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階層結構 

對於華僑社會的階層結構，王賡武先生較早提出，海外華人社會在階級構成方面，不同於傳統的華人社會，分為“商”和“工”兩個主要群體（註16）。顏清湟教授指出，在探討新馬華人社會的階級構成之前，必須記住海外華人社會的移民性、下屬性和都市性，具有不穩定的人口流動、不具備完整成熟的階級體系，以及主要由商人和工人構成的特征。顏清湟教授更進一步提出了“商”、“士”(知識界人士)、“工”三階層範式（註17）。一般說來，英屬馬來亞華僑社會的階級關係主要是種植園主和種植工人、礦主和礦工、店主和店員的關係，基本上是一種相互依存和剝削的關係。階級差別反映在房產的多寡、生活方式以及服飾穿著上（註18），也反映在名譽、地位和權力上。馬來西亞學者林水檺在《馬來西亞華人史》一書中考察了1911年馬來聯邦華僑職業構成的百分比，認為華僑中以礦工最多，農業工人次之，華僑大多為勞動者（註19）。在海外華人社會中，財富是決定社會流動的主要因素，英屬馬來亞的經濟發展為華僑提供了許多獲得財富和改變社會地位的機會，不少書中記載了很多華僑移民由窮變富、從社會底層逐步上升到上層的故事（註20）。

(三)華僑經濟

早期華僑背井離鄉，遠赴異國他鄉，發展經濟過上更好的生活是其首要目標。英人在政治和經濟上均未做好準備前，華僑就早把馬來諸邦作為海峽殖民地的內陸經濟擴展地，成為開發馬來亞經濟的主力軍。英屬馬來亞的華僑經濟主要是種植業、采礦業和工商貿易業等。 

與當地“甘榜農業”不同，華僑種植業以出口為導向，19世紀前半期多種植甘蜜、胡椒、丁香和豆蔻，19世紀後半期轉而種植甘蔗和木薯（註21）。內地各邦蘇丹推行“港主制”（註22）相類似的制度，對華僑一般采取較為友好的態度。華僑的種植園一般采用“輪墾法”，依靠“賒票制”供應勞工（註23），資金大多由海峽殖民地的商人或店主資助。宣稱不持什麼“史觀”立場的占姆斯·傑克森評價說：“在19世紀的大多數時期，華人在開發出口導向農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比歐洲人大”（註24）。橡膠種植是時任新加坡植物園主任的英國人李德立引人馬來亞的，1896年，華僑陳齊賢在林文慶的勸導下在馬六甲試種，幾年後取得巨大成功，於是不斷擴大規模（註25）。1910年前後，華僑掀起了種植橡膠的熱潮，“橡膠大王”陳嘉庚就是在1906年投入這一新興行業的。1905年英屬馬來亞的橡膠產量尚不足200噸，至1914年已增至4.8萬噸，超過巴西而躍居世界首位（註26），此時“馬來亞樹膠業，乃全操於華僑之手”（註27），後來其優越地位雖漸被歐洲人取代，但華僑為日後英屬馬來亞殖民經濟支柱之一的橡膠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馬來亞礦藏至富，錫、鐵、金產量尤為豐富，錫礦業乃是華僑經濟的重頭戲。9世紀華僑就已在吉打采錫，15世紀馬六甲也有華僑從事錫礦開采。馬來亞錫礦業真正發展起來是在18世紀末之後、20世紀以前，錫礦業經營者多為華僑，華僑礦工數量之巨更是驚人（註28）。1899～1900年間，馬來亞錫業平均年產4萬噸左右，華僑所采者即達3.8萬噸，在1910年總產量44999噸中，仍占88％（註29）。英屬馬來亞的主要錫礦產區在霹靂和雪蘭莪。山田秀雄以1874年為界，將19世紀後半期馬來亞錫礦業的發展劃分為“貸款頭家（註30）和地方蘇丹的支配時期”與“貸款頭家和英國駐紮官員的支配時期”，認為華僑錫礦業的發展是得益於掌權者的承認和扶植，但也肯定華僑礦工是這一發展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註31）。貸款頭家和華僑礦工的關係是由某種秘密結社頭目支配的（註32），華人私會黨力量的消長決定了19世紀馬來亞錫礦業的起落沈浮。與華僑橡膠業命運相似，由於受到歐洲資本的強勁沖擊，華僑錫礦業優勢在20世紀後逐漸消失。

華僑可謂是創立馬來亞工業的功臣，約在150年以前，華僑就在檳榔嶼、馬六甲一帶設立若幹小規模的手工業。限於殖民地的經濟和政治環境，英屬馬來亞的華僑工業經濟始終處於萌芽的輕工業階段。在商貿方面，華僑則取得了較大的發展。馬來亞華僑從事之商業，各行均有，舉凡祖國七十二行商，幾乎全部介紹南來（註33）。在英屬馬來亞時期，華僑商人溝通了宗主國與殖民地、馬來半島與世界各地、中國與當地華僑的經濟往來。新加坡成為貿易轉口中心，華僑亦貢獻良多。此外，隨著華僑經濟的不斷發展壯大，華僑銀行業也在20世紀初出現，其資本雖不如英人所創設者雄厚，但因華僑眾多，業務也頗為發達（註34）。比華僑銀行業歷史更久遠的民信匯兌業在此時也有一定的發展（註35）。

(四)社團組織

馬來亞華僑社團組織始於私會黨（註36），英國殖民當局曾允許其註冊存在，過後嚴禁土生華人加入，終在1890年頒布解散私會黨的條例。海峽殖民地的私會黨先行解散，十數年後，逃至內地各邦的私會黨也遭此運數。 

