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市場經濟已然成為現代生活中無孔不入的力量，以至於我們幾乎將它視為一股自然力，倘若真相大白，倘若市場再也不是我們生存的中心，我們美國人就將悵然若失。我們忘了，市場經濟在人類歷史中只不過是相對晚近的制度。盡管自久遠的古代就有市場，它們卻只處於社會生活的邊緣地位。多數經濟活動傳統上都以家庭為基礎。事實上，經濟（economy）這個詞正是來源於希臘語中的oikos，即家庭之意。一個大家庭的成員生產自己所需的物品，和鄰人以物易物，並且偶爾到露天市場裏去出售剩余的產品，這些露天市場並不經常舉行。大的市場，如中世紀晚期的法蘭克福大集市，乃是年度的盛會，吸引著自遠方而來的流動商人。在較大的集市上，人們可以買到更加珍奇的貨物。可供出售的最時髦的物品有絲綢、書本、羊皮紙、麻藥和胡椒，多數都來自遠東。

但是，一個完全整合的現代市場經濟的概念則遠遠超出了商販擺起貨攤、向當地顧客出售物品的觀念局囿。要讓現代市場運轉，所有制造物品所需要的因素土地、人類勞動力和技術都必須脫離傳統的家庭環境，並轉化為這樣一種形式可以被理性化、抽象化、量化，並變成可以在市場上以價格衡量的財產。

盡管現代市場經濟概念發韌於歐洲，但它在美國才得到最完全的表達。自很早以前，歐洲人就對資本主義懷著雜糅的情感。美國人卻從不。美國長期以來被看做資本主義的堡壘。我們對資本主義教義的信仰如此堅定不移，以至於美國和資本主義的概念開始享有同義反復的地位。

美國人大概是世界上僅存的純粹資本主義者了。買賣雙方彼此競爭，以求將他們持有的財產最大化，這種亞當斯密觀念裏的不受羈絆的市場乃是實現美國夢的首要競技場。倘若資本家的角鬥場裏大行妥協之風，美國夢就將受到損害。這就是為什麽美國人對資本主義信條如此忠貞不渝的緣故。它們是我們生活方式裏貫穿始終的重要因素，沒有它們美國夢就不可能存在。

歐洲人對資本主義卻並沒有賦予這樣高的重視。歷史環境的巨大差異導致了在歐洲人節制他們對資本主義的熱情的同時，美國人卻成為其最狂熱的支持者。

為自由市場而鬥爭

我們曾經提到，歐洲現代早期，一股新技術的洪流縮短了旅行的距離，加快了交易速度，減少了交換時間，並使大規模的市場成為可能。封建統治機構過於局促狹隘，無法管理人類活動可能達到的新界限。事實上，這些機構首先是把更大的市場看成潛在的威脅，並試圖阻撓它。

到了中世紀晚期，整個歐洲雨後春筍般湧現了千余個市鎮。這些市鎮裏有谷倉、商店、酒館，從業的都是當地手工業者。他們提供多種多樣的商品和服務，這些都需要專業技能，並非任何一個莊園地產所能操辦。泥瓦匠、傑出的織布工和染工、金屬制造工、武器制造者，後來還有刺繡工、手套商、公證人、家具商、帽商，都在這些初具規模的城市地區聚集，建立了自由城市獨立於當地領主勢力範圍的地區。比如說，倘若一個農奴從他的領主那裏逃跑，逃進一個城市並在那裏住了一年零一天[1]，他就被看做獲得了自由，從他的領主的司法權限過渡到自治市民們的司法權限。

每一種手工業都建立起了行會，以約束其成員的活動。行會負責維持本行業的質量水準，決定制造和出售的產品數量，以及他們的商品和服務以怎樣的公平價格出售。行會經濟的運作有賴於習俗，而非市場力量。關鍵不在於盈利，而在於維持某種生活方式。行會反對開放的市場、自由勞動力、土地的商品化和價格競爭所有現代經濟的基本標誌。四百多年來，行會都憑借城市法典和規章來行使自己的意誌，壓制資產階級的上升。手工業行會在法國直到1791年才被廢除，在英格蘭是1813和1814年，在奧地利和德國是1859和1860年，在意大利是1864年[2]。

在16世紀的英格蘭，一個獨立的商人階層已經開始挑戰行會對商品生產和服務的控制了。英格蘭及隨後歐洲大陸的經濟條件令行會系統日益搖搖欲墜。圈地運動的浪潮解放了農民，提供了新的可供剝削的勞動力。交通的進步路面狀況改善，內河航運通暢使得城鄉之間原材料和制成品的運輸更加便捷。迅速增長的人口要求以更低廉的價格獲得更多的商品。

