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條藍色的哈達（代後記）

我不願意說，這是一次“衣錦還鄉”之旅。盡管2007年我帶的這支耶魯學生中文辯論隊，已經打敗了哈佛、普林斯頓、哥倫比亞諸名校出線，但這一回是代表美國大學赴京，打這場中央電視台主辦的、號稱“漢語奧林匹克”的全球中文擂台賽的。臨行前，校長接見，東亞中心送行，新華社采訪，確乎是簇擁著“鮮花與掌聲”，踏進的故土家門。

我也不願意說，這是一次“與時俱進”之旅。雖然，近年的“中國崛起”話題帶動全球“中文熱”升溫，耶魯莘莘學子的中文造詣，曾在CCTV攝制組造訪北美諸名校時技驚四座、享譽一時。帶耶魯學生進中文母語的大本營——北京央視的大舞台獻藝，似乎恰逢其盛也，恰正其時也。

我的感覺，卻覆雜得多，也“暖昧”得多。

“我本飄零江海客，一啖鄉果淚潸潸。”這是剛剛過去的夏天，我重踏40年前下鄉的海南島時寫下的詩句。多少年前的赴美，我選擇站到了耶魯的講台上，獲得了一張能以自己的中文母語安身立命的“平靜的書桌”。“感恩”這個詞，如今成為坊間俗語了。用卡萊爾那句有名的話說：“未哭過長夜的人，不足以語人生”，如果不是在失土失根的焦慮中面對過蒼茫無助的荒蕪——是的，如果不是在晦暗幽長似乎無垠無盡的人生隧道裏，驀地遇見滿天星光、滿襟霞彩，我就很難表述出，自己這麽一種獨特的，對於母語、對於命運的感恩之情。忽地從托馬斯？曼的“祖國文化就在我身上”一語中頓悟，從而獲取自我拯救的力量的。“背負著黃土地漂流。”“故鄉和故鄉文化也在我的潺潺流動的血脈裏，它也和我一起浪跡天涯。……到處都有漂泊的母親，到處都有靈魂的家園。”命運待我何其寬厚——母語，正是母語，成為我海國漂流中的舟楫，承載我的故土鄉愁、家國之思的一片堅實的黃土地。作為一位自孩提時代起就開始做文字夢的中文從業者，還有什麽，比能在西方院校裏以中文母語為志業——向這些“紅須綠眼”的洋孩子們講授“風花雪月”與“青梅竹馬”、“大美無言”與“相濡以沫”、孔孟與老莊、陶淵明與蘇東坡……更能體證“語言即存在”、“母語即家園”這一命題的切膚之感、悅心之快的呢？

不，不僅僅為“稻粱謀”。我不敢以“文化托命人”自詡，但曾在文字中言及：把恒久的價值堅持，轉化為一種全新的個體生存方式，繼續前行。我曾在一文中如此言述：“那是為一脈青山留住一片雲彩，為一條河流留住一葉扁舟的詩性堅持。”但價值的堅持，是要以載體呈現的。如今我明白，母語的授業與耕耘，就成了我的生命理想的全新載體，也成為自己一種獨特的個體存在方式。站在耶魯講台上，我內心確是存有這樣一種自覺的：一種民族精神的存亡繼絕，文化、思想和語言的深度耕耘，實乃千秋萬世的事業。“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是比生意場上的益損、政治博弈中的得失所講究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要遠為曠達的戰場，遠為高遠的視界，同時，也要付出更多沈潛淵厚的努力。我慶幸自己終於覓得了耶魯這張“平靜的書桌”。在這張“平靜書桌”之上，可以育人，可以弘道，可以澄思，可以築夢，更可以修為。借用畫家友人為我寫的行草條幅——南朝大畫家宗炳的“澄懷觀道”的意蘊，我把自己在耶魯校園的辦公室命名為“澄齋”，就是言說的這樣一種澄然舒坦的心境。

