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諺語這樣說——瞎子的聽力比常人更敏銳。

正如這個此消彼長的道理一樣，缺乏推理能力的人一樣，群體形象化的想像力不但強大而活躍，並且非常敏感。

對於群體來說，一個人、一件事或是一次事故，往往會在他們的腦海中喚起栩栩如生的形象，而這種超常想象力是一個理性的人不俱備的。

這樣看起來，群體就像是一個睡著了的人，他的理性已經被擱置腦後，只憑形象思維來得到結果，就像是做夢一樣，因此他的頭腦中能產生出極鮮明的形象，但是只要他能夠開始思考，這種形象也會迅速消失。

無論是獨立的個體還是群體，一旦他們喪失了思考和推理能力，那麽他們對自己的認識就變得十分模糊，甚至於不認為世界上還有什麽辦不到的事情。

群體的這種想法十分強烈，以至於讓他們產生了一種目空一切的極端情緒，一般而言它們也會認為，
當實力較弱的角鬥士不敵對手的時候，觀眾席上立即會響起嬉笑聲，就連婦女在內，有時甚至是供奉竈神的貞女也會站起來，不僅做出拇指朝下的蔑視動作，還嚴厲譴責打得不好的角鬥士，並威脅要揍他們。

我們可以看出，這種因為形象的暗示而產生的感情十分強烈，因此，就像暗示通常所起的作用一樣，它們傾向於變成行動。

即使到了現代，這樣的故事我們也時有耳聞。

在某個大眾劇院中，劇院經理僅僅因為上演了一出讓人情緒低沈的戲，就不得不保護那扮演叛徒的演員離開劇院，以免他受到那些義憤填膺觀眾的粗暴攻擊，盡管叛徒的罪惡不過是劇作家想象的產物。

可以說，這樣的故事是對群體心理狀態的最好揭示，尤其反映了鮮明形象對群體想象力的影響。

這也再次印證了我們的判斷：群體沒有理性的思維過程，虛構的因素對它們的影響，幾乎比現實因素的影響還要大，他們對於這兩者，有著不加區分的明顯傾向。

想要領導群體，就要在他們的想象力上大下功夫。

因為在歷史上，幾乎所有侵略者的權力和國家的威力，都是建立在群體的想像力上的。

讓我們來看一下那些重大的歷史事件，諸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興起，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以及我們這個時代社會主義的崛起，都是因為對群體的想像力產生強烈影響，而造成的直接或間接的後果。

除此之外，所有時代和所有國家的偉大政客，包括最專橫的暴君，也都把群眾的想像力視為他們權力的基礎，他們從來沒有設想過通過與它作對而進行統治。

拿破侖在這一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他在國會中演講時曾經這樣說過：“我通過改革天主教，終止了旺代戰爭，通過變成個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住了腳，通過成為一名信奉教皇至上的人，贏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去統治一個猶太人的國家，我也會重修所羅門的神廟。”

自從亞歷山大和凱撒以來，大概從來沒有一個偉大的人物更好地了解怎樣影響群眾的想像力。而拿破侖恰恰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

終其一生，拿破侖始終全神貫註的事情，就是強烈地作用於這種想像力。在勝利時，在屠殺時，在演說時，在自己的所有行動中，他都把這一點牢記在心中。直到他躺在床上就要咽氣時，依然對此念念不忘。

正因為如此，拿破侖才在他那個時代建立了彪炳的勳業，盡管成千上萬的士兵因為他的野心而客死他鄉，但民眾仍然認為他是當之無愧的帝王與英雄，仍然有數不清的民眾情願為其赴湯蹈火。

那麽，究竟應當如何影響群眾的想象力呢？

想要掌握這種本領，實際上只需要註意一點，那就是萬萬不可以求助於智力和推理，這也就是說，絕對不能夠采用論證的方式。

當凱撒被布魯圖等人刺殺於元老院時，安東尼為了讓民眾反對謀殺凱撒的兇手，采用的辦法並不是機智的說理，而是讓民眾被鮮明的形象所感染，讓民眾看到他的意志，於是他用手指著連中23刀的凱撒屍體，做出慷慨激昂的悲憤之情。

這樣的策略收到了成效，布魯圖與他的同謀喀西約很快便眾叛親離，民眾都為安東尼的情緒所感染，自發地集合起來高呼凱撒的名字，要求將這兩個人稱之為人民公敵。

然後，安東尼又在葬禮上用標槍挑起了凱撒的血衣，當眾宣布了凱撒的遺囑。群眾因此而心碎狂亂，舉著火把追殺兇手們。不久之後，布魯圖和喀西約就在絕望之中自殺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