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經驗可分為人類經驗和個人經驗兩個方面。那麽，究竟是用人類經驗來解釋個人歷史，還是用個人經驗去解釋人類歷史？這二者顯然有著較大區別。當然在某些時候，這二者卻又驚人地相互一致。其中的奧秘在於，我們如何理解這種奇特的現象，並進一步尋找到靈活地掌握和運用這種高度復雜的理智體操和思想舞蹈之正確技巧的微妙平衡點。一切偉大的歷史學家從來不是單獨使用其中的一種方法，而是交替使用或同時使用兩種不同的方法。這樣，歷史在歷史學家的筆下將變得豐滿起來、立體起來、活起來，歷史將充滿著勃勃生機、情趣盎然，歷史將變得厚實和沈甸甸的。歷史不僅有重量，而且還有熱量。歷史就象從煉鋼爐中剛剛流出的鐵水，泛著透明的紅光，挾帶著灼人的熱氣，生成為一種富有沖擊力的沸騰的實體，使人不得不正視和尊重歷史的深沈。偉大的歷史學家就象一個奇妙的魔術師，任何一件普通的枯燥乏味的歷史事實在他手中也會變得具有靈性和生命。

不過，我們也必須註意到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即一般說來，歷史學家大都不是一個個人經驗十分豐富的人，他在進行歷史研究時，更多的是憑借人類的集體經驗而不是依賴自己的個體經驗。但毫無疑問，歷史學家自己的個體經驗將在他的歷史思維中起到一種選擇和規範的核心作用，它將決定歷史學家對人類經驗的判斷和取舍，它將為歷史學家評價人類經驗制訂出一個具有鮮明個性特征的基本標準。

誠然，歷史學家的經驗只能是一種個體經驗，但這種個體經驗又有其特殊性。因為歷史學家的個體經驗是用來整合人類總體經驗的一個認識論模式和思想框架。盡管從本體論上說，人類經驗並不需要依賴於歷史學家的個體經驗而存在，但從認識論上說，人類經驗卻恰恰是通過歷史學家的個體經驗的認識論綜合而得以確立下來和顯現出來的。盡管從本體論上說，歷史學家的個體經驗首先也是存在性的東西，但歷史學家能夠把自己這種存在性的個體經驗有效地轉化為一種合理的認識論模式，並以此為框架去對人類經驗加以深刻的綜合和創造性的詮釋。事實上，通過歷史學家之手而展示出來的人類經驗無不打上著歷史學家個體經驗的鮮明烙印。在某種意義上也不妨說，歷史學家通過清理自己的個體經驗而塑造了人類經驗。所以，當我們試圖反思人類經驗時，首先感知到的就是其中蘊含著的歷史學家的個體經驗。就此而言，歷史學家的個體經驗之於人類經驗便多少類似於一種康德意義上的先驗圖式或基本形式。

所以，歷史學家的個體經驗有著特殊價值。其特殊性就在於它構成了人類經驗的認識論根據。
當然，指出這一事實，並不是要求人們把人類經驗撇在一邊，專門去研究和挖掘歷史學家的個體經驗。而是說，當我們反思人類經驗時，必須保持有一種明確而自覺的意識，這就是：我們永遠不是在純客觀地觀照人類經驗的，我們始終是借助歷史學家的眼睛來審視這一切的。也就是說，歷史學家的個體經驗之於人類經驗始終起到一種內視覺[①]的作用。即歷史學家的個體經驗對於我們理解人類經驗永遠具有一種內在的視覺性。它意味著，人們之所以能夠對歷史有所言說，乃是因為歷史學家對歷史早已有所見。歷史學家如何“看”歷史決定了人們如何“說”歷史。“看”永遠是首要性的。“看”意味著一種明確的指向性。“看見”歷史就必然能夠“指出”歷史。看得見，才能說得出。看得清楚，才能說得明白。可我們總是在對歷史本身既無“所見”又無“所指”的情況下，去毫無節制地瞎說和妄說。其實，對任何一個裝模作樣的歷史學家，我們都有權利說一句：沒看見就別說；或，看見了再說。這一下子就能撕破他們的畫皮而將他們打翻在地。同樣，對任何一種高超的歷史理論或流行的歷史觀點，我們只要輕輕地問一句：你是否真的看見了歷史？你能否給我指出歷史？這一下就足以戳穿它們的西洋鏡而把它們置於死地。所以，尊重歷史學家的個體經驗對歷史研究有著極其深刻的本質性意義。

