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往往用不了多少時間，下面這個故事則可以證明這一點。

在1879年捷克的比爾森地區，曾經有一個叫揚納切克的吉普賽人，當他因為宣傳叛亂的罪過，被人把絞索套上了他脖子，他毫不在乎地說：情況會轉危為安的！結果真被他猜中了，在最後一剎那，又把他從絞刑架上領了下來，因為恰逢皇帝生日，在這一天不能對犯人處以絞刑。

第二天的時候，剛要把他吊到絞刑架上絞死，這個吉卜賽人遇到了更大的福氣，忽然間暴亂者占領了刑場，原來宮廷發生了政變，皇帝被推下了寶座，這位煽動叛亂的家夥成了當地的重要人物，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但是僅僅過了一個星期，他就又被重新拉上了絞刑架，因為叛亂被鎮壓了下去，這一次才把他絞死。

在第三天，死去的吉普賽人得到了寬恕，因為所有事實表明，這件案子原來是另外一個揚納切克幹的。於是只好把他從犯人墓地挖出來，給他恢覆名譽，改葬到天主教徒的墓地，但是後來發現這個吉普賽人不是天主教徒，而是個新教徒，於是只好把他從墓地裏再挖出來，改葬到福音派教徒墓地。

群體不僅可以在好惡情緒之間莫衷一是，它甚至可以眨眼之間就從最野蠻最血腥的狂熱過渡到了最為極端的寬雄大量和英雄主義。

群體很容易做出即使連劊子手也會心有不忍的殘忍行為，但很可能就在一瞬之間，他們又會很容易的為某種當他們是獨立的個體的時候壓根不信奉的教義而流血犧牲慷慨就義。

正是群體，他們會為任何一種信仰——哪怕是這種信仰他們從未聽聞——而不惜血流成河。

如果你想知道群體的沖動性，了解他們都會幹出些什麽事情，我們甚至不必回顧英雄主義時代，隨時隨地的，群體都向我們展示著他們驚人的浮燥與急切。

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次起義中，都不乏群體慷慨悲歌，從容就義的場面。

群體，處於沖動狀態之中時從不吝惜自己的生命。

就在不久前（指1799年法國的霧月政變），一位於突然之際聲名雀起的將軍（指拿破侖皇帝本人），他可以在法國輕而易舉的找到成千上萬的人，只要他一聲令下，這些人就會為了這位將軍的個人事業而犧牲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