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家長輩——憶秦牧叔叔

那個清晨我忽然驚醒：我在晨夢中清晰地看見了秦牧叔叔。他是獨自一個人來看我的，夢中的我好像是在海南鄉下，又好像是在美國住區，總之是在一片綠蔭連綿的野地，我們邊走邊談，談得很盡興，夢醒後耳邊還依稀回響著他的朗朗笑聲。我驚坐起來，看看日歷，秦牧叔叔驟然辭世已經整整十年有余了。十多年來，我沒有為他寫過一個字。也許在小輩親友裏，不說“最應該”如何如何，但“最不應該”不發一言的，就是我了。秦牧叔叔，你一定是為著久久聽不到阿煒的聲音，越千山過萬水，行雲走霧地尋到夢裏來，向我討問究竟的吧……

福地

話題，還需要從父輩的情誼開始。父親蘇翰彥，大概早在1949年以前粵地一些左翼文化人的聚會場合，就認識了秦收叔叔（他的本名林覺夫，所以多年來父親一直稱呼他“覺夫”），但有兄弟手足一般的交誼，卻是在上個世紀50年代後期，父親擔任民主同盟廣東省委秘書長、秦牧叔叔兼任宣傳部長，而我們兩家又恰巧成為鄰居以後。

都說人的記憶是從三歲開始的。1957年夏天，我家從廣州中國新聞社的宿舍搬到東山啟明二馬路，我三歲的記憶裏顯現的是一條白沙閃爍、日光刺眼的僻靜小路。我家是1號，秦牧叔叔家是2號，卻分據路腰和路頭。

現在想來，那應該是一個高級的花園洋房住區，洋房深院綠樹蔥蘢，不時傳出鋼琴聲。但在當時，街上不少的洋房已經劃為省屬機關的宿舍。我家左側緊鄰是省粵劇院宿舍，從早到晚傳出來的都是胡琴鑼鼓與吊嗓子的聲音；左、右側角分別是省鐵路局、交通廳的宿舍，兒時最駭人的記憶，是兩處都發生過有人因為各種運動上吊自殺或跳樓自殺的慘劇，以至整個少年時期，我每次經過那兩座院門都不敢正視，低頭急急腳而過，這是後話。

從那時候開始，秦牧叔叔和紫風阿姨就成為我們家的常客。秦牧叔叔時任《羊城晚報》主編。大概每天下班後先要經過我們家門，常常就先彎進來小坐，和爸媽或者家裏的老人孩子攀談一番，再慢慢走回家去。有時候放學回來，會看見秦牧叔叔就蹲在家門口，手裏拿著一把荔枝或者龍眼，一邊剝著吃著，一邊笑瞇瞇地說：“給阿婆（我祖母和外祖母）買了一把荔枝，看家裏沒人，這樣等著吃著，都快被我吃光啦。”他的不拘小節和親切隨意，在我們家裏留下了各種趣談。比如有時我姐姐碰見他在路上邊走邊吃冰棍兒，他會停下步問：你吃不吃？然後掏錢為我姐姐再買一根，一老一小美滋滋地咬著冰棍兒，一起走回家來。秦牧叔叔沒有孩子，和紫風姨（我們叫她“細吳姨”）的姐姐吳江平阿姨（“大吳姨”）的一家四口合住。我們家孩子多，有八個，更加上父親個性的好客俠義，家裏不時都要住著各方親友，還要接濟不時登門求助的落難朋輩，所以我們家永遠是人來客往，熙熙攘攘的，真是喝一碗粥也要開兩大桌。以父母當時的工資，要養活這樣一大家子，自然是拮據不堪的。家境的窘困我們自小深知，少不更事的這群猴兒們，便把秦牧叔叔家視為理所當然的“福地”。

那真是我們孩提時代真正的“福地”呀。那麽寬敞潔凈的沙發廳堂，長長的陽台走廊外面有那麽多不同季節成熟的果樹——楊桃、黃皮、番石榴什麽的。特別是，不抽煙卻愛吃零食的秦牧叔叔，家裏永遠備有那麽多天南地北叫不出名字的好吃零食，而且又是那樣樂於和我們這群饞猴兒分享。現在想來都覺得臉紅，那時候，我們這群高高低低的嫩豆芽兒，只要嘴饞．實在憋不住（其實是知道害羞的），就悄悄相約，壯著膽子去敲秦牧叔叔的家門。

打開門，笑盈盈迎候我們的總是“細吳姨”紫風，秦牧叔叔不管在寫作或讀書，也會放下紙筆從房內走出來，捧出各種簡直要讓我們大呼小叫的新奇零食：北京蜜餞，湖北孝感麻糖，上海怪味豆……一邊陪我們吃著，一邊聽我們唧唧呱呱地說話。我們的小手又臟又黑，“細吳姨”便教我們用一張小紙夾著零食，再小心地往嘴裏送。那一刻，這幾只野猴子，簡直完成了從類人猿到文明人的進化過程。我們自然早已知道秦牧叔叔是全國聞名的大作家，但更知道他喜歡孩子，也喜歡我們，所以在他面前反而會更加有恃無恐。只要“講衛生”的“細吳姨”背過身去，我和妹妹伸過臟手就去抓吃的，秦牧叔叔便朝我們使眼色，扮鬼臉。