被解放的新的市場力量首先傷害到紡織手工業。無賴商人開始通過把工作分派給鄉下更廉價的勞動力，來繞開行會的控制和城市的司法權限這被稱作外包制（putting-out system）。技術的新突破和工作的組織化導致勞動分工的誕生，這顯著地降低了商品生產的成本和所需的生產時間。新的生產模式更能夠適應消費者需求的巨大增長[3]。

新的經營方法還帶來一項更加深遠的副作用。在行會體系下，師傅和熟練工都擁有他們自己的工具，掌握對生產的控制權。新的獨立商人階層卻開始直接掌握對生產的所有權，給他們的農村勞動力提供工具和機械[4]。茅屋裏的窮人在外包體制下從事紡織，他們最早感受到了指導商業的新資本主義方式的全部影響。居住在貧困的邊緣，這些窮人常常無法在出售織好的布匹之前購買材料，因此只能從商人雇主手裏借貸。這通常意味著把他最值錢的財產織布機當做抵押，以預支一筆購買所需原材料的錢。倘若他無法清償債務，他就只能讓商人雇主沒收他的織布機，把生產手段直接交到資本家的手裏這進一步加深了他和手工業者對立的處境[5]。

通過提供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和工具控制城鄉之間供給和成品的運輸，新的商人得以對勞動力成本施加更有力的控制。這些窮困潦倒、沒有出路、沒有任何其他謀生手段的農民工，沒有多少選擇余地，只有接受羽翼豐滿的資產階級強加給他們的雇用條件。而在行會這方面來看，他們在速度、生產規模和成品價格方面都無法與之競爭。

歐洲工廠的建立進一步蠶食了手工業主和他們的行會的權力。16世紀後半期，英格蘭出現了工廠制造業。造紙廠、鋼鐵廠、炮廠和後來的紡織廠帶來了這樣一種觀念，即在一個屋檐底下集中所有生產任務，並使用一種共同的能源開始是水力和風力磨坊，後來是煤炭和蒸汽機。工廠制造業要求大筆資金投入常常是上千鎊，甚至更多遠遠超出了哪怕是最富有的手工業主的能力。只有新的商人資本家才能負擔得起這種新制造業模式的投入[6]。史學家莫裏斯陶蒲（Maurice Dobb）指出，生產從屬於資本，資本家和生產者之間階級關系出現，這應當被視為新舊生產模式之間關鍵的分水嶺。[7]

手工業主們發現，要阻遏資本主義的大潮是極其困難的。許多幹脆放棄了，變成新資本主義工廠裏的雇傭勞動者。其他則奮力反擊，建起盡可能多的防火墻，以求阻止新的商人、資本家們打破疆界進入更大的貿易市場。例如，已故的經濟學及史學家羅伯特海爾布隆納（Robert Heilbroner）註意到，在一百英裏的旅行裏，一個行腳商就可能路過一打不同的主權國家，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規則、條例、法律、重量單位、長度單位和貨幣種類。[8]

過路稅收費站給地區和國家間的貿易增添了另一道令人生畏的障礙。每條邊界和管轄區域上都有收費站。海爾布隆納報告說，在14世紀威悉河畔據說有30個以上的收費站，易北河至少有35個；一個世紀後，沿著萊茵河有60多個這樣的收費站[9]15世紀末，法國塞納河沿岸的收費站多如牛毛，以至於要把谷子運到下遊兩百英裏外，就得被征收掉總售價的一半。[10]海爾布隆納有力地指出，中世紀晚期只有英格蘭享受著統一的內部市場，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它上升成為歐洲第一個經濟強國[11]。

盡管行會和地方市鎮能夠通過排他性的、保護性的策略，在他們的城墻之內和鄰近地區對商業條件進行更有效的控制，但它還是被證明難以控制外部貿易。市鎮和行會攜手阻遏新的資本主義企業在鄉村地區的萌芽。新生的商人資本家則利用他們能夠采取的一切手段奮起反擊，以打破壁壘，創造全國市場。

歐洲正處在一場偉大鬥爭的陣痛當中，雙方分別是新的商業秩序和舊的經濟體制。新技術極大改變了空間和時間的現實。舊社會經濟建立在控制生產、規定價格和排除外來競爭的基礎上，如今它已過於狹隘，無法容納新技術的領域，這些新技術令更大範圍內、更多的人們之間可能進行更大規模的商品和服務交換。新技術催生了資產階級，他們一心一意要開發這些技術最大的潛能。他們在自我調節的自由市場裏找到了自己的商業模式。

如今欠缺的是一個嶄新的、規模更大、更加靈敏的政治體系，它可以把自己的意誌強加於數千個地方市政當局，強制取消地方的過路稅、關稅和不計其數的其他法律和規章，正是這些東西維系著日益衰老的中世紀經濟。此外，還需要建立共同語言、統一的教育系統、單一的警察力量以及其他集權機制，這樣才能建立全國性的內部商業貿易市場。卡爾博蘭尼說，正是這種需要把地域性的國家推向了前臺，成為市場全國化的工具和全國性商業的締造者[12]。

