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這個問題，程抱一先生意味深長地說道：“首先可以說的是，這部小說的主題是人間的戀情，甚或激情，故事發生在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所以敘述的口吻、筆法，均設法依循那時人物的意識與情懷，如明末作家在他們的白話小說中所顯示了的。以今日的眼光去看待，也許會覺得那些人物過於幼稚、單純，過於多愁善感，約束而不奔放。我們作為現代人，當然自認遠比他們進化、開明。不論在知識或在感情上，我們都達到高度的復雜和微妙，怎可與那些人物的‘落後’作同日語呢？可能也正由於此，我們極易成為那看透了一切的犬儒派。我們講究賣弄、俏皮，失卻了那些人物的某種天真的想望，某種執著的鐘情，某種孩童般的對不期而遇的事件發生驚異。這裏，至少有一點值得我們驚異的是，在那樣封建落後、禮教壓制的時代，兩位無名的情侶，除了活過一段特殊的兒女私情，他們所真正展示了的，竟是人類精神潛在地具有的最高境界：開向無限，開向永恒的神往境界。這境界，我們今天仍保留了麼？如果我們不能肯定，則重溫一下這舊時代的故事，也許是值得的。”

顯然，程抱一先生試圖通過《此情可待》的寫作和出版，重演明末時代珍貴地一次性顯示的歷史畫面，並通過它，也重演在真愛過程中才能充分顯現的人間真情的永恒價值。因此，只有首先理解《此情可待》所描述的故事情節的歷史背景，我們才能夠比較恰當地體會書中所發生的愛情故事的真正價值。

明末的中國社會正經歷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只是表現在可以看得見的表面現象，例如表現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方式方面的轉變，而且也隱含在不可見的精神生活和人們的心態結構方面的變化。精神生活和心態結構方面的變化又更復雜地體現在情感、生活品位和各種愛好等內心秉性因素的轉變。

現代的年輕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新時代，離開明末社會和文化似乎很遙遠，甚至會產生一些費解和誤解。

實際上，明末的中國正處在劇烈變動中的歷史轉折時刻，雖然社會和個人的狀況都極其復雜，但總的來講，當時的社會依然在緩緩地朝現代社會過渡和發展：一方面，朝廷的統治充滿腐敗，各種“酷吏”及宦官橫行，百姓深受多層壓迫，民不聊生，以致醞釀和導致各地農民起義，但另一方面，在精神和思想領域，在人民中間不乏萌生自由思想，而在情感方面，也正孕育著獨特的人文倫理價值和異於傳統的浪漫情操。這一時期的人們心態和情感世界，與西方的啟蒙前夕相比，毫不遜色。生活在明末清初的黃宗羲(1610-1695)和顧炎武(1613-1682)等思想家，已經明確提出批判君主專制的自由思想。此外，更重要的是，明末文人的情感變化還包含著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性的特有性質，並同時蘊含著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因素。對後一方面，當時已經紛紛遠道而來的西方傳教士、文人和知識分子都有所關註和贊賞。因此，當時中外思想文化交流雖不肖盛唐和魏晉南北朝時期活躍繁榮，但依然存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土壤和種子。

更具體地說，明末清初，中國雖然在政體上仍處於封建專制，但是這一時期，南方沿海省份的對外開放，經濟上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自由市場經濟也略見端倪。從1405年起，鄭和(1371-1433)在28年間其次遠渡重洋，遍訪30多個國家和地區，遠至非洲東岸和紅海海口，成就了中外航海史上的壯舉。自由貿易自然孕育了自由的思想。因此，明朝末年，一方面是經濟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卻是社會矛盾劇增，動亂連年，為社會制度崩潰狀態下的束縛松動創造條件，促進了思想解放和個性發揚。這種現象，似乎重演了中國歷史改朝換代時期的某種特點，如秦末、漢末、唐末，乃至清末，皆有類似現象。環視西方歷史，如古希臘、古羅馬和文藝復興時期，也顯示了類似特征。

另外，由於在一定程度上的對外開放和交流，在思想上，西方自由精神之風也悄然吹入中國，其追求個性解放的精神逐漸滲入到中國一批文人誌士圈中，使此前多年悄然滋生的自由精神進一步有所發展。