當然，不僅僅是吃。秦牧叔叔會告訴我們許多聞所未聞的新鮮事兒，比如浮在水面上可以睡下一個孩子的“皇蓮”，大如小豬小狗的古巴牛蛙，還有，他們茶幾的磁盤上就泡著一截神奇的南美枯木，果然沒幾天，那枯木上就吱溜溜地長出了綠葉子來。那一年秦牧叔叔出訪古巴歸來向我們娓娓言及的域外見聞（還有他送給父親的巨如小棒槌的雪茄煙），更成了我從小就立下的“環遊世界”夢想、並在成年後一一付諸實施的第一個動因。

那時候，我們幾個孩子已經參加了學校和少年之家的“話劇組”或者“舞蹈隊”，討吃之余，便樂孜孜地給秦牧叔叔和大、細吳姨表演節目：站在板凳上朗誦詩，翻筋鬥，跳一小段芭蕾舞什麽的。每次，秦牧叔叔一家子不但看得入神，而且會加以仔細評論，給予優勝鼓勵（以後，江平大吳姨還把我帶到他們的機關，參加那兒的表演）。

那時我們並沒有意識到，秦牧叔叔對我們的疼愛和關註，其實與他在兒童文學領域裏的勤奮耕耘密切相關，他是隨時把我們當做觀察、了解的具體對象呢。今天在各種“秦牧兒童文學作品選本”裏常常收入的那篇《小敏的耳朵》，借小孩會“動耳朵”談動物進化的科學道理，寫的就是我的堂外甥志敏表演的動耳朵的故事。這是我們家的孩子走入秦牧叔叔筆下世界的第一個“模特”原型。

今天想來，日常忙碌而個性安靜的秦牧叔叔，在寫作、讀書之余，顯然很享受來到我們家中，被一大群孩子呱啦呱啦圍伴著大呼小叫的樂趣；同時他們一家子，也隨即成為我們這個大家庭裏幾乎所有大事從不缺席的一員。

先是設法為我們家的經濟拮據解困。從60年代初一直到“文革”前夕，經秦牧叔叔的舉薦介紹，我父親長期為香港中華書局撰寫古典文學的普及小冊子，以稿費補貼家用。我從小就知道，父親在日常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正和時在高中、同樣熱愛古典文學的大姐合作，熬更抵夜地“寫書”，那可是萬萬不能驚擾的事情（成年後我才知道，原來這樣一兩萬字的小冊子，父親和大姐當年足足寫作和出版了三十多本！）。

我在家裏排行老七，下面一個妹妹，上面都是姐姐，與兩個哥哥的年歲距離很大。所以從小到大對我最感窘困的事情之一，就是我要麽穿破衣爛衫，要麽就得穿姐姐們留下來的女裝舊衣服。記憶中我身上穿過的最漂亮、並且最合身的衣服及鞋子（比如我小時候為電視台主持少兒節目時常常穿的一身“海軍裝”），都是穿的秦牧叔叔的外甥日華哥哥留下來的。

三年困難時期的大饑荒之中，我們這一大家子的境況窘迫更是可想而知。我日後聽說，沒有孩子的秦牧叔叔夫婦曾經和我父母認真商量，想把我或我妹妹過繼給他們作兒女。據說我父母當時也同意了，後因祖母的堅決反對而作罷。我從來沒有向秦牧叔叔和紫風姨求證過此事，但從小到大，秦牧叔叔夫婦對我和我妹妹始終有一種特別的親情，卻是我們多少年來一直真切感受到的。

記得小學三年級“和解放軍叔叔聯歡”，每個同學都朗讀自己的題為《我的理想》的作文。那個年代的男孩子，最大的理想不是當解放軍，就是做工程師或者“革命的工人階級”。我的朗讀卻嚇了老師、同學們一大跳：我說，我的理想，是長大了要當一名作家。“當作家？你才幾歲呀？”“你怎麽想到要當一個作家呢？”“解放軍叔叔”都覺得好奇，撫摸著我八歲的小腦袋問。我告訴他們：我要當一個秦牧一樣的作家！“秦牧？秦牧是誰？”“秦牧是南方的巴金！”我說得有鼻子有眼。這是我聽父親說的，據說是日本作家井上靖的評價。“噢噢，這個楞頭青，還要當秦牧呢！”這個話題，從學校傳回到家裏，又從父母傳給了秦牧叔叔夫婦。

我至今還清晰記得，在他家的廳堂裏，圍著小圓茶幾，秦牧叔叔和細吳姨一邊笑吟吟用小紙片為我夾送著零食，一邊認真地跟我談話。秦牧叔叔說：想當作家不是壞事，但如果為了當作家就不喜歡學算術、練數學，那就不好了。細吳姨說：你還小，長大有許多事情可以做，還是不要這麽早就決定自己只能當作家吧。可是，我的“決定”，從那時候開始就再沒有改變過。“當作家”的夢想，也許首先與“家學淵源”相關（父親也算一個老文人，家裏的文學氣氛一直很濃），但秦牧叔叔，顯然是近在眼前的第一個典範。

