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奔告艾青

萬事開頭難，但只要邁出了第一步，任何困難都會迎刃而解。訪問三松堂後，我又拜訪了另一位老先生，他就是馮至。

馮至先生是著名的詩人、翻譯家，他1905年生於河北涿州，早年就讀於北京大學德文系，後赴德國海德堡大學留學，獲哲學博士學位。1964年，他受命創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並首任所長。曾被選為瑞典皇家文學、歷史、文物研究院外籍院士，並獲得“歌德獎”、“格林兄弟獎”、德國“大十字勛章”等。他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直接參與者和成就斐然的作家，他的《十四行詩》為中國新詩寫作開創新體。他的《杜甫傳》迄今“著名於學術史，據為典要”。

20世紀20年代，馮至先生就以詩集《昨日之歌》《北遊》享譽一時，被魯迅稱為“中國最傑出的抒情詩人”。50年代隨著《杜甫傳》的出版和北大西語系主任資格的獲得，他開始進入學術殿堂，被認為是杜甫專家，而且躋身於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第一批，也是唯一一批“學部委員”之列。他是中國德語文學研究的開創者之一，80年代由於又一力作《論歌德》的問世，使他成為我國德語文學乃至外國文學的無可爭議的泰鬥。《論歌德》被公認為是我國歌德研究的最重要的收獲。海涅的《哈爾茨山遊記》《一個冬天的童話》，歌德的詩歌、裏爾克的詩歌及《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這些作品的中譯本都是馮至先生的辛勞。國學大師文懷沙說：“我很佩服陳寅恪，但他的作品不會讓我感動，馮至的《伍子胥》卻讓我流淚。”

20世紀80年代由業師、美學家朱光潛先生介紹，我與馮至先生有過幾年交往。

那時朱先生每出版一部新著，就要奉贈自己的一些老友，出於對我的信任，他有時托我直接送到老友寓中。記得我曾代朱先生給楚圖南、馮至、李可染、楊憲益、馮亦代、張畢來等前輩送過書。

由於送書而結識馮至先生，那時他在建國門外的社科院宿舍樓居住。我記得他房裏都是書，書櫃、書架把墻都遮住了。馮先生微胖，溫文爾雅，樂觀樸素，說話不緊不慢，雖是大學者，卻十分謙和。他說：“朱先生是一位有充沛精力、意誌堅強的學者，我對他很欽佩。解放後，他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花了很多心思，他獨立考慮問題，不受風向的影響。遇到疑難問題，總是反復思考，有時還把原文與其他各種譯文相對照。他的英、法、德語本來是很好的，但他在年紀很大的情況下還學習了俄語。與他相比，我感到慚愧。我本來是研究德國文學的，可是德國重要的文藝理論著作，如黑格爾的《美學》、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萊辛的《拉奧孔》都是朱先生翻譯的。”

馮先生告訴我，他與朱先生相處最長的一段是抗戰勝利後，那時他從昆明回到北京，朱先生也從武漢大學回到北京，二人同住在北京大學中老胡同宿舍，時常見面。馮先生說：“朱先生不大議論別人，也很少講他自己。解放前他的思想比較右傾，那時我對他有些意見，說話時對他有所暗示，但我認為我們彼此的意見不相同，這並不影響我們的交往。一個人的思想和行動是受世界觀支配的，但這是一個復雜問題。有的人思想雖然右，但在做學問和道德修養方面是好的，態度是嚴肅認真的，就有可取之處。解放後朱先生通過不斷學習，努力改造，進步很大，給舊知識分子，也給年輕人做出了好的榜樣。”

馮先生最後說，蓋棺定論，對於朱先生這個人應該有一個全面的評價，他的優點、他的缺點都可以放到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上來看待。解放前他那種右的言論也是本著他的良心講的，應該得到理解，解放後他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也是真誠的。

馮先生從書架上取出一本朱先生生前送與他的《朱光潛文集》，只見扉頁上寫著：“這三卷美學文集都是在馮至同誌指導和糾正之下寫成的，特奉一套作紀念，一九八四年春時已八十有七初度矣光潛”。馮先生笑著說：“我對他哪有什麽指導和糾正啊，他是太謙虛了。”.