歷史學家的個體經驗往往是平淡無奇的，而人類經驗則大多具有某種傳奇性。正因為如此，當人們註目於人類經驗的五彩繽紛時，卻常常沒有意識到他這雙眼睛恰恰是歷史學家給予他的。歷史學家基於自身的個體經驗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觀照人類經驗的場域，賦予了一個審視人類經驗的形式，但人們卻往往視而不見。這樣一來，人們就會把自己所看到的東西不假思索地當成是純粹客觀的人類經驗。於是乎，人們也就在無意中受到歷史學家的蒙蔽和欺騙。這就是說，忽視或遺忘歷史學家的結果就只能被歷史學家所戲弄。所以，尊重歷史學家的存在恰恰是為了免於輕率地上歷史學家的當，為了不致於動輒就掉進歷史學家精心設置的陷阱裏。當然，歷史學家的陷阱到處都是。一次也不掉進也是不可能的。不是掉進這個陷阱，就是掉進那個陷阱。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有必要作一些準備，寧肯清醒地掉進去也不稀裏糊塗地陷進去。清醒地掉進去是一種宿命，盲目地陷進去是一種愚蠢。前者構成為悲劇，後者則純屬活該。

四

歷史學家究竟是把歷史變得更熟悉了，還是把歷史變得更陌生了？如果說文學的特性是把陌生的變成熟悉的，把不可能的變成可能的，把不可理喻的變成可以理解的，那麽史學的特性就是把熟悉的變為陌生的，把可能的變為不可能的，把可理解的變為不可理解的。這就意味著，在一般意義上，史學總是一種與文學相反的東西。[②]同時，史學也必須有意識地自覺地追求一種與文學完全相反的閱讀效果。所以，新的歷史文本必須展示出人對歷史的陌生感、震驚感和疏離感。

在熟悉的領域去盡可能地發現陌生的事物、陌生的意義，這不但是歷史學的一般要求，而且更是歷史新聞學的根本原則。這種別具只眼的陌生化眼光，並不是把熟悉的東西看成陌生的東西，而是力求在熟悉的事物中看出陌生的意義。在這裏，“看成”與“看出”雖只有一字之差，含義卻大不相同，它是一種運思向度的根本性差異。準確地把握住這點，我們就能對歷史新聞學所建構的第三種歷史有一個比較切實的理解。

把純私人的、狹隘的、有限的、碎化的個人經驗創造性地綜合為一個新的人類經驗整體。在這一人類經驗整體中，各種經驗成份都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陌生的變得熟悉了，熟悉的變得陌生了。於是，一種陌生化的距離感就產生了。這種陌生化的距離感是將人類的各種經驗拆散、打碎、分化並加以重新組合和建構的意義性活動。它使每一個人的經驗都變得有意義，它使每一種經驗都變得有價值。陌生的東西經過思索成為熟悉的事物。同時，熟悉的生活經過思索也成為一種富有啟示性和神秘感的陌生經驗。無疑，對人類經驗的意義性整合乃是為了更加深入地發掘經驗對人類生活所具有的恒久價值。經過陌生化的處理，各種經驗便都變得可以理解了。追求乃至證實經驗的可理解性，正是歷史學一慣努力的基本方向。歷史學所堅持的陌生化原則並不單純是為了使熟悉的個人經驗變成陌生的人類經驗，同時也是為了使陌生的人類經驗變成熟悉的個人經驗。這樣，現在與過去的對話成為可能，自己與他人的溝通成為必然。而這種可能與必然恰恰是歷史學所提供的。在這個正常意義上，歷史學便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對話方式，便是一種地地道道的語言活動，便是一種無可爭辯的言說過程。正是基於此，我們便合理地推導出兩個新的命題：作為思想的語言和作為語言的歷史。即，思想－語言－歷史。它展示的方向是：從思想到語言，再從語言到歷史。在這裏，語言作為中介思想和歷史的等價物，恰恰是統一二者的內在形式。