這些天，為著睽別故土多年後自己的一本小書將要在國內出版而撰寫後記，不期然地回顧、清點了自己小半生的經歷，我發覺，覆蓋在自己人生履跡中的第一個長輩的身影，竟然是重疊的：那是我的父親，以及秦牧叔叔。或者這麽說，秦牧叔叔在我早年的成長歷程中，一直擔當的是一位精神上的父親的角色。

驚變

當“文革”狂瀾驟起的時刻，我正在遠地上寄宿中學。晴天一聲霹靂：秦牧叔叔成為廣東第一個被“拋出來”的“牛鬼蛇神”。報紙上，忽然連篇累牘登的都是“揪出廣東的鄧拓——秦牧”的大批判文章。秦牧叔叔那本剛剛出版就送給過父親的《藝海拾貝》，被逐字逐句地和鄧拓的《燕山夜話》作比對，然後是各種嚇人的大罪名。我的心突突亂跳，每天留心著報上各種批鬥秦牧的消息，又唯恐他人知道自己與“廣東鄧拓”的特殊關系。

因為我得悉，連同我和姐姐到此地上寄宿中學，我們的行李置裝費都是秦牧叔叔夫婦墊付的（“文革”大難後，父親被發還扣壓多年的工資，第一件事就是還當年向秦牧叔叔借的50塊錢。叔叔不肯收，父親說：這是我平生向別人借過的唯一一筆錢，我在牢獄中都擔心自己能不能活著出去償還，這是老天有眼，你不能不收啊）。

學校隨後停課，我回到廣州已是1966年七八月，“批鬥秦牧”的狂潮已過，住區街上、墻上還四處殘留著各種“打倒”、“火燒”的大標語。曾被標語、橫幅密密覆蓋的秦牧叔叔的家，此時已是人去樓空了。家裏的氣氛非常詭異，父母親對我們只字不提“秦牧”，許多剛剛發生的故事，是姐姐悄悄告訴我的——

一夜之間，我們家所在的街區成為全廣州“文革”風潮的聚焦點。“批鬥廣東鄧拓——秦牧”的各種節目——群眾集會，機關揪鬥會，抄家，戴高帽遊街，等等，在街上輪番上演，高音喇叭和標語口號無時無刻不在耳邊狂嘯轟炸。我很難想象，平日溫言細語的秦牧叔叔一家，怎麽可能應對得了這樣突如其來的霹靂雷暴？姐姐說，有幾次看見秦牧叔叔被圍鬥的人群簇擁著下樓，臉上的神色倒是非常平靜的。正在這時候，大、細吳姨的老母親（我們叫她伯婆）連憂帶病，突發急癥去世了。在那個年代，革命專政的鐵拳，是要貫徹到醫院與殯儀館的。秦叔叔此時已被關押，紫風姨和江平姨的艱難處境，也就不難想象。

我母親也姓吳，和大、細吳姨可以算是同鄉。我日後聽說，伯婆的後事，是母親冒稱吳家的親戚，幫助兩姐妹一起料理的。“文革”年間那麽多的驚濤駭浪，我母親一直和大、細吳姨相依相隨。母親臨危不亂、大而化之的個性，恰好成為個性溫婉的姐妹倆在萬般艱難之時的一點依傍（記得在少年反叛時期，我對“肚子裏墨水不多”的母親常常不太尊重，大、細吳姨曾多次正色批評我：你應該知道，你有一個多麽了不起的母親！）。所以這些年來，她們總是以姐妹相稱，真是有一口好湯好飯，都要想著彼此分享，以至外界友人常常詫異於我們兩家異乎尋常的親密關系，一直以為我們真的是秦牧一家的近親。我們兩家人，也都含笑默然相認。

我日後知道，在風暴驟起的時刻，兩家的正常交往完全被中斷了。在50年代早期就有過冤獄歷練的父親，為秦牧叔叔一家的處境憂心如焚，曾托人悄悄約紫風姨在中山醫學院高幹病區見面，給她提出三條建議：一、盡快要求搬家，啟明二馬路這個家天天被批鬥騷擾，一定不能住下去了；二、轉告覺夫，千萬千萬把心放寬，讓時間解決問題，無淪如何不能尋短見；三、你們姐妹倆千萬不能亂了分寸，保住身體健康第一。你要以家屬的身份經常要求和秦牧見面，傳遞訊息，讓秦牧隨時感覺到和外界有聯系。這次“秘密見面”，後來卻被秦牧叔叔家一位非常“革命”的親戚以大字報在機關檢舉揭發，“與反黨分子秦牧秘密串聯、狼狽為奸”，成為我父親“文革”冤獄中的重要罪名之一。

