構建的新世界裏，所有淩亂、自發、不可預知的具有生命的事物都被推搡開，給整潔、有序、可計算的物質和運動的新世界騰出空間。在啟蒙主義的數學宇宙裏，歡樂、激情、活力、同情、信仰或憂愁都不再占據一席之地。所有這些品質都是不能被約減為數量、不能被數學公式解釋的。啟蒙主義的世界觀是空曠的空間和運動中的物質，這用科學哲學家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話來說是：一件枯燥的厭物，無聲、無味、無色，只有物質相互碰撞著，沒完沒了，毫無意義。[30]

啟蒙哲學家抽象、理性、數學式建構起來的自然觀似乎更適合一個機器的世界，而非人世間。這並不奇怪。啟蒙哲學家在他們對自然工作機制的解釋裏，拜物地使用了機器隱喻。的確，啟蒙哲學家們是如此迷戀機器所釋放的新的普羅米修斯之力，以至於他們開始建構一個宇宙，其每一個細節都令人驚訝地類似於現代早期技術的運行機制。笛卡爾和稍後的牛頓都把整個自然看成是一臺巨大的機器，按照秩序井然的機械原理運行。仁慈的上帝、基督教世界充滿愛心的牧羊人，如今被另一個上帝所取代，這個遙遠的機械師創造了一個能夠自我調節、機器式的宇宙，並使它開始有序、可預測、自動地運轉。

啟蒙哲學家很快將笛卡爾機械式的世界觀擴展到經濟領域，為對人類自身的商業開發提供了哲學解釋。借用笛卡爾式隱喻，亞當斯密提出：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支配著市場，保證經濟生活的正常運轉。這只看不見的手被比作一個機械鐘擺，一絲不茍地調控著供應和需求、勞動力、能源和資本，自動保障著生產和對地球資源的消耗之間適度的平衡。如果不受外部幹涉或調控力量的阻礙，這只資本主義的看不見的手將像永動機一般運轉，保障每一個人在自主進行自我調節的經濟體裏擁有自主權。即便今天，當經濟學家們談到市場機制的時候，他們依然是在用笛卡爾式術語來看待經濟活動。

因而，在新的事物體系裏，看不見的手變成了監督者，而市場成為人們對抗自然及其人類同胞的戰場。冷漠超然、不偏不倚、自動、自主，這位統治著市場的新神只懂得數字的語言。在它的領域裏，所有現象都被約減為商品價值：單位成本，每磅價格，每小時傭金，每周工資，每月租金，每季度利潤，每半年計算一次的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