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天則會議---改革三十年的評價問題撰寫的發言稿

摘要：社會對它自身演變的評價，長期而言，決定了它自身的演變。最早定義了這樣一個主動過程的經濟學家，是奈特（Frank Knight），他的思想影響了阿羅（Kenneth Arrow）和布坎南（James Buchanan）。阿羅系統地批評並顛覆了公共政策的“卡爾多-希克斯”判據的合理性。布坎南則確立了數量遠大於帕累托改善之可能性的帕累托不可比的社會狀態之間的政治對話理論。最後，可以視為對布坎南政治對話理論的支持，森（Amartya Sen）提出的一個命題表明，在社會成員對諸如“自由”、“效率”、“民主”這類理想或“美好社會”（good society）訴求的指引下，社會在特定信息結構的制約之內對自身演變的任何評價，或者是不能自洽的，或者在帕累托不可比的社會狀態的集合上無差異。將上述理論運用於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演變，根據中國社會的三重轉型特征可推測，中國的經濟發展或遲或早將改變多數中國人對各類價值的重要性排序並且，以不很高的概率，可能逐漸降低物質利益在價值排序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根據物質利益在人群之內的不平衡分布可推測，由於物質利益在“已經富起來的”和“尚未富起來的”人群的價值排序中的顯著不同位置，並且由於帕累托改善機會的耗竭，在帕累托不可比狀態的集合上的不同價值排序所導致的政治對話與政治沖突，將成為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　　

　　
　　
　　一．引言：關於人類社會
　　
社會生活或生命的群性，與生命的個性相對而言，成為人類的兩大特征。作為“社會性哺乳動物”，人類的每一個體的生活可分類為：（1）情感生活。這一生活的“生理-心理”基礎是人類在物種演化的哺乳動物階段形成於腦內的“外緣系統”（Limbic Systems）。腦科學的當代研究（來自不同學派的報告）的最令人信服的一項共識是，人類的情感生活與理性生活密不可分。不僅如此，因病患所致的情感障礙將顯著地降低行為主體的理性程度。也就是說，情感是理性的基礎和前提，並且根據一般哺乳動物遠低於人類的理性程度，我們推測，理性不是情感的基礎和前提；（2）個體生活或“私域”（private domains）內的生活。這一生活的“物理-生理-心理”基礎是生命“體”邊界之內的主動過程，即亞裏士多德（拉丁文本）談及“動物”（anima）時使用的這一語詞的另一涵義——“靈魂”。有靈魂的過程，從奈特的思想體系之內推斷，可稱為“主動過程”。就動物而言，主動過程意味著關於生命的常見的“三層次”定義——每一生命體必須有身體的“邊界”、邊界內部覆制自身的過程、以及邊界內部與外部之間的能量交換過程；（3）群體生活或“公域”（public domains）內的生活。這一生活的“物理-生理-心理”基礎尚未令人信服地澄清。一種可稱為“套套邏輯”的演化論的解釋是，社會性哺乳動物之所以演化為“社會的”，是因為使它們在與其它物種的競爭中得以生存的策略之一是個體之間的“合作”。對這一假說的實證支持是晚近發表的一部分演化心理學、胚胎腦科學和關於人類情感的腦科學研究報告，其中，人類腦容量增長在大約50萬年前的停滯和此後人類大腦的前額葉占大腦比重的迅速增長，以及前額葉在社會認知與情感協調方面的主導性功能，可用來支持人類大腦的社會交往決定論。
　　