大、細吳姨隨後果然很快搬家了，搬到一個連我們孩子都打聽不到的偏僻地方。我曾經一個人悄悄回到1號樓那個我從前那麽熟悉的住宅，那時候，這個往日的鐘鳴鼎食之家已成為一個造反派的總部。大門洞開，廳堂空空如也，墻上墨跡斑斑。我從雜亂的紙張標語之間辨認出的唯一一件舊物——那張當日我和妹妹圍坐著討吃零食的圓圓的矮茶幾，不知為什麽沒有搬走，現在冷落在墻角，堆放油印機之類的雜物。二樓寬敞的長走廊現在反而成了“總部”的“中心”，排滿了集會用的長條凳。廊外那些楊桃樹和番石榴樹，依然繁茂地伸展著枝丫，只是樹下的少年人，已經沒有任何攀枝摘果的興致了。

這座日後被“公家”派過許多用途的空宅，多少年來一直是我和全家人心事縈繞、時時回望的處所。它記錄著兩家人一段相濡以沫的歲月，也留下了一個多難世紀的無盡滄桑。

施受

重新見到秦牧叔叔，已經是我成為下鄉知青，從海南島回廣州探親的1972年。

那時候，雖然“文革”狼煙未逝，我父親和二哥還關在牢獄裏，但“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後，社會氣氛略為松動。我和妹妹輾轉打聽到秦牧叔叔家的新址——在廣州東郊鐵路邊一個叫“水均崗”的簡易樓群裏。記得還帶了一點海南島的土產，踩著一腳的泥濘，怯生生敲開了那個陌生的屋門。沒有久別重逢的戲劇性場面，在片刻的楞怔之後，秦牧叔叔和紫風姨認出了我們這兩位已經成年的“小朋友”，壓抑著驚喜的心情，吟吟微笑著把我們迎進屋裏。

狹迫不堪的兩居室小屋（我知道江平大吳姨夫婦一家仍舊與他們同住），自然是到了轉身碰頭的境地。秦牧叔叔和大、細吳姨顯然憔悴了許多，說話也顯得小心謹慎。更多的時候，是紫風姨跟我們長長短短地說著，秦牧叔叔沈默一邊，偶爾插話。零食一端上來我就感到鼻酸，所有陳年的舊事一一撞面湧來。秦牧叔叔緩慢的語速、機智的反應以及不動聲色的幽默，卻似乎一仍如舊。那時候他好像剛從“五七幹校”回來，已從“牛棚”解放，正賦閑在家。

我們都沒有提及任何“批判”的話題，隨便說著這些年來兩家的人事變遷，我便鼓足勇氣告訴秦牧叔叔：這些年來，我在鄉下一直在學習寫作，我還是沒有放棄從小就想當作家的理想。我本來以為，尚未從“文革”驚嚇中緩過氣來的秦牧叔叔和紫風姨會堅決反對我的選擇。不料，秦牧叔叔聽罷，點頭笑道：寫作最難的就是堅持。這麽多年你能堅持下來，說明你是真的喜歡寫作的。沒有什麽比這個喜歡，更重要的了。我心裏大喜過望，嘴上卻囁嚅著說：可是，我怕自己眼高手低，想得很好，寫出來就不是那麽一回事兒……秦牧叔叔說：不不，不要怕眼高手低。眼一定要高，手才能高上去。學寫作第一要緊的事情，首先就是要眼高……

這裏我想稍稍停下來，談談這句話對於我的非比尋常的意義。

一個處在荒蕪年代的孤獨少年，其敏感的心智就像早晨剛剛張開的花苞、嫩芽的絨毛一樣，會充分感受、吮吸每一點雨絲風露的滋潤。秦牧叔叔一定想不到，他的這句看似普通平常的話，其實影響了我日後整整幾十年的寫作與人生的走向。“不要怕眼高手低。眼一定要高，手才能高上去。”這句話在我心中銘刻多年，被我年少的心智解讀出無窮無盡的微言大義：比方，“首先要眼高”，就是要首先讀一流的作品，不要把時間荒廢在二三流的閱讀之中；要交一流的朋友，受一流的影響，向同時代、同輩人的最高水平看齊，不在小圈子裏作無聊的攀比和孤芳自賞、自憐自艾。所以我多年來交朋友，都是往年長有見識的人裏交，往比自己優秀的人裏交，篤信“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道理。

再者，心眼是合一的，眼高，首先要心寬。父親從小用林則徐的“有容乃大，無欲則剛”作為家訓（這是父親對我影響最深的教誨之一），因為有了“眼高”作為一個新的標尺，“有容乃大”此時忽然像躍上了高崗，變得視野開闊、涵蘊高遠了。