遠在荷蘭殖民時期，馬六甲華人甲必丹帶頭捐建青雲亭作為福建同鄉祭祀場所，成為當地同鄉社團的雛形。1801年檳城成立的仁和公司（註37）英屬馬來亞較早的地緣組織；1819年，曹亞志（註38）在新加坡創立的曹家館是馬來半島最早的宗親組織；葉百治、葉萬歲等人1868年成立的北城行（註39）是新加坡華僑建築行業最早的行會組織。1877年後（註40），華僑社會逐漸擺脫私會黨的影響而口趨安定，各類社團組織紛紛成立（註41），均有其宗旨並發揮相應的作用，成為聯絡同宗、同鄉和同行，增進群體凝聚力和謀求共同利益的實體。到19世紀末，英屬馬來亞的華僑社會形成了福建、廣府、潮州、客家和海南五大幫派，這就使得社團的幫派色彩更為濃烈，不時引起衝突，但也極大地加強了華僑社會內部組織的嚴密性。19世紀80～90年代，超越幫派的活動逐漸成為新的時代潮流（註42）。清末，維新派在新加坡成立的保皇黨是華僑社會中最早的政治性社團，1905年，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勢力籌組了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1900年成立的“海峽英籍華人公會”（註43）是華僑社團組織中較為特殊的，其宗旨為效忠英帝國及增進僑生華人的福利。這些均表明了華僑社會的政治性在逐步走向成熟。

註14：不包括柔佛，因該州在當年還未加入。

註15：華僑志編纂委員會：《馬來亞華僑志》，中國臺灣省臺北：1959年版，第103頁、第106頁。

註16：王賡武：《一個新民族的傳統領導：新馬華人》，載G.威傑耶沃登主編：《論領導和權力》，吉隆坡：馬來亞大學出版社，1968年版，第210頁。

註17：按照顏清湟教授的範式，“商”為最高的階層，居“士”之上，“士”又居“工”之上。參見顏清湟：《新加坡和馬來亞華人社會史1800～1911年》，新加坡：牛津出版社，1986年版。

註18：1869年2月，一些富裕的中國商人發出通知，要求他們的朋友們穿上長襪，以區別於較下層階級的成員。參見宋旺相著，葉書德澤：《新加坡華人百年史》，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3年。

註19：林水檺、駱靜山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吉隆坡：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1984年版。

註20：華僑發家致富的事例請參閱彭家禮編著：《英屬馬來亞的開發》，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楊建成主編：《英屬馬來亞華僑》，中國臺灣省臺北：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6年版。

註21：甘蔗和木薯分別以威斯利和馬六甲為中心向內地各邦發展。

註22：“港主”是持有馬來統治者發出的河契(surat sungai)而對某塊土地具有占有權的半封建華人頭領，馬來統治者通過“授權書”(tauliah)使港主獲得族人頭領和蘇丹權威代理人的合法地位。

註23：有關“輪墾法”和“賒票制”的詳細內容請參閱占姆斯·傑克森著，賴順吉譯：《墾殖民與冒險家》的第一章《華族農業拓荒者的據點》，載(馬來西亞)《資料與研究》1997年第25期。

註24：占姆斯·傑克森著，賴順吉譯：《墾殖民與冒險家》，(馬來西亞)《資料與研究》1997年第25期。

註25：宋旺相、葉書德譯：《新加坡華人百年史》，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3年版。

註26：陳惠真：《馬來亞的橡膠之父》，載《東南亞縱橫》2000年第8期，第36～37頁。

註27：華僑志編纂委員會：《馬來亞華僑志》，中國臺灣省臺北：1959年版，第141頁。

註28：唐史青：《新加坡馬來亞華僑經濟》，中國臺灣省臺北：海外出版社，1956年版，第73頁。

註29：參見《馬來亞華僑志》，第156～157頁，書中原數據為78％，應為計算或刊印有誤。

註30：“貸款頭家”是向錫礦企業提供貸款從而擁有錫包買權的華僑商人，一般認為華人貸款頭家控制著19世紀馬來亞錫礦業的發展，是華人錫礦企業的核心人物。相關研究可參見黃麟根：《1914年以前的馬來亞錫礦工業與霹靂、雪蘭莪、森美蘭和彭亨等州的特殊關係》，圖森：亞利桑那大學出版社，1965年版；葉玉宏：《馬來亞錫礦工業的發展》，吉隆坡和新加坡：馬來亞大學出版社，1969年版。

註31：山田秀雄著，劉曉民譯：《19世紀後半期馬來亞錫礦業的發展——論華人錫礦企業的特征》，載《南洋資料譯叢》1986年第2期，第70～86頁。

註32：相關研究可參閱朱東芹：《19世紀的華人私會黨與馬來亞錫礦業》，載《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54～63頁。

註33：華僑志編纂委員會：《馬來亞華僑志》，中國臺灣省臺北：1959年版，第166頁。

註34：1903年，粵僑黃亞福首創廣益銀行，是英屬馬來亞首家華僑經營的銀行；1906年潮僑黃松亭創設四海通銀行；閩僑陳延謙1912年倡辦華商銀行。

註35：相關研究請參閱柯木林：《新加坡僑匯與民信業研究》，載柯木林、吳振強編：《新加坡華族史論集》，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1984年再版。

註36：華僑私會黨乃國內天地會的別支，有三合會、三點會和三星會等名稱，馬來亞私會黨多立公司為名，如義興公司、海山公司等。據記載，1799年檳榔嶼就有私會黨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