1987年10月拙著《朱光潛宗白華論》在香港出版，我郵寄一冊給馮先生。他於1988年5月10日復信，對我多所鼓勵：

士方同誌：

謝謝您寄給我您與王德勝同誌合著的《朱光潛宗白華論》。朱宗兩位同年誕生，同年逝世，堪稱美學界的雙璧。我與朱先生比較熟悉，於宗先生知之甚淺，今讀此書，獲益實深。回想二老生前，一位於十年浩劫中受盡折磨，一位於晚年受冷淡待遇，前者以堅強毅力，後者以超脫態度處之，似此風度，應永遠紀念也。

敬禮

馮至1988.5.10

從信中可知馮先生認真閱讀了拙著，故能發表如此精當的評論，可謂字字珠璣！先生做事之認真於此可見。

1988年馮至先生送我一本他的老友楊晦教授的文集，我發現書名是馮至先生的手筆，就提出希望馮先生賜我一幅書法墨寶，馮先生笑笑說：“我哪裏會寫字，待我練一陣子再給你寫吧。”我#原點書屋 www.txtyd.com以為他在敷衍我，就也沒有在意。誰想馮先生對自己的承諾十分認真，他在後來寫給我的兩封信中都提到此事，兩信內容如下：

士方同誌：

來函及“人民政協報”數份收到，謝謝。

請原諒，條幅還沒有寫，原因如下：一、近來一再小病，先是感有咳嗽，繼之以腸胃發炎，一度吐泄，身體十分疲憊。二、久未用毛筆寫字，實在感到生疏了。但既已承諾，當不至於食言。俟將來有興能揮毫獻醜時，當即奉告。此致

撰安

馮至1988.11.23

士方同誌：

三月二日來信早已收到，遲遲未復，請原諒，原因是久未用毛筆寫字，又懶得磨墨，實在沒有勇氣“塗鴉”。現在覺得不能再拖了，“下定決心”，日內寫幾個字奉上。所謂《學術精華錄》實際上一點也不“精華”，蒙不棄，當奉贈一冊請教。

下星期您若有時間過舍下，字和書一並面交。我家裏的電話是5002695。

問近好

馮至1989.4.4

第一封信是馮先生應我邀約，為我報副刊寫了一篇散文，我寄樣報後他的復信。從此信中可知他當時身體狀況十分不佳，但仍想著為我寫字的事。“但既已承諾，當不至於食言”，先生之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實在令我感動！

第二封信是我寫信向他求賜他的著作《馮至學術精華錄》後他的復信。“所謂《學術精華錄》實際上一點也不‘精華’”，何等謙遜！

過了幾天，我去馮先生府上取回他贈我的著作和墨寶：“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是鄭板橋的詩句。

那天我為他拍了幾張照片，他高興地笑著，眼睛瞇成一條縫，慈祥極了。

馮先生晚年常對人說起他一生的兩個“心病”，一是1958年時文藝界領導要他寫的批判艾青的文章，一是1958年時他主編的《德國文學簡史》。對於第一件事，他曾說，領導關照要寫，這是“任務”，誰敢拒絕不從？

馮至去世前不久，曾去病房看望同住協和醫院的艾青，艾青看見馮至拄著拐棍步履維艱地走來，感動得伸出大拇指向馮至致敬，馮至也伸出大拇指以示回敬，兩位老詩人，前嫌頓釋，把這個歷史造成的恩怨還給了歷史。

至於那第二件事，同樣是當時的時代悲劇。在1958至1959年的狂熱氣氛中，什麽“拔白旗”“插紅旗”啊，在這種時候，有多少人敢說真話，敢憑學術良心正確評價外國作家和作品？然而馮先生嚴於律己，他認為這本書中的觀點、材料上的問題，都是他的責任，他把一個沈重的歷史枷鎖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他並沒有把一切都推給歷史。這是何等心境，何等胸懷！

我們可以把馮至當鏡子來對照，反問自己在荒誕的歲月裏做過什麽荒誕事，是不是把自己做錯的事都一股腦兒算在了歷史的頭上？也許我們可以列一份清單，把那些傷過的人的名字寫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