具體地說來，秦牧叔叔這句話，使我這樣一個在“文革”的盲目與狂熱中開始學習寫作的人（俗話說“喝狼奶長大的”），不自覺地，仿佛是無師自通地，在文學感受和思考模式上，少受了許多“文革”僵硬教條的影響。因為追求“眼高”，要求自己“只讀一流的作品”，今天很多相熟朋友都感到吃驚，“文革”中的許多流行作品如《金光大道》、《虹南作戰史》與《牛田洋》等之類，我竟然一概都沒有讀過。要讀中國作品，下意識裏一直在“往前找”，先是讀“文革”前十七年的小說（柳青、孫犁、趙樹理什麽的），不過癮；找30年代的巴金、茅盾、曹禺來讀，還是不過癮：就住古典小說、詩詞裏泡，往西方19世紀的經典作品裏泡。在樣板戲滿世界轟炸的當口，我是在農場廣播站的廢品堆裏第一次聽到楊寶森的《文昭關》和各種客家山歌，從而開始對老京戲、老民歌著迷的。

前些年和老友汪暉閑聊，說起同輩友人（如北島等）的日常喜好中所受到的蘇俄文學與“文革”文化的影響——比如一喝酒就要唱蘇聯歌曲和樣板戲等，他詫異於我的“氣質”裏似乎此類痕跡不重。我告訴他：其實痕跡還是蠻重的，只是當時受一位長輩的啟發，不自覺地，有時就好像和許多這類影響擦身而過了。我沒有向他細說，從根本上影響我的，其實就是秦牧叔叔當初那句今天寫下來是那樣“貌不驚人”的話。

畫家黃永玉在他的回憶文字裏這樣說過：“一個真誠的施與者是缺乏記憶的，但受施者卻永世難忘。”（《速寫因緣？黃永玉散文》）年前和久別的紫風姨談起秦牧叔叔對我的影響，我提及這句話，她已經淡忘了。我對她說：你也有一句話，對我當時的成長影響很大。“是嗎？是什麽話？”她興致盎然。

那時候，帶著“作家夢”裏“行萬裏路，讀萬卷書”的憧憬，我在1972那一年，利用探親假一個人從海南島出發，渡海過湛江，坐慢車穿雲貴、越蜀道，自山城重慶坐三等艙沿長江三峽順流而下，再從武漢南下，入三湘，過南嶺，一路和各種人物交談來往，隨時記寫筆記。我把一路上的筆記整理出一小本，題名《寫在長江上》，送請秦牧叔叔和紫風姨指教。

秦牧叔叔當時看出我的三峽紀行篇很受劉白羽《長江三日》的影響，說：劉白羽文筆不錯，但喜歡扯高調門，你要註意。古人把一味高調門叫做“潑狗血”，寫文章一到“潑狗血”，就不好了。紫風姨則把我的整本旅行筆記一篇一篇讀得很仔細，末了說：這裏有一個一缸水和一滴蜜的關系。你要知道你文章裏的蜜是什麽？在哪裏？如果讓讀者喝完了一缸水才能吃到那一滴蜜，那滴蜜就變得沒有意義了。

紫風姨這個關於“一缸水和一滴蜜”的譬喻，多少年來，也一直被我“微言大義”的年少心智引申、稀釋為從文章經營到為人處事的種種營養。“分寸感”這個東西，說小很小，說大卻很大，藝術與人生的“段數”高下，全在這“分寸”的毫厘差別之間。紫風姨的這個“一缸水與一滴蜜”之說，讓年少的我逐漸學會把握的，正是寫作和人生的“章法”和“分寸感”。

“正常”

從此，秦牧叔叔那個幽暗狹迫的“新家”，於我平添了一種別樣的意味。在那些無書可讀卻求知若渴的年月，關於文學與人生，我有幸聆聽過秦牧叔叔的無數教誨，我們之間曾有過無數深入的交談。利用每年探親回城，我一定帶著自己一年來的人生歷練——包括鄉下見聞、讀書感受和練筆習作，登門造訪。是一種求教，但說求教又好像狹窄、矮化了這樣一種兩代人之間在一個特殊年代的特殊交流；是一種親情，但親情中又有著長幼、師道之尊裏所一定秉持的某種距離感。但說到距離感，談話又完全是無間無隙、無拘無束的，話題天南地北，情緒隨意灑漫。這是“文革”的蒙昧歲月中，命運賜予我的一塊凈土，一個寶藏和一處港灣。

那時候，我當然已經熟讀過秦牧叔叔的所有作品，但秦牧叔叔對我的直接影響，則基本上不是源於他的文字，而是源自他的風範。他是一個搖著一把葵扇就可以蹲到巷子口上和阿婆阿公嘮家常的普通人。從文學起步伊始，秦牧叔叔就常常這樣告誡我：首先要做好一個正常的普通人，才能做好一個作家。作家不一定非得要“三更燈火五更雞”或者仿佛“不食人間煙火”地生活。魯迅說，文學是韌的戰鬥。只有正常和平常，才能堅韌、持久。這種“正常”和“平常”，已然成為秦牧叔叔的一種生活信念——遠奢華，脫面具，去矯飾；不求驚世駭俗，不故作驚人之語，而是以積極而平實的胸懷和心態去面對日常人生。這種面世態度，可以說從根本上影響了我自己日後幾十年的寫作與人生道路。