歷史在兩個方向和兩個維度上給人們提供了陌生化的可能：在時間上歷史是過去的，在空間上歷史是遠處的。而過去和遠處均超出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個體經驗，對於僅僅存在於此時此地的人們來說這便構成了一種陌生化的基本向度。但歷史學的功能卻不是力圖保持這種陌生化的向度，而是盡力改變它，轉換它，使之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個體經驗相融合，相對接，使陌生的變成熟悉的，使過去的變成現在的，使遠處的變成身邊的，使不可觀察的變成可以想象的，使不可置身的變成可以現身的，使不可參與的變成可以進行的，使不可思議的變成可以思索的。這樣，陌生之物就變成了熟悉之物，陌生對象就轉換成了熟悉對象。陌生化成了熟悉化的一種極具思辨力和洞察力的具體可能。陌生化向度切入熟悉化領域，使熟悉的領域成為向無數陌生物完全開放的經驗結構。這是一種現實，也是一種生活，更是一種精神和一種世界。於是，熟悉的領域被伸展了，熟悉領域的界限伴隨著陌生物的介入和陌生化的加強而得到無限的擴張，它幅射出一種強大的力量，從而使原有的熟悉之物產生各種復雜的變形和富於戲劇性的重新整合。熟悉之物在陌生化向度的推動和引導下，不停地移動著自己的固定位置，構成了一系列連續的思維軌跡和認識路線。精神之網構成了，經驗之軸形成了。在某種程度上，由於陌生成份的增加，熟悉領域的基本結構得到新的調整，傳統關系得到新的組合。新角度、新視野、新向度、新層面接二連三地被顯現出來、揭示出來。

在這一過程中，一切現存之物仿佛都變得不確定了、不可靠了、不可捉摸了。單調乏味的日常生活變得豐富多彩起來，狹隘閉塞的個人經驗變得異常開闊。被遺忘的往事得到莊嚴的恢復，受漠視的時刻得到真誠的追憶，遭誤解的人物得到隆重的紀念。無窮無盡的變化從這裏開始，又在這裏結束。但最值得重視的既不是變化的開始，也不是變化的結束，而是變化本身，即變化的進行與過程。它孕育著崇高的萌芽，又埋藏著陰暗的種子。多義的陌生化使單一的熟悉之物變得曖昧、模糊，使人失去了往日的那種果斷、直率、幹脆的風格，而變得猶豫、謹慎、膽怯。懷疑主義變成一切缺乏主見和判斷而含糊其辭的遁辭和同義語。但真正的思想依然存在。只是它不再那麽直接，不再那麽露骨，不再那麽赤裸裸，而變成一種夾雜在胡言亂語的學術大合唱中的令人不知所雲、玄之又玄的怪誕清淡。日常生活並不保持思想的人格和尊嚴。因為過於熟悉的東西包圍著它、埋沒了它、吞噬了它、腐蝕了它。這樣，陌生物就成為必然，陌生化就成為可能。陌生物給熟悉之物註入了非凡的活力，使僵死的熟悉物充滿生機。由於過分熟悉而素來缺乏思想的日常生活在內涵上得到新的開掘和審視，使其在形式上呈現出批判的意味。

於是，個人經驗被社會化了，成為普遍的社會經驗，成為社會公眾的經驗形式。它說明，陌生化決不是過去對現在的入侵和滲透，而是對現在的改造和協調。機械的僵硬的熟悉領域被充分地調動起來，個人經驗和日常生活的原有模式都在這裏被賦予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形式和新內涵。這種新形式和新內涵的統一性就是陌生化。它是改變個人經驗和日常生活的歷史基礎。陌生化的結果就是使過去無限地貼近現在，使彼在無限地靠攏此在。它是經驗的一個新維度，是生活的一個新層面，是心靈的一個新視點，是精神的一個新世界。論述到這裏，我們發現本節開頭提出的那個問題，即史學究竟是把歷史變得陌生還是把歷史變得熟悉？其實是沒有一個固定答案的。它不取決於邏輯，而取決於感覺。我們既可以肯定前者，也可以承認後者。二者都有道理。或許，在不同的分析層面上，二者之間還有些更為細致和微妙的講究，但大體說來，二者均有其合理價值。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把這個問題顛倒過來說，這就是：如果藝術的運思取向是把熟悉物加以陌生化的話，那麽，歷史學的運思意向則是把陌生物加以熟悉化。在這一過程中，陌生的與熟悉的雙雙獲得了新生命新意義新境界。在陌生化原則的指導下，熟悉的東西並不需要變得陌生起來而獲得價值，而是相反，陌生的東西則需要憑借不斷逼近的熟悉過程而得到尊重和認可。這樣，基於陌生化的向度，過去的與彼在的陌生物就同現在的與此在的熟悉領域建立起一種廣泛的有機的內在聯系。而且，這種聯系一旦建立起來，就不會再被任何外在的非理性的東西所破壞所割裂所拆散所摧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