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地景的概念的發展，Hirsch（1995）提出，地景的概念和和三組概念有關：空間／地方、內／外、意象／再現的概念有密切關係。地景的第一組概念（空間／地方），指涉關於這個空間或地方，每日生活的情境、形式或經驗。地景的第二組概念（內／外），指涉關於內／外的界限、區別和認同的建立（Newman & Paasi, 1998）。地景的第三組概念（意象／再現），指涉媒體、文獻傳播之集體的再現，其中符號所展現的情境和形式。這三組概念並非獨立的，而是互相糾結交織的。類似的分析也見Keisteri（1990: 46-52）；她在〈地景概念的多層次模式〉一文中，說明並討論當代地理學的「地景」概念，並提出入了三種「觀點」：（1）人類觀察者所能觀看到的，實體的地景或地區；（2）此地在人們心中所喚起的，地景的經驗／體驗；（3）形塑該地景的產生作用的過程。Keisteri 研究文化地景的改變而發現，地景是可見的區域，為人類觀察者所感知，包含了對這些區域的心理經驗／體驗，以及召喚的基本過程。自然的和人類的之間的所有互動過程，反應以及主張，是研究地景時必須分析的動態過程。

隨著地景的研究的發展，地景研究也從單純的描述性陳述，走向更為複雜的地景的政治經濟分析（Hägerstrand, 1995），而這個觀點更適用於國家地景的分析上。例如，Greider 和Garkovich（1994: 1）曾解釋地景為「被人類賦予自然意義的活動，所創造出來的象徵環境」，地景的形成涉及特定的觀點，藉由篩選特定價值和信念的過程，而賦予環境某種定義和形式。

每個地景都代表著某個象徵的環境。Greider 和Garkovich 的觀點，將地景視為一種文化認同的反映，是社會建構出的、而非自然發生的。這裡的重點應是，因為文化團體不同象徵符號的使用，物質環境得以提升為感知的層次。所謂象徵符號是賦予相同的物質物體，也可能因為不同的時代、觀點、信念、團體等等而賦予了不同的意義，產生了不同的象徵符號。近年來的地景研究受到重視，在跨越不同的學科領域中成為學術上的重要課題。而符號學的觀點來看，研究著重於地景的象徵角色、地景在權力、性別、或族群的關係的象徵角色（Zukin, 1991; Rose, 1993; Mitchell, 1994）。

芬蘭是目前有選出的「景點」或區域為「國家地景」的少數國家之一。芬蘭於1992 年選出了27 個國家地景，而其中的8 個國家地景完全或部分位於自然保護區1。芬蘭「國家地景」的概念可回溯至19 世紀初浪漫民族運動（Romantic Nationalism）的文學與藝術，反映了當時的政治和社會事件。在芬蘭民族主義者的文學和繪畫所製造出來的氛圍中，「地景」也逐漸被視為國家的資產。芬蘭國家地景選出為特屬於芬蘭國家的，再現「不同區域、最美好的自然和文化資源……國家地景擁有驚人的象徵價值……他們是維護文化遺產的靈感的資源和來源」（Putkonen, 1993）。

叁、芬蘭的民族運動與民族浪漫主義

芬蘭國家地景的形成有其民族主義的背景。芬蘭位於兩個強大鄰國，瑞典與俄國之間，芬蘭長期受瑞典統治，直到1809 年3 月19 日，芬蘭為俄帝亞歷山大一世所征服（Finnish War），成為帝俄版圖中的大公國（Grand Duchy of Finland）。在帝俄統治其間，芬蘭語才開始被當局承認。1860 年起，芬蘭的民族主義興起引發民族運動，稱之為Fennoman Movement，致使芬蘭與俄帝的衝突不斷。一直到了1917 年的俄國發生的2 月革命，芬蘭才得以藉機獨立（蔡百銓，2004）。

在北歐國家中，芬蘭的語言則屬於烏拉語族的，芬蘭─烏戈爾語系的芬蘭語，與南邊鄰居愛沙尼亞與相近。過去在瑞典和俄帝統治期間，芬蘭的官方與文化生活的語言仍是瑞典語，芬蘭語僅在鄉村農民及一般芬蘭人社區使用。於此，相較於瑞典語作為官方語言，流通於政治、宗教、教育領域之間，芬蘭語則顯得屬於底層階層的，被當成是粗俗的語言。直至1892年，芬蘭語才首度與瑞典語並獲認同為官方語言（蔡百銓，2004）。


芬蘭語的歷史巨作是隆洛特（Elias Lonnrot）在1835 年以芬蘭文編篹的民族史詩《卡勒瓦拉》（Kalevala）。這部史詩是芬蘭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發展的結果。《卡勒瓦拉》（Kalevala）史詩收集芬蘭人的天地創造神話、民族英雄傳說與民謠歌曲，再加以聯結、編篡、整理而成的。《卡勒瓦拉》字義即是「英雄之地」，美化與塑造了芬蘭人冒險犯難、剛毅不屈的民族性格，也是浪漫民族主義倚重來激發芬蘭的民族意識的代表。

芬蘭的民族運動除了芬蘭語獲得官方地位，也積極尋求、建構屬於芬蘭的主體性，而民族浪漫主義就是這個時期的風格與風潮，試圖以藝術作為提倡芬蘭文化認同的方式。Weston（1997: 15）認為民族浪漫主義是一種「構築國家文化認同的一個共同且極為成功的嚐試……也是對迫切需要去定義有別於前任及現任主宰國的芬蘭文化之反應」。Weston（1997: 15）同時指出，在俄帝統治期間的芬蘭民族浪漫主義具有強烈的折衷性質，「反映在介乎屬於對歐洲、芬蘭中世紀建築之關注與《卡勒瓦拉》（Kalevala）、Karelia 之史詩世界間之焦慮。」例如，這個風格體現在芬蘭的Karelia 建築，一種強調芬蘭獨特地景中純粹森林聚落的建築，企圖表現人類生活和自然和諧的方式。

如前述，芬蘭「國家地景」可回溯至芬蘭的民族浪漫主義，自19 世紀中葉的初期開始構組，一直持續到戰後的時期，芬蘭的國家地景意象呈現是相當結構性的整體。顯然，這個整體與芬蘭國家文化的相對同質性並行，一方面有民族運動強大的立場護航，也有也獲得政府核心角色的全力支持。

1 參見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