都說博聞強記、兼具知識性和趣味性是秦牧散文的特點，但和所有具有“博聞強記”特點的作家、學者一樣（比如錢鐘書），秦牧叔叔的家裏並不是書籍琳瑯的，日常談話中也並不喜歡掉書袋式的旁征博引。相反，秦牧叔叔非常註重談話中的思想線索、思考路向。“嗯嗯，你這麽看，給我說說你的道理？”他喜歡引導我談自己的“道理”，不管是多麽幼稚或偏頗的。這讓我後來養成一個習慣：和秦牧叔叔淡話是要帶著自己的“道理”上場的，他不止喜歡聽你言述自己的經驗感受，他更喜歡聽你講經過自己思考的“道理”。

我當然也註意到，在各種場合（包括私下場合），或許是歷經風浪，秦牧叔叔的言談始終是謹慎的，他很少有出格、偏激之淪，更絕少聽過他對自己當下處境的抱怨。但是，他卻從來不會跟你說一句套話，用某一種既定的公式來談論問題。相反，他總是善於在有限的話題範圍裏，以睿智的方式，擴展出盡可能大的認識天地，發掘出盡最可能多的向度、深度和能量。“某某這樣一種看法當然很有道理，但可不可以有另外的道理呢？在什麽樣的前提下，哪怕相反的道理，也有可能是合理的呢？”這樣一種多元化、包容式的思考和言說方式，是今天所謂“後現代知識語境”所孜孜以求的。可在我成長的過程中，這種平實、辯證、多向度的討論問題的方式，始終是秦牧叔叔一而貫之的思考和面世態度，也是他深深影響我的人格特質之一。

說到“抱怨”，我從平日不溫不火、從不議論人非的秦牧叔叔口裏聽過的最大的臧否之言，恐怕就是對那些“死教條”、“一根筋”同時喜歡以勢壓人的人物事體的嘲諷了。但在我這位“文學後生”面前，這種嘲諷往往也是點到即止的（但以我的年少敏感，我能意會他的所言所指）。

在我的記憶中，最能觸動秦牧叔叔的情感之弦而令他動容動怒的話題，就是談及社會底層大眾的苦痛和那些魚肉百姓的官僚的惡行了。有時我和妹妹向他言及知青生活裏經歷的種種不合理事情，或某位受到不公平對待的長輩友人（比如我們兩家共同的友人，留法醫學博士、“文革”中抑郁而終的羅廣庭醫生），他會像受了驚嚇一樣地霍然站起來，在小廳裏來回踱步，嘴裏喃喃有聲：“這不可以的……這怎麽可以呢？……”日後我從他發表在1979年、討伐文化專制主義的《鬢狗的風格>一文中，是可以從他日常的溫軟平和裏，讀出他的“金戈之怒”的。

從1974年開始，我陸續在省一級報刊上發表自己的小說、散文習作，也經常受邀從下鄉的海南島回到廣州參加省裏的各種文化、寫作活動。我在寫作上確曾受益於秦牧叔叔和紫風姨的私下指教，但絕未曾意求借助於秦牧叔叔的“名作家”光環，以所謂“文壇攀龍術”改變自己的命運（比如，曾有過多次選拔“作家班學員”上調回城的機會）。相反，在許多公眾場合，我自己反而是刻意與“秦牧同志”保持距離的，秦牧叔叔也常常裝著仿若與我形同陌生人。當其時，父親和兄長仍在“文革”冤獄之中，而秦牧叔叔的“問題”尚未明朗化，這種“距離感”實在深隱了那個特殊年代的許多苦衷。以至多少年過去，一直到秦牧叔叔發表他的那篇長文《鄰家少年》以後，廣東文學界的許多朋友才恍然大驚：原來，你與秦牧有著這麽親近的關系呀！

我清楚記得，秦牧叔叔多年郁積的拘謹、壓抑的第一次釋放，是在1976年底廣東作協（時稱省創作室）舉辦的全省青年作者筆會上，發表“文革”後他的第一場公開演講。那天，“秦牧演講”的消息一傳十、十傳百，除了我們這些年青學員，還引來了從作協、文聯、報社到出版社的許多新舊朋友，把廣州西郊溫泉招待所的那個小小的會議室擠得滿滿登登。秦牧叔叔侃侃而談，談用文學的眼光發現生活的意義，又用生活的歷練升華文學的感受，雖然只字未提“文革”中自己遭逢的種種劫難和委屈，但那種在逆境中淡然面對、挺然前行的意蘊，那種幽默、智慧的華彩，卻深深感染著每一位聽者。

在我眼中，那個我熟悉的、總是笑口盈盈妙語連珠的秦牧叔叔又回來了，又從水均崗狹小壓抑的廳堂忘情走進花城、藝海那個鮮花滴露、珠貝閃爍的新天地裏了。他當日的談話一再被掌聲打斷，最後卻在如雷的掌聲欲罷不能，一再被大家要求“多講一些！多講一些！”會後，年青作者們一個個都興奮得手舞足蹈，紛紛說：好久好久，沒有聽過這麽精彩的文學講演了！