哺乳動物之外的動物也可以有社會性，典型地，動物學家們特別關註白蟻、螞蟻和蜜蜂的社會性。非哺乳動物的社會交往及其可達範圍，依賴於它們使用的可稱為“語言”的各類信號的性質。與哺乳動物不同，非哺乳動物的腦，缺少“情感中樞”。因此，我推測，它們的社會認知行為唯一地由它們的“語義記憶”（semantic memory）能力及其性質決定。根據動物行為學及腦的胚胎學原理，我們不難推測，社會性昆蟲類的語義記憶能力是遺傳決定的，並且在後天發生的特定情境內習得語言的具體內容。也因此，這些昆蟲社會，與原始人類社會一樣，被納入塗爾幹所謂“機械團契”，與現代人類社會所表現的“有機團契”形成對照。但根據關於昆蟲分工和人類分工的比較研究以及語言和情感的記憶理論，我推測，人類社會之所以能夠形成有機團契，並非由於勞動分工的發展，而是由於社會情感的發展。許多跡象表明，有一種被辛格（Tania Singer）在最近發表的一份腦科學報告中命名為“共享的神經元網絡”的腦內信號系統，可視為普通靈長目腦內的“鏡像神經元”系統在更高階段演化的產物。這一共享式的神經元網絡束，應是人類在範圍遠超血親家族之外的社會交往能力的“生理-心理-語言”基礎。與此同樣具有啟發性的一項腦科學事實是，在迄今為止被人類研究過的各物種當中，似乎只有人類和數目有限的“會唱歌的鳥類”（singing birds）的腦，有“場景記憶”能力。後者完全不同於“語義記憶”，因為它使行為主體有了關於“時間”或“歷史”的感覺。
　　
綜上所述，我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推測，“情感生活”、“場景記憶”、“社會交往”，這三類現象之間存在著密切甚至不可分離的聯系。正是這一目前尚未澄清的聯系，為人類社會提供了“物理-生理-心理”的基礎。並且也是在這一聯系的基礎上，才可能在人類個體的心理世界裏形成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在1930年代提出並成為社會行為學、社會心理學和符號互動論的基本原理之一的“社會自我”（social self）。
　　
回顧人類社會的歷史，韋伯認為這些社會及其權威的正當性來源可有三類——傳統型、法理型、奇理斯瑪型。與此相對照，奈特認為人類社會可分為下列三類：基於習俗的，基於威權的，和基於共識的。這一分類導致阿羅在建構“社會選擇”理論時，將“不可能性”定理的現實背景限制在“共識社會”（consensus society）的集體行動的範圍內。在其余兩類社會裏，由於“習俗”和“威權”的內在和外在特征，集體偏好不是如同外部強加的就是獨裁的。
　　
　　
　　
　　二．社會過程
　　
就我的閱讀所及，奈特是最早闡述“社會主動過程”的經濟學家或社會哲學家。他1942年發表於《倫理學》雜志的長篇論文“科學，哲學與社會過程（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dure）”，以及1944年和1946年他在同一雜志發表的另外兩篇論文，提出了一整套社會演化學說。
　　
根據奈特的社會演化學說，社會變革往往源於它的上層人士對占據主導位置的生活方式及其意義的不滿——古代巴比倫的僧侶、中世紀人文主義者、以及當代都市裏社會批判家們。一般而言，任何社會，在任何時段內，有一些社會成員被全體社會成員認為是“重要的”——與其他社會成員的影響力相比而言。這些重要的社會成員們關於某些公共事務的“重要性”可能達成共識。這些達成共識的具有重要性的事務，成為社會的首要目標並為此而引發社會變革。
　　
關於“重要性”（importance），學術活躍時期稍早於奈特的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晚年曾提出一個命題，我稱之為“演化理性的哲學表達”：在任何理解（understanding）之前先有表達（expression），在有所表達之前先有關於重要性的感受（feeling of importance）。此處，“有”是存在性的描述。如果一個人關於某一具有重要性的問題尚未有感受，那麽基於這一感受的表達是不可能的——註意，懷特海使用的是“ex-pression”，與“im-pression”相對而言，前者是後者的外在表達，後者是休謨哲學（懷特海哲學的兩大思想淵源之一）由以出發的概念——在任何“觀念”（idea）之前先有“印象”（imp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