民族國家的上升

在人類社會的統治形態裏，民族國家乃是相對晚近的制度。有些學者將它起源的日期確定為不早於18世紀的美國和法國大革命，也有人認為它的根源可以上溯到12、13世紀的英格蘭。流行的民族國家概念是：一個有機的創造物，紮根於共同的文化、語言和習俗，它們在進入現代國家形成期之前一直隨著時間演變。盡管這個觀念裏不無真理，但事實上民族國家更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很大程度上由政治和經濟精英建構起來的人工物，目的在於培養更廣闊的全國性貿易市場、保證海外殖民地的安全。這條規則並不是說毫無例外。比如，後共產主義時代東歐和中歐某些民族主義種族所進行的鬥爭，無疑和擴展市場關系不大，而是為了保存種族身份。然而在多數情況下，民族國家和全國性市場卻都同時出現，彼此在共生關系裏相互餵養。全國性市場提高了人們之間財產交換的步伐、速度、流動和密度。而地域性的民族國家則創造並維持了一套規章條例，它們是保障財產在統一、廣闊的地理平面上高效流動所必需的。

自主、自由的行動者人數日增，他們在自我調節的市場上創造出一個私有財產關系的世界；給他們提供新的集體認同感，這種能力就是民族國家的天才所在。其做法是把自己設立為一幅惟妙惟肖的鏡像，映射出新生的資本主義經濟裏把個人最大化了的利己主義的市場。就像每一個宣稱對自己的個人財產領域擁有主權的自主個人一樣，民族國家也對一塊更大的地域提出了類似的主權要求，所有個體的自由行動者都是這塊地域的一部分。並且，也正如它的公民一樣，民族國家要求在各國間作為一個平等國家而自治，捍衛自己保護管轄範圍內的財產的權利，並且為了爭議地區而同其他民族國家相角逐通過貿易或戰爭。

萌芽中的民族國家所面臨的最困難的挑戰在於如何消滅內部所有這些負隅頑抗的小地區它們抵制在全國性市場進行自由貿易；同時又能博得它的臣民（後來的公民）的情感支持，完成社會的集體任務包括收稅和募集捍衛國家利益的軍隊。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因為在很多方面，啟蒙主義理想的冷漠超然、自我本位、獨立自主的行動者只受他心目中的自我物質利益驅動，決心充分利用自己擁有的財產似乎和這種鍛造共同目的和身份認同的集體感的努力格格不入。民族國家怎樣才能說服無數新解放的個人，為了國家而放棄他們的某些自主權和自由呢？

答案是：要創造一個講述共同過去的有說服力的故事，這個故事要令人信服到足以俘獲人們的想像力，讓他們相信彼此有著共享的身份和共同的命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築師們知道自己面臨著一項艱巨的使命。據說，意大利在1861年實現統一後，皮埃蒙特（Piedmont）地區[13]的前首相馬西莫德阿澤利奧（Massimod Azeglio）曾評論道：我們已經創造了意大利，如今我們得創造意大利人了。[14]

現代的每個民族國家都創造了自己的起源神話，其中有一整套男女英雄、過去經歷的考驗和磨難的時刻，這些都常常用繁縟的儀式進行紀念。在日益祛魅（disenchant）的世俗化世界裏，民族國家必須建立一幅強有力的新圖景，其中，一個民族共享著高貴的過去，並註定將走向偉大的將來。同時，民族國家也必須創造一幅足以令人信服的烏托邦前景，以求贏得它的臣民後來的公民的忠誠。倘若通向不朽的道路不再有賴於接受基督作為救主，那麽至少它可以通過財產積累和交換的形式，在對無限物質財富的不懈追求裏找到。為了回報人們奉獻給國家的忠誠其決定性檢驗標準在於公民是否願意為國捐軀國家將遵守自己的約定，保護每個人在自由市場上擁有和交換私有財產的權利。

創造共享的身份對不受阻礙的全國性市場的形成同樣關鍵。在英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形成之前存在著的，是1000種不同的故事和傳統，它們存活在遍布大陸的山谷裏和山麓上小小的村落。每個故事的流傳都是用不同的語言，或者至少，一種特殊的方言。

對於開展商業活動來說，若要在廣闊的地域裏進行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和貿易，這無數種的方言、習俗和規則將使得交易成本十分高昂。為了創造高效率、無縫隙的全國性市場，壓制甚至消滅這些文化多樣的小地區就成為關鍵的第一步。要創造單一的、同質化的民族神話，就需要常常是無情地毀滅或征服歐洲歷史多少世紀以來存在著的地方故事和傳統。

