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俗電視

盡管時不時地企圖遮掩其羞恥，電視大體說來是一種貧民傳媒，最善於宣傳假牙清潔劑、不能自控時使用的尿片、啤酒、通便劑、汽車以及洗涮用品，但是一碰到書籍、思想、歷史，以及人類文明對話的覆雜、精微和諷刺性就死了。在為一次有關“文化”問題而進行的電視談話排演中，有人請我給“人類學的”一詞找一個簡易的同義詞，這使我確信，原來那是一個遠非電視機前的觀眾所能理解的詞，這就是為什麼“文化”無法成為大眾腦海中的以“娛樂”為目標的節目原因，因為這個話題不能惡俗。

女子摔跤，奧普拉·溫弗莉脫口秀，幼稚的黃金時段情境喜劇，以及那些所有角色都像卡通連環畫中的要求一樣表演誇張的“戲劇特別節目”——這些自然是相當糟糕的，但對於知識階層構成不了什麼威脅，因為只有已經失去了知識的那些人，還在津津有味地觀看某個已播到第32次的節目。很多美國家庭擁有電視機的比例比擁有帶抽水馬桶的廁所還要高，而且平均每個家庭每天要看七個半小時的電視，也就是說從每天下午4點半一直看到半夜12點，從“富人與名流生活方式”節目中汲取價值，從“異國風情”節目中領略藝術精微。這些當然是糟糕的，但還不是惡俗的。

要找惡俗，你首先得轉到新聞頻道。在那裏，事件要麼被柔情化，要麼被搞得聳人聽聞，但卻遲遲不講出事情的核心內容，這樣觀眾就不會轉頻道了。事情剛有了個眉目，廣告便接踵而來。同樣惡俗的是沒完沒了的中產階級口味的特別新聞，一副偽學問和假分析的樣子，所謂的“專題討論”也不過是自己不同意自己的意見，一個人玩。這裏的錯覺在於，從表面上看，其整個過程和過去那種小圈子聚會或專家討論會的氣氛一樣自由隨意，而實際上完全是一套一成不變的陳詞濫調，和迎合對方感受的僵硬的傳統手法，這就決定了不可能有任何新鮮或不膚淺的事情發生。劉易斯·拉法拇指出，“盡管表面上看來它極其流暢，電視實際上是一種極其嚴格的宣傳工具，只用那些類似即興喜劇中的角色式的一成不變的人物”，從另一個角度闡明了在惡俗的情形中總會表現出來的表象與實質之間的距離。

你可以用查爾斯。蘭姆很久以前論及報紙時說過的話來談論當今的電視：你沒有哪一次不是懷著一絲渴望的興奮打開一份報紙（也可說打開電視），又沒有哪一次不是滿心失望地合上一份報紙（也可說關上那個操蛋的東西）的。就算你聰明絕頂，你剛開始時的一點點興奮也很快會為庸俗和老套所征服，沒完沒了地滾出經過試驗和測試的而沒有任何原汁原味的東西，表現與內容永遠的勝利。電視是一個不可能有任何令人激動或有趣的事情發生的地方——除了現場直播的體育比賽。英迪的車會不會撞毀？籃球場上會不會發生一次比以往更有意思的鬥毆？那對奧林匹克冰上舞蹈家會不會跌倒？那名被撞暈了的橄欖球選手會不會再爬起來？還是，顯然已經死了，會被擡出場外？這類時刻或許還能激發一點好奇心，只是一小會兒，可以讓人滿意，只要那種該死的聲音不總是插進來評論、解釋、找關系、證實——某個現場評論員非得每場在那兒說個沒完，好像不如此我們就搞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似的。“球高高地飛向左半場，瑞恩正在追——靠墻了，靠了，靠了，”雲雲，而這一切我們本可以自己看得一清二楚。有一種假設是很清楚的：如果沒有解說與評論，任何事情都不會是真的。

