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當口頭敘述的內容，以書寫形式展現時；當口傳的情境，置身於文壇以及閱讀市場中，神話便在口述、文字書寫的雙重運作下，形構了不同層次的面貌。如何書寫文本和如何講好一個故事，對台灣原住民作家而言，更是一體兩面的挑戰。當代台灣原住民族以書寫、影像、藝術創作，逐漸回答了「我是誰」這個問題，然而，「要回答哪一個名字？」亦或是「要以什麼樣的形式回答？」這些觀察，對創作者、讀者、評論者來說都會是一個有趣的思考點。

眾多名字的背後，帶出了紛紜的應答系譜，選擇哪一種姿態書寫與表現，不僅反映內在的文化思想、個人情境、接受層次等面向，更突顯了一種「對外關係」的思考，因此， 筆者認為，作品中口傳神話的敘寫與詮釋，不僅是回歸文化，亦為原住民作家處理「對外關係」的途徑之一。

對排灣族伊苞來說，如何講好一個在藏西轉山的故事、如何書寫《老鷹，再見》，以及如何編導「祭．遙」，除了是自身體悟，還是她以族群身份對外界的種種回應。該書紀錄伊苞，一個排灣女子到藏西轉山的歷程，實寫旅遊札記，卻在其中細密地敘述、回憶屏東原鄉的部落。這一段從尼泊爾到藏西轉山的路徑，是伊苞「領受了土地的祝福和巫師的眷顧，我要開墾我的生命，放自己流浪¹」的深刻體驗。

放自己流浪，原本欲求在異地的領悟，然而， 父母的吟唱、巫師的禱詞，卻不時地從遙遠的故鄉呼喚異國遊子的靈魂，讓她從中確認排灣族的身份認同。《老鷹，再見》文中以穿插的方式，一方面敘述了藏西轉山的儀式信仰，也透過記憶中巫師、耆老的話語，展現排灣族的神話思維與生活方式，西藏、排灣兩種文化在其中匯聚，創作形式所引發的「對外關係」思考，展現了伊苞創作的特殊性。

有關《老鷹，再見》一書的特殊性，論者從幾個面向思考，諸如旅行文學的出走與歸返²，或是以空間、靈性傳統加以探討³，著重於歸返的排灣原鄉，以及青山部落(Tuvasavasai) 的空間思維和傳統文化，這些面向，的確是伊苞書寫的內在依據，然而，筆者進一步思索伊苞的話語：「我會來西藏，最大的因素是跟神話有關。

我在神話中長大，我一直相信著，神話是人類最原始的智慧。」行旅地點「西藏」的選取，來自於對該地神話氛圍的觸動，而伊苞在《老鷹，再見》的思維，流轉於西藏與部落，而往往是藏族的傳統信仰，進一步勾動了排灣族靈性傳統的記憶。因此，如何深化「西藏」、「部落」兩個空間的交會，亦或是重新思考《老鷹，再見》的神話記憶與文化意義，是本文所關注的面向。筆者欲借重文化詩學的論述，觀察文本中所記憶的原鄉版圖，如何透過排灣族與藏族文化的疊合，在伊苞的創作中成為重要養料，探討《老鷹，再見》神話、口述傳統的文本訊息，藉此思考原住民女性書寫的文化翻譯視角。

一、文化詩學與文化—鄉愁---詩學

1986 年Stephen Greenblatt 發表一場「走向文化詩學」(Towards a poetics of Culture)的演講，此次演講內容除了將「新歷史主義」更名為「文化詩學」， 亦強調文化詩學「是一種實踐，而不是一種學說」的觀點，從中突顯了學術關懷。Louis A. Montrose進一步闡述了文化詩學的思辯歷程：「文化詩學…實際上是位移了互文性的中軸，即以文化系統的共時性文本，取代那自足的文學史之歷時性文本⁴。」重視文學作品所產生的文化脈絡，著重研究的是共性—社會、文化系統中的文學，考察一定時代的文學和它同時期的文化系譜。此說法批評了二十世紀中期歐美文壇主流的形式主義文論，移動了文學美學的評判標準。 

文化詩學的思考，對當時英美新批評的論述，的確產生衝擊，一旦作品與其間文化脈絡產生交集，多重學科的關照，使得文化詩學論者所理解的歷史觀，從單數的歷史變成了複數的歷史(from History to histories)，存在著異質、矛盾、分裂和差異等種種面貌。這番思考，與「後」思維的運作，有某種程度上的相似。以台灣的文學場域而言，歷經解嚴，以及政經社會的變動，伴隨後現代、後殖民思潮的引入，「台灣」成為一個百家爭鳴、眾聲喧嘩的論述場域。因此，有關八O年代以降的台灣文學，該歸屬於後現代思維，或是後殖民批判視角，亦是一個無法被簡單歸類、化約的問題⁵。劉亮雅表示，觀察解嚴之後的台灣文學，不管是在文化思想、作品的主題意識、美學觀等三個層面上，均展現了後現代與後殖民並置、角力與混雜的狀況⁶。兩種思維被放置在什麼樣的策略性位置？互補與頡頏之間，卻都展現了各自的「複數」歷史，而這複數歷史的建構與認定，來自於文化詩學的研究路徑，「鄉愁」這個主題，便是形構複數歷史的重要面貌，本小節文化詩學與文化—鄉愁---詩學，便是以此觀察《老鷹，再見》的起點。 

當下時空、視角的選取，形成了複數的歷史詮釋，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對原鄉的關注，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中發展而來。「鄉愁」是一種抽象的情感，卻與具體的歷史記憶、空間地理形成繁複的關係，而當代台灣原住民鄉愁主題的內在結構，源於部落時空的失落。戰後，國民政府以漢人中心為本位，大力推行姓名改正、平地化等制度，這些政策與法規，一再更替了原住民族的地理空間與歷史記憶，讓原住民族陷入了認同的危機。一九八O年以降的原住民運動，族群文化的復振帶來契機，原住民族不斷地重新自我定位，以尋求自己「真正的名字」。追尋真正姓名的過程中，族人體會到部落文化、空間的失落，產生了踏在自己土地上的鄉愁，一如林志興歌詞「鄉愁，不是在別後才湧起的嗎⁷？」，這個詰問， 進一步讓鄉愁思維承載原住民族對自我身份的思考。

1 達德拉凡‧伊苞(2004)＜藏西       部落＞《老鷹，再見》台北：大塊文化。頁 26。

2 紀心怡(2007)＜出走是為了返家：論《老鷹，再見》中旅行書寫的意涵＞《文學台灣》63 期， 高雄：文學台灣雜誌社。頁 244-269。

3 徐國明(2007)＜一種餵養記憶的方式：析論達德拉瓦．伊苞書寫中的空間隱喻與靈性傳統＞《台灣文學研究學報》4 期，台南：國家文學館籌備處，頁 167-188。

4 Louis A. Montrose” Professing the Renaissanc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 The New Historicism, p.18-19.中文相關討論，可見劉慶璋(2004)＜評美國學人的文化詩學論＞收錄於胡金望主編《文化詩學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頁 171-185。

5 若將解嚴以來的台灣文學視為「後現代與後殖民時期」，則需查考陳芳明和陳映真在《聯合文學》雜誌上的相關論戰，以及呂正惠＜七、八O 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的源流與變遷＞、＜戰後台灣知識份子與台灣文學＞等相關討論。

6 劉亮雅(2006)＜文化翻譯：後現代、後殖民與解嚴以來的台灣文學＞《中外文學》34 卷 10 期， 台北：台大外文系，頁 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