大家當時還有一個奇特的說法，把秦牧稱作“廣東文學界的周恩來”，大概指的就是，當時廣被全國老百姓懷念、愛戴的周恩來總理身上的某些特質——忍辱負重、心胸寬廣、溫柔敦厚、才情洋溢而淡泊名利，等等，都在“秦牧同志”身上一一顯現而蔚為年青人的楷模吧。

碰撞

秦牧叔叔寫於1989年4月的一段話，是我讀到他的時間最晚近的一段文字：“……這是一個‘八千裏路雲和月’的時代，這是一個方生未死的歷程。用單一的色彩是不能描繪出它的梗概的，應該從多側面以各種的筆墨來表現它，才能夠讓人們真正理解它的風貌。”（《中國當代散文精華>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走筆至此，我想我也應該從“單一的色彩”走出來，面對這篇回憶文字最艱難的一道隘口了。

事實上，作為多少年來在“方生未死的歷程”中行進跋涉的秦牧叔叔，他的作品和為人風範，是和這個時代的所有歡樂哀愁緊緊相連的。成年後的我和他的交往，也不能不印上時代的深深烙痕。回避這一切，就不能“真正理解他的風貌”。秦牧叔叔，你是這麽一位求真求知、有著博愛真摯心靈的賢厚長者。我相信你越洋過海地走進我的夢來，一定是期待著阿煒的秉筆直書，不會願意看到他因為“為尊者諱”而文飾春秋之筆的吧？

1986年10月的一個深夜，在西班牙馬德裏火車站，我在打算夜宿車站前，給秦牧叔叔和紫風姨寄出了一張歐遊明信片。那時候，已經是我大學畢業後越洋求學，結束在加州大學和哈佛大學的四年學旅，在歸國前夕只身歐遊的途中。這些年來，在漂泊的異國行旅之中，除了父母以外，秦牧叔叔和紫風姨是我始終保持著書信聯系的少數長輩親友之一。歐遊途中我其實反而不敢給父母寫信，怕他們擔憂。

我沒想到，給秦牧叔叔夫婦寫的明信片，會給他們帶來那麽大的驚喜和感動。當我披著一身旅途塵煙步入國門，迎候我的，是秦牧叔叔那篇因我的明信片而起的長文《鄰家少年》，刊滿了南方一張報刊副刊的一整版。文中說：他期待著和一位沐浴過五洲風四海露的“小朋友”的歡聚暢談。確實，萬裏歸來，有說不完的新鮮話題。“歡聚暢談”一如往昔，仍舊是那麽多的零食，那麽多的回憶和笑聲。然而，也就是從這時候起，我漸漸發現，“沐浴過五洲風四海露”的“小朋友”和他多少年仰慕心儀的鄰家長輩叔叔，不覺間已然拉開了巨大的時空距離，開始發生種種樣樣的代際分歧與觀念碰撞了。

剛開始是我發現，幾乎每一次的“歡聚暢談”都會發生“言語卡殼”，談著談著，秦牧叔叔會突然沈默下來，然後就是他或我下意識地馬上轉移話題，於是話題便始終在客氣禮貌的表面滑動，最後又止於客氣禮貌之中。只是，患難結下的交情和輩份間的尊重，始終維系著這種親切的交往。

回想起來，我和秦牧叔叔之間真正發生過的正面言辭沖突只有兩次，一次輕，一次重。第一次是為黃秋耘伯伯。黃秋耘是廣東另一位具有全國影響的老作家，也同樣是父親有多年交情的老朋友。那天，我代父親看望完病中的黃伯伯後，順路到秦牧叔叔家小坐。我知道他和秋耘伯伯相知多年也共事多年，秋耘伯伯可算是秦牧叔叔的文壇知音之一。只是我也隱約感覺到，兩位老朋友近年來好像有些什麽隔膜，不像以往的關系密切了。談話中我偶爾談到秋耘伯伯向我言及的北京文壇近事。秦牧叔叔沈默了一會兒，突然說：秋耘這幾年有點出格，說話經常走火，我有點為他擔心。在我看來，“文革”結束後，秋耘伯伯好像重新煥發了文學青春，正直、敢言，他記敘“文革”時代的散文《霧失樓台》和《丁香花下》，曾在全國引起很大的反響。我的話於是脫口而出：“可是，秋耘伯伯說的都是真話呀……他這兩年的文章，我們年輕人都愛讀……”秦牧叔叔深深望我一眼，沒有言語，談話於是又陷入沈默。我心裏明白：“文革”後變得言語謹慎、文章也盡量寫得藏鋒去芒的秦牧叔叔，顯然是不滿意秋耘伯的耿介敢言，更覺得我這位“小朋友”涉世太淺，不知時世的高低深淺了。