同樣的病也染到了電視新聞身上。每件事情都必須編成一個“故事”，哪怕是顯然無須任何評論的自在自為的事情：一座火山的噴發，一條鯨魚浮出水面，足球迷互相打起架來了，有十五輛車被撞毀在加利福尼亞的一條州際公路上。前新聞播報員湯姆·伍爾夫認識到電視的確把這類事件“安排”得很好，他說，其他一些這樣或那樣類似的東西正是電視所要展示的惟一的“新聞”。實際上，他說，“如果徹底關閉電視新聞制作，只報道聽證會、新聞發布會和冰球比賽之類的節目，這才是對全國的一種服務，才是電視新聞。至少公眾不會產生他們正在獲得真實新聞的虛假錯誤印象”。再看看現在，電視新聞節目恰恰成了惡俗的本質；虛假的和實際的事情之間的鴻溝每周要以那種人們熟悉的自我介紹方式（如“丹·拉瑟現在為您報道”）表演五次，而他常常根本就什麼也沒在報道，只不過在表演和朗讀——依照電子提詞機所顯示的內容來讀，正如拉法姆所說，所使用的都是“專為六歲小兒能聽懂配置的”語言。丹·拉瑟的表演只是個小騙術，毫無疑問，只是這個令人厭倦的表演世界裏的一部分，它披上了真實生活（現場報導）的面紗，而這從一開始就是電視的真正材料。正如托德·吉特林所說，即便丹·拉瑟也是在為“一種將乏味和欺騙提升為文化準則的生活方式”作貢獻。畢竟，如果你主要的差事就是大量地銷售沒有價值也不需要的東西，謊言和平庸就必然統領一切。它們並非剛好是電視不幸的副產品：它們恰恰是電視之所以存在的理由。

一旦受到利益的驅使，謊言的魅力會有多大，它如今竟然滲進了一度很純潔、與公開的金錢交易和玩世不恭頻道無緣的公共電視網。既然公共電視台不得不承認某位強有力的商業讚助商總是藏在某個被給定的節目背後，也就是說，肯定會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根本不可能被註意或被提及，電視的羞恥感便迫使它避開如“由××讚助”這樣的用語，而喜歡使用諸如“本節目之制作承蒙××基金之協助”之類的委婉調子，好像用了“基金”這個詞，整個節目就是由諸如基金會、大學以及類似的清白機構的高知識，不謀私利的領域中制作出來的了。

地方性電視新聞與全國性的不一樣，它們更傾向於糟糕而非惡俗。全國性新聞專門使用單個的明星主持，如拉瑟或彼得·詹寧斯，而地方性新聞則要求其主持人必須明白，沒有誰是不可替代的；相反，他們只是一個“新聞組”中的一員，該組的陣容安排永遠不變：

一個女性（常常是亞裔的）

一個黑人

一個白人男性新聞播報員

一個白人（有時是黑人）體育新聞播報員

一個氣象員，常常是個女性

這裏似乎流露出這樣的意思，即該組成員均由普通人構成，都是一些既不比你更好，當然一定不比你更機靈的人，只有一個時候例外，那就是當他們扮演成你的忠實仆人的時候。其魅力所在：地方新聞節目像所有別的節目一樣必須依靠插播廣告才能活下去，也就是說，他們不得不將新聞改造成過去被稱為人類興趣點的東西——比如被從燃燒的大樓裏拯救出來的貓和狗，多年之後重新團聚的兄弟姐妹，金婚銀婚，滑稽好笑的巧合等等。又是托德·吉德林說的：“‘普通大眾’的態度、情感和價值是一切價值最終可以依據的不可動搖的標準”，由於依照那些成功的大眾商業原則行事，電視終於完美地實現了最殘酷無情的資本主義和最多愁善感的平民主義的混合。這一事實，盡管很少會為那些好心腸的堅持相信電視有能力作出“文化上的”貢獻的人們所接受，恰恰是某些人每逢電視被指責為一種貧民媒體時就會勃然大怒的一個原因。要想保住飯碗，電視就必須奉承愚鈍和輕信之徒。

除了真實的生活偶爾會迫使電視正視那些令人恐怖的事情之外，電視新聞（就像它在報業的同行《今日美國》）的樂觀精神將永遠保持下去，而它的男女主持人們也從未遠離過義務性的屬於表演業的微笑傳統。商業的樂觀主義和“報道”業的樂觀主義沒有差別，正如馬克·克裏斯平·米勒洞悉到的，“電視廣告要想讓人看起來像是‘一份獎勵而非一次打斷’，電視的其他節目就首先要以多種微妙的方式進行調整，比如今人難以察覺地吸收商業廣告的品質”。當“泰德”·阿布拉姆森將其奪冠的白色加長豪華矯車命名為“美國夢”時，他恰好是在無知無識中應驗了米勒的觀點：美國對這個世界最主要的貢獻就是——惡俗。那是我們最拿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