闕河嘉·芬蘭國家地景中的鄉村意象（1）

摘要：本文以符號學的觀點分析19 世紀以來芬蘭國家意象的建構歷程與特色。湖泊、森林、雪地和原野的自然地景，與其間座落著小木屋，此等鄉村景緻是大眾文化中代表芬蘭民族或國家的地景。然而，這表面上看似客觀形成的芬蘭國家地景，卻是民族國家認同與觀光產業發展下的展演。本文說明了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湖泊、森林、雪地和原野如何成為芬蘭人民民族主義運動所凸顯的認同符號，而在當代芬蘭社會中，伴隨著芬蘭鄉村觀光產業的發展，這些鄉村地景如何不斷扮演著代表芬蘭人國家地景的過程。

壹、前言

位居北歐的芬蘭，因其特殊的冰河地形和極地氣候聞名，湖泊、森林、雪地和原野，與座落其間的小木屋所構成的鄉村景緻，早已是芬蘭國家歷史中不可或缺的代表性象徵符號。冰河作用造成了芬蘭有千萬個湖泊，佔其國家面積的十分之一，是歐洲最大的湖區，而有「千湖國」之稱。而芬蘭的北國風情更以其北極圈雪地活動為代表：如耶誕老公公乘坐馴鹿拉的雪車、或哈士奇狗拉的雪橇穿梭在芬蘭的原始森林中都是極具芬蘭國家意象的景緻。因此，地景的概念指涉的不單只是某個具體有形的區域，更是其所連結的文字或藝術美學的意象。地景的概念超乎自然界限的概念，所牽涉的意象是在於人們的經驗中。

目前，芬蘭是有官方選訂的「景點」或區域為「國家地景」的少數國家之一。從符號學分析的角度來看，國家地景意象的呈現可以視為一種想像的符號系統（signifying system），其再現了論述（芬蘭）國家的概念性空間。而符號學研究更有興趣的是，探討上述芬蘭鄉村地區的地景意象如何構成國家意象的部分；也就是，對於看似為一種慣例，看似一種既成的事實真理的特定的符號展現進行論述分析，更進一步探究隱藏於其後的社會和歷史起源，而這是本文所的研究目的。這樣的角度其實也是受到芬蘭符號學研究的啟發。

因此，本文首先將說明芬蘭符號學研究的發展，與芬蘭國家地景研究的符號學研究特色。隨後，由於芬蘭位居於兩大強鄰（瑞典、俄國）之間而飽受其統治威脅，芬蘭有其民族運動的歷史，而地景則是其間芬蘭人所欲凸顯代表芬蘭民族／國家的認同象徵之一。因此，本文扼要說明芬蘭19世紀的民族運動，以為下一小節的背景說明。接著，本文就芬蘭民族運動開展以來的國家鄉村地景意象的發展，依民族浪漫主義時期、芬蘭獨立後、二次世界大戰等階段說明。最後的一個小節，本文將解析民族運動的條件似乎不復存在，而當今芬蘭的社會經濟發展已獲得了國際認同的情境下，傳統的鄉村地景卻依然是芬蘭國定國家地景中的要角，有何特殊意義。

貳、芬蘭符號學研究與國家地景分析

一、芬蘭－烏戈爾語符號科學研究的發展

國際符號學研究的發展可說從1960 年代開始，隨國際符號學的主要趨勢和用語，芬蘭符號學即跟著發展。符號學，Smiotics，此一用語同時源自俄國學術語言。屬芬蘭－烏戈爾語系的芬蘭，符號學的用語semiotika 這個用語來自英國－德國－俄國傳統，一般使用的芬蘭語中沒有符號學或符號學習的特有用語。這不同於一般認為的符號學傳統是法國結構主義之一，即使芬蘭符號學家與法國學派間關係相當密切。同樣是芬蘭－烏戈爾語系的匈牙利，其符號學（szeiotika）是學術用語，直接來自俄國莫斯科的塔爾圖學派（the Moscow-Tartu school）的早期作品，具有國際的參考架構，且是有點老派的用法。匈牙利用語最終屬於美國符號學（皮爾士的）傳統，但帶有俄國語的中介理性的色彩（Tarasti, 1999）。

芬蘭符號學協會由Eero Tarasti 於1979 年發起成立，以赫爾辛基為主的芬蘭符號學研究出現於晩期法國結構主義，並和俄國的塔爾圖學派保持相當的聯繫。Tarast 可謂是當前重要的符號學家之一，他於1971 年出生於前蘇聯，後來移居法國，1960 年代開始了語言學和語意學的研究，提出了符號學研究作為人文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的理念。Tarasti 所領的導芬蘭符號學協會的會員數及研究主題的範圍成長快速，現在，芬蘭符號學可謂是歐洲最有組織的全國性組織，此趨勢已經獲得所有可能國際性的承認。此外，在1985-1988 年間的國際符號學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 IASS）中，也與愛沙尼亞、俄羅斯、北歐、美國、法國以及其他學派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台灣於近年來，都有學者參國際符號學會舉辦的大會及研討會。

芬蘭的符號學以及應用展現在許多面向：音樂、文學、戲劇、電影和藝術、歷史、政治、哲學等社會文化的符號學分析（李韋翰，2003）。並衍生出社會符號學、生態符號學等等專門領域。當前芬蘭符號學由於其跨學門的期刊Semiotica 而出名，該期刊於1982 年首次出版，Eero Tarasti 的Johdatusta semiotiikkaan（1990）一書；以及芬蘭符號學協會的《通訊集冊》（由Tarasti 所編輯），和Merkkien Kronikka（Imatra, 1991）都是芬蘭符號學的代表性刊物（Tarasti, 1999）。

1960 至1990 年間似乎是歐洲、美國以及其他地方符號學研究的新黃金時期，發展制度已經穩定。雖然符號學的拓荒者／先驅學家逐漸凋零，一些老派的符號學漸漸消失，如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的原始形式已不存在，然而新的中心和學派興起，而芬蘭符號學似乎成為世界上的重要領導學術重鎮之一，可預期的是芬蘭－烏戈爾的符號學將帶給全球符號學研究的新刺激。

二、國家地景與符號學研究

人類社會、自然與環境間的關係的理解，可藉由對於其象徵體系的解構獲得認識。符號學是對於社會文化中符號與符號系統的研究，符號學是一個用以詮釋文化創造的分析、批判工具。從符號學研究來看，國家地景（national landscape）是具有國家民族代表性象徵功能的資源，符號學探究、討論哪些關於國家地景想像的要素，不同想像之間的消長和變化現象。

符號學將探討哪些國家地景的再現（representation），其符號意義產製的持續過程。所有的社會文化現象都可視為是符號的集合體或稱為「文本」；因此，文化地景，如地方意象或文本中的鄉村想像都可以是符號學解釋下的創造／產物。簡單來說，符號學強調「指意過程」（significance）指的是「某物」（something）用以代表「某事物」（something else）的過程；例如，社會符號學則是研究符號以及社會背景脈絡：意識型態地挑戰符號系統和日常生活的物質文化之間的連結。例如，「意識型態」是促進某一特定團體、階級或社會，其利益和統治的任何價值、信仰和規範系統。也就是，符號學研究一個物體被視為符號並被賦予意義的社會過程（Hopkins, 1998: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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