那天，當我的三位耶魯洋弟子——邵逸青(AdamScharfman)、溫侯廷(AustinWoerner)、蘇克思(NicholasSedlet)過五關、斬六將，先後打敗了英國牛津大學和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在來自五大洲的央視國際大學生辯論賽中獨占鰲頭、贏取總冠軍的時候，我的心情其實是平靜的。因為我了解自己的學生——他們不同凡響的中文優勢，是顯而易見的。當邵逸青站在央視一號演播廳的舞台上——就是那個蜚聲遐邇的“春晚”大舞台，以字正腔圓、聲情並茂的京腔將蘇東坡的《前赤壁賦》全文背誦下來的時候，“四分十六秒！四分十六秒！”央視的紅牌主持人激動得大喊，“哪位在座的華夏子弟，願意接受這四分十六秒的挑戰？！”在舉席騷然之時，我的心情，依然是平靜的。我知道，背誦乃古來華夏弟子的“童子功”，我的秉性聰睿的耶魯學生所掌握的，還只是中國文化的皮毛而已。翌日的才藝表演，當溫侯廷彈著古琴、吟唱李白的《秋風辭》，然後再以古琴即興伴奏，為蘇克思朗誦《紅樓夢》的《葬花吟》添韻增色時，央視演播大廳又一次騷動了起來。我卻借個由頭，悄悄涮到門外去了。“耶魯蘇老師在哪裏？”我聽見導播在搖桿攝像機後面壓低嗓門叫喊，“要補一個蘇老師的鏡頭！”可我想避開那個鏡頭。這些天來，我一直不想上鏡，在避開各種鏡頭和聚光燈，而把我的四位學生（還有一位是候補隊員甘簡亭——J．T．Kennedy）推到各路媒體前面。

耶魯隊獲得總冠軍的當晚，為準備辯論賽折騰了大半年時光的四個洋小夥子，樂得在我的客房裏撕紙打滾——他們把幾輪賽事的“備戰提綱”撕個粉碎，然後躺在碎紙上撒歡；不過癮，又脫得只剩下一條褲衩，在旅館樓道裏“裸奔”；還不解恨，在狼吞虎咽了一頓餃子後，終於被頻頻響起的手機鈴聲催促著，和來自各國的學生們會聚到酒吧去了。我知道，除了提前離去的甘簡亭，三位大男孩都超過了美國允許喝酒的法律年齡——21歲。我這個老師只是擔心：看他們被眾多黃眉“粉絲”簇擁著，怕他們喝得忘形，鬥酒生事。沒有想到，學生們——不僅僅只是耶魯學生，還有座中新識的眾人們——卻把“鬥酒“的目標，轉向了我。

樂聲震耳，煙氣迷蒙。我和遠從山東趕過來看我的姐姐、妹妹低頭閑聊著。座中眾人忽然一個個舉著酒杯，走到廂座前，輪番敬酒，在我耳邊吟吟說著令我動容的話語，“蘇老師，我特意要敬你一杯！”“蘇老師，我也要特意……”我不善酒，他們卻不勉強我“幹杯”，卻“特意”地把一杯杯酒喝了個底朝天。這時候，一陣悠揚的樂聲響起來了，一位剛才勸酒的中年漢子跳到了台上，對著麥克風高聲說：“我今晚，要唱一首特別的歌，特意要獻給蘇老師”——又是這個“特別”和“特意”！他唱起了一首草原上的古歌，遼遠而哀傷，唱得動情、投入。歌罷，他從友人手中接過一條藍色的哈達，幾步跨到台下，忽然一個深鞠躬，雙手捧送，獻到我的面前。

我在慌措中接過這條藍色的哈達，哽噎著說不上話來。我知道，所有無言的感懷、祈願、祝福，都凝聚在這藍光熠熠的絲絹裏。我披上哈達，向著暗影中那些瑩瑩的目光，深鞠一躬，舉起了酒杯……

派翠克離家單飛了幾天以後，曾經回來看望過我們兩回。姥姥說，一次他飛回到後院的秋千架上，唧唧啾啾地唱著；一次飛回到涼棚前的晾衣繩上，跟姥姥打過招呼，大概見我和端端不在，就飛走了。那幾天，我們正在北部佛蒙特州的大山裏。

等我們回到家裏，常常早晚在後院草地上等待和呼喚派翠克，但青青草地之上，卻只剩下那片水藍水藍的天空了。一家老嫩確乎天天都在想他，惦掛他。這幾天山上的葉子紅了，端端對我說：派翠克一定是飛往南邊找他的媽媽和朋友去了。“建”告訴過她的，知更烏一到秋天就往南飛。明年春天他會再回來看望我們的，並且很可能就把他的家，安在我們後院周圍的樹林裏。“——可能的，可能。”她這麽認真地咬著中文字說。

就在提筆完稿的昨天，發生了一件小事：妻子下班回家，發現一只小鳥飛進了涼棚，趕緊把門掩上了。她對派翠克沒有印象，便往我辦公室的電話裏留了個錄音：快回家來，可能是派翠克回來看你了！端端放學回家，聽媽媽一說，歡天喜地跑到涼棚，發現飛進來的只是一只小灰鳥，不是派翠克，便要把小鳥放走。媽媽說，不等爸爸回來看看麽？她說：爸爸說，小鳥就該讓它飛走的。它著急，就讓它早點飛走吧！

她戴上我幹花園活用的黑手套——怕小鳥啄她，把受驚的小鳥捧在手裏，在那片送走派翠克的草地上，把它放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