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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列寧不喜歡變動，對搬往瑞士並不歡天喜地。狗的時間不能標繪成直線，不是連續運動依次前推，倒像鐘表時針那樣繞圓圈推移——它們也都不願意圈狂地向前跳躍——只是一圈又一圈，一天接一天，依循著同一軌跡運行。在布拉格，托馬斯與特麗莎，每添置一把新椅子或搬動一下花瓶，卡列寧都顯得不高興，因為這打亂了他的時間感覺，正如隨意改變鐘面刻度來愚弄指針一樣。

不過，他還是在蘇黎世的住宅里很快重新建立了他的老秩序和舊程式。如同在布拉格；他跳到床上向他們問候早安，上午陪特麗莎逛商店，還要露一手顯出它走另外的路也同樣勝任。

他是他們生活的計時器。絕望的時候，她總是提醒自己，為了他也必須挺下去。因為他比她更軟弱，甚至比杜布切克以及他們離棄了的家園更軟弱。

有一天他們散步回家。電話鈴響了，她拿起話筒問是誰，

是一個女人的聲音，用德語找托馬斯，語氣不耐煩，特麗莎感到有一種嘲弄的味道。她說托馬斯不在家而且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電話那一頭的女人笑了，連再見也沒說就接上了話筒。

特麗莎知道這說明不了什麼。這也許是醫院的一個護士，一個病人，一個秘書或別的什麼人。但她仍然心煩意亂，不能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隨後，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呆在家里的最後一點氣力：絕對不能忍受這絕對無所謂的枝節。

在一個陌生國家里生活就意味著在離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鋼絲，沒有他自己國土之網來支撐他：家庭，朋友，同事。還有從小就熟悉的語言可幫助他輕

易地說他想說的話。在布拉格，只有在某種心靈需要時，她才依靠托馬斯；可現在事事都得依靠他。如果在這里他拋棄了她，她怎麼辦？她一輩子都要在失去他的恐懼中生活嗎？

她對自己說：他們的結識一開始就是一種錯誤。腋下的那本《安娜.卡列尼娜》不過是一個假證件，它使托馬斯想入非非。他們相愛，但他們都使對方的生活如地獄一般。相愛的事實，僅僅能證明這不是他們的錯，不是他們的行為，以及變化無常的感情的錯，而是他們不相配：他是強壯的，她是虛弱的。她就像杜布切克說一個句子停三十秒。她就像自己的祖國，結結巴巴，氣喘籲籲，說不出話。可是，當這位強者都弱得不能傷害這位弱者時，弱者也就不得不強起來以離去。她對自己說著這些，把臉貼在卡列寧毛茸茸的頭上說：“對不起，卡列寧，看來你不得不又要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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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擠進火車廂的一個角落里，把大箱子放在頭頂的行李架上，然後坐下來，卡列寧就靠著她的腿蹲著。這時，她老想著她和母親住在一起時，她供職的那個餐廳里的廚師。那人總是抓住每一個機會在背後侮辱她，不厭其煩地當著每一個人的面問她打算什麼時候跟他去睡覺。想起這樣一個人真是奇怪。他一直是她最厭惡的典型。可現在，她能想像的，就是仰視著他，對他說：“你總是說想和我睡覺，行，我在這里呢。”

她希望做點什麼事以防自己回到托馬斯那兒去，希望殘酷地毀掉這七年的生活。這是暈眩，一種猛烈的、不可抑制的倒下去的欲望。

我們也許可以稱這種暈眩為一種虛弱的自我迷醉。一個人自覺軟弱質，決定寧可屈從而不再堅挺，就是被這種軟弱醉倒了，甚至會希望變得更加軟弱，希望在大庭廣眾中倒下，希望倒下去，再倒下去。

她試圖勸說自己搬出布拉格，放棄攝影師的工作，回到托馬斯的聲音曾經引誘過她的小鎮去。

可一到布拉格，她發現自己不得不花些時間處置各種現實問題，只得推遲離去的日子。

第五天，托馬斯突然回來了，卡列寧向他猛撲過去。這一刻，他們還來不及互相作出必要的表示。

他們都感到像站在冰雪覆蓋的草原上，冷得直哆嗦。

然後，他們就像兩個從未吻過的戀人那樣相互靠近。

“一切都好嗎？”他問。

“是的。”她回答。

“你去過雜誌社啦？”

“打了一個電話。”

“是嗎？”

“沒有什麼事幹，我在等著。”

“為什麼？”

她沒有回答。她不能告訴他，她一直在等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