民族國家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理性程序的采用，它能夠整編枝節蔓生的活動。首先，每個國家都必須確立單一的主導語言，以便人們彼此交流、理解共同的意思。人們常常認為，共享一種普通語言對於把人們帶向民族國家的庇護來說是不可或缺的。然而，通常情況卻並非如此。以法國為例。1789年法國大革命前夕，法國只有不到50%的人說法語，而且只有12%～13%的人能說正確的法語。在法國南部和北部，幾乎找不到一個能夠說法語的人。在意大利1861年統一的時候，只有2.5%的人口使用意大利語進行日常交流。在18世紀的德國，不到50萬人能夠用後來成為標準德語的俗語讀書、說話，並且他們其中很多人還是在舞臺上扮演新作品的演員，或者為少數知識精英寫作的學者[15]。

創造民族語言的動力很大程度上並非和民族國家的形成相關，而是關涉到早期印刷業面臨的人口統計學。15、16世紀的出版商焦慮地想要擴展書籍大量印刷的市場。問題是，盡管拉丁語是教會的官方語言，並且為歐洲學者和宮廷裏的政府官員所使用，但它對於新的媒體革命來說只代表了太狹小的閱讀市場。另一方面，整個歐洲使用的語言和方言如此之多，以至於其中的每一種本身對商業可行性而言都會是太狹小的市場。多數國家的答案都是選擇通常是在某地區占主導地位的單一俗語，把它確立為印刷用的語言首先用於《聖經》，然後是其他文學和科學著作。

即便在這個問題上，逐漸變成標準法語、德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和英語的語言某種程度上也是被發明的。它們通常是某個地區多種方言的因素相結合、並把語法標準化的結果[16]。然而，某種普通語言一旦被接受，它就創造出自己永恒性的神秘感。人們開始把它看做是自己祖先的語言以及把他們束縛在一起的文化紐帶。

為了讓每個人都能讀、能說這種新的俗語，每個國家都有必要建立全國性的教育系統。因而單一的教育體系便對學習什麽、怎樣學習制定了穩定可靠的標準。標準化的國民教育乃是現代的嶄新現象，協助形成了一種國民意識。隨著每一代學生都以同樣的方法和同樣的語言學習同樣的科目，不久人們就開始相信他們的確分享著某種共同的經驗和命運。一位法國教育部長仔細考慮了法國公共教育的成功後說：他能在一天裏任何時間看看表，然後說法國某個年齡的所有孩子是否正在做長除法，讀高乃依，或者做動詞變位。[17]

國民教育除了創造共享的語言和共同的文化身份感外，還有常常顯得更加微妙的效果。國家管理的公立教育給孩子們灌輸現代的新時空意識。學校的設計以工廠為藍本，學生們也就習慣了一整天待在一個巨大的、集中化的設施裏，有不同的房間分配給專門的學習任務，正像他們完成教育、畢業後將要進入的勞動分工和工作環境一樣。學生被教導的還有這樣一些美德，如守時和效率、制定和遵守日程表、勤勉、有紀律、相互競爭。他們被教導相信，學習是一種攫取性的活動，其目的是為了占有知識，它能夠用於提高一個人的自我利益。課程表的設計乃是讓學生們做好準備，接受在上升的市場經濟裏等待著他們的經濟任務。制造生產性的公民成為每個現代國家裏國民教育的首要職責。

隨著普通語言和普遍教育系統的建立，民族國家才開始幹涉公民的事務。現代國家的使命是創造一個徹底理性化的環境，它能夠盡可能完善市場經濟裏財產交換的自由運轉。因此有必要對每個公民進行記錄。出生證、學校註冊表、結婚證、死亡證書還有護照，所有這些都要被頒發。稅是要繳的，政府的收入也是要被分配的。職業軍隊需要得到訓練、裝備、編制然後送去戰鬥。標準必須建立起來，以控制從食品和藥品質量到環境質量的一切。甚至文化本身的再生產也不再是憑著機緣湊巧或者當地社區的突發奇想了。博物館必須建立，紀念館必須撥給資金，歷史紀念日必須被認可、慶祝，公園則留給休閑和娛樂。這張表幾乎是無窮無盡的。

中世紀的政治機構可要懶散得多，很少卷入到它們臣民的日常事務裏去。創造一個生產性的社會要求對人類生活進行全面的動員，這在從前歷史的任何時期都是不可想像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啟蒙哲學家們偏好的世界裏乃是充滿著自主的行動者，他們只尋求自我利益在市場上達到最優化。然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民族國家就不得不創造巨型官僚體制來監督遊戲，並保證所謂自我利益不會崩潰成霍布斯夢魘般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結果，確保個人在市場上的自由的代價，就是政府更多地幹涉、卷入到人類個人生活裏最隱秘的方面。在20世紀一十年代末，超過70萬奧地利人被他們的本國政府雇用，法國有50萬以上的人在政府機關工作，德國是150萬人，意大利是70萬人[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