下一回，則就是我到北京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工作以後。我自然是帶著一腔對改革時代的熱情回國工作的。到新單位報到不久，就發生了一系列突變事情，有點“當頭棒喝”的意思。我在北京的所見所聞——從官場腐敗到普通百姓、知識分子的生活拮據，等等，又更加劇了我的惡劣心情。那年春節回到廣州，便在探訪秦牧叔叔時一古腦兒發了一大堆牢騷。秦牧叔叔聽罷，臉色漸漸沈了下來，說：“我發現，你從國外回來，整個人改變了很多……”他突然提高聲調，“你現在，為什麽對什麽都看不慣呢？你的許多想法，是很危險的！”我一楞，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秦牧叔叔對我疾言厲色地說話。可是我也不甘示弱，回嘴說：“可是，這些都是社會的真實面，我們不能回避的……”秦牧叔叔沈聲說：“我勸你先回到文學，回到學問，先學會甘於寂寞，安於寂寞……”我一下子打住了。我不願就此與秦牧叔叔僵持下去，又不願意不鹹不淡地轉移別的話題。那次談話有點不歡而散。這是我們多少年的交往中頭一回發生的事情。以後，雖然還有逢年過節的例行造訪，但以往我的那種倚小賣小的放肆、無話不談的融洽，似乎也悄然而逝了。

現在回想起來，秦牧叔叔其實有先見之明，他是擔心我不安分的個性惹禍。或許是“文革”受創的教訓實在太慘痛了，我註意到，以往極少發表應景文字的秦牧叔叔似乎也難以免俗。在他的晚年，不時也有隨風而起的表態性文字見諸報章了。

鄉井水

記得好多年前我曾經問過紫風姨：你覺得秦牧叔叔寫得最好的文章有哪些？她告訴我：你可以找秦牧以前的雜文集看看，這書現在一般不容易找到了。若幹年後，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的東亞圖書館終於找到了這本秦牧叔叔寫於20世紀40年代末的雜文集。

讀罷後的第一個感慨，是驚訝於秦牧叔叔的文風丕變：像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作者的文字，那種對時代、現實問題辛辣、峻峭的批判鋒芒，那種對社會百態的細微觀察和隨手拈來的獨到見地，及其汪洋恣肆、才情過人的行文筆觸，都與我熟悉的那個以“知識性、趣味性”著稱的“秦牧散文”大相徑庭，確實有“脫胎換骨”之感了。我才忽然明白：在那些年調門越來越高的筆耕生涯中，秦牧叔叔在諸多禁忌荊棘中走出一條風格獨具的寫作路子，並且廣受讀者擁戴，有多麽多麽的不容易，其間又經歷過“雖九死而猶未悔”的“改造”、蛻變與抗爭、堅持！

多少年來，“秦牧散文”是作為“當代中國散文三大家”之一（其二為楊朔與劉白羽）名世的。我知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感寄托和生命軌跡。我不想以簡單化的“今是昨非”的態度去苛責前人與長輩。但當我此刻寫下這些回憶文字的時候，我也清晰地看到了秦牧叔叔從早年我所熟悉的幽默、開朗、話鋒機智銳猛，漸漸變成晚年的平和卻謹慎、達觀卻少言的不無疲憊、壓抑的面影。這個面影，在20世紀這樣一個坎坷多難的大轉折年代，也許可以看作一代善良、正直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真實縮影吧。他的奉獻和他的委屈，他的深摯和他的軟弱，他的才情和他的無奈……每每念及，都讓我心頭百味雜陳。

寫到這裏，忽然想起一段逸事：早年我從秦牧叔叔的《社稷壇抒情》裏讀到，當年那些飄洋過海“賣豬仔”出洋的華工（秦牧叔叔的父輩也是其中之一），常常懷揣一瓶故鄉的井水、一包故鄉的泥土，混合到外域的水土裏食用，以解水土不服。我曾經在當年第一次留洋時如法照辦，並且在回國後面告秦牧叔叔：那法子，似乎真的是可以奏效的，我好像因此從來沒犯過水土不服癥。秦牧叔叔瞪大了鏡片後面圓圓的眼睛，連連追問：你真的這麽試過了？那兩方水土混合的水，有什麽特別的滋味麽？我說：還沒來得及品出滋味，就讓我一口咽下去啦。他呵呵笑了：傻孩子，你怎麽這麽實心眼！現代人，那應該是象征意味多於實用意味的吧？

秦牧叔叔！多少年了，從小一直深受你影響的阿煒其實始終是這麽一位實心眼的“傻孩子”——咽下過兩洋水的各種滋味卻始終忘懷不了鄉土深蘊的甘苦百味。記憶，就是出門人的鄉井水。那個早晨與你在夢中驚見，使我多少個月來寢食難安。蘇軾有詩雲：“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顛。還來一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粵城一別，竟成永訣，一晃又整整15年了！當年的“鄰家少年”，在夢中與你，也真的是“華顛”相對了！飲水思源，點滴人心。我知道你不愛喝酒。就讓我以水代酒，把這篇回憶文字當做一盞混合著兩洋水土、百味和牽掛的清水，拂去塵埃，獻到你的靈前。

2007年12月20日始筆

2008年12月10日結篇

於耶魯澄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