由於個人自由思想的發展，在婚戀方面，部分年輕人不再把傳統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當作理所當然的標準，他們開始關註個人內心的感受，用自己的眼睛和心靈尋找愛情。《此情可待》中的道生和蘭英，就是很典型的一對男女。

大家從《此情可待》所描述的情節中可以看出，他們倆出生和生活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也接受過不同的傳統教育，但他們居然可以在無言面對時，一見鐘情，並一生永遠忠實於自己所選擇的愛情。

彌足珍貴的是，這種中外對話更多地是采取個人間具體接觸的途徑，使這種面對面的直接交流，帶來了單純的書面文字閱讀和語言對話所產生不了的神奇效果。根據西方傳教士帶回西方各國的文字記載，他們出入中國文人宅居的各種庭院，甚至鄉間茅廬，相互間促膝把酒、吟詩、共話，切磋心得體會，親身融入中國文人的生活中去，體驗中國式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種中國文化傳統禮儀。在中外文人相互交流中，在他們對人類各種自然和文化現象的探討中，在他們對人類文化的品賞中，這些西方來的使者不僅領略、吸收了中國的文化，而且還為中國帶入了西方的文明。

顯然，對話在個人間面對面進行的時候，一方面，對話雙方借助於語言文字進行溝通和交流，另一方面，談話雙方又從對話者可見的臉部表情、眼睛的傳神以及手勢動作等極其細節的表演，體驗到情緒波動，達到單純的語言文字交換所無法交流的深層，達到無形的、然而又非常觸及靈魂深沈的心靈交匯的程度，並由此萌生出許多新的感覺及情感，遠遠地超出對話者自身所預想的結果，真正達到雙方精神超越的程度。

《此情可待》中這對相互產生愛慕的戀人之間的極其浪漫和脫俗的故事，正是程先生從這批在中國留下足跡的西方思想家們遺留的文化寶藏中發現的一顆明珠。

為了更深刻地理解明末時代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我們還可以參考處於從中世紀轉化到現代社會的過渡期的西方社會的狀況。通過這種比較和類比，我們也許可以更具體地展現已經在許多中國人心目中遺忘掉的明末社會的特征。

我們所參考的這段西方歷史，是由法國年鑒學派所寫的《私人生活史》第三卷，即該書的‘激情篇’。這本書講述了類似於明末時代所發生的許多感人肺腑的激情故事。

在從中世紀向現代社會的過渡中，市民社會的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與之相應的是情感方面的內心世界的變化。這種變化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社會的轉變導致私人生活領域的產生，導致私人生活空間逐漸從公共社會的空間中分離的傾向。

我們可以發現，在過渡期前的中世紀晚期，個人陷在封建的公共團體生活中，融入到某一個或強或弱的功能系統中。作為某一封建領主莊園或某一部族的成員之一，或是束縛於一定的臣屬關系中，個人及其家人生活在一個有限的世界裏。

按照現今或現代其他時期所理解的“公共的”和“私人的”的語義，這個世界既非公共的，也非私人的。簡言之，私人與公共混淆不分。

正如諾貝爾·埃利亞斯(Nobert　Elias，　1897—1990)所表明的，日常生活的許多行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在歷史的流程中，始終采取有節奏的方式循環地持續下去，而且，它們基本上都發生在公共場合裏。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們一方面可能被限定在個人行動所限定的社區內，即村莊、城鎮或城市，另一方面，是表現在一些彼此相熟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每個人都相互了解，時時都能看到他人的生活，因此，日常生活可以比較不受拘束地顯現出來。於是，在這些世界之外，就是那些充滿神奇傳說的人們居住的未知領域。對人們來說，唯一的居住空間、唯一受到法律管治的空間，就是公共空間。

但是，問題在於：即便在人口相對稠密的時期，上述那些社區裏，仍然存在著許多供人想象、並在結構上稍微比較松散的“私人空間”。這些地域為人們所共識和承認，並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保護：如窗戶一隅、門廊一角、果園深處的僻靜地點、森林裏的一塊空地或小棚屋裏。正是在那裏，經常可以發生各種在公共空間所不允許的行為，也流行各種在公共空間所禁止的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