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顧世界，不難發現，這個世界主要存在著三種文化：一種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所強調的是原罪與救贖。也就是說，它強調的是“無緣無故的苦難”和“無緣無故的愛”。而“無緣無故的苦難”和“無緣無故的愛”之間依靠什麽來銜接呢？“救贖”。也就是說，它認為人要不斷地受罪，人要不斷地去面對無緣無故的苦難，但是你要怎麽樣才能得救呢？你要永遠以愛的名義去努力。因此，我們說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而《西遊記》寫的是向印度取經。那麽印度佛教的關鍵又在什麽地方呢？就在苦難與解脫。它同樣是面對“無緣無故的苦難”和“無緣無故的愛”。釋迦牟尼本來是凈飯王的兒子，一天早上，他出去散步，在四個城門同時看到了人類的四大悲劇：生、老、病、死。他突然意識到，其實人類的苦難來自於人類的根本困惑，而不是來自於吃不飽、穿不暖，不是來自於現實的苦難。這個時候，他就發現了苦難的無緣和無故。那麽怎麽辦呢？只能“以無緣無故的愛”去對應，但是印度文化又與西方文化有所不同。其中的關鍵是：解脫，也就是說，他不要求你在現實生活里不斷努力，然後上帝就來搭救，他要求你永遠不努力，然後佛就來搭救。所以，印度文化的形象是在菩提樹下，天天坐著沈思，然後又如何、如何。這種文化我們可以把它叫做“苦感文化”。因為對於他來說，人生真的就是苦。人一生下來就要受生、老、病、死的煎熬，那還不苦嗎？

中國文化是什麽呢？在我看來，是自在與逍遙。中國並沒有發現原罪與苦難，也沒有發現救贖，更沒有發現解脫，中國人所發現的，只是自在與逍遙。中國人發現了生命的有限，這是中國人和西方人的共同之處，但是他認為這個有限是可以通過把它轉化為現實的成功來解決的。比如說：人是必然要死的。這是西方人和印度人所說的“無緣無故”，那麽你要怎樣才能得救呢？中國人的辦法是把它轉化為“有緣有故”的現實的“困難”，諸如“懷才不遇”、“吃不飽，穿不暖”之類，而它的解決，則是“江山美女”、“榮華富貴”，這就是所謂“立德、立功、立言”。這樣一來，中國人事實上也就逃避了人類最根本的困惑，逃避了自由，處於一種其樂陶陶的狀態，所以，中國文化也被看做一種樂感文化。

當然，中國文化也未嘗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缺點。中國人也意識到了自己不討論死而只討論生，所謂“未知生，焉知死”。換一句話說，中國人從來不討論“無緣無故的苦難”，他只討論“有緣有故的苦難”。於是，中國的思想家發現了佛教的厲害，為什麽呢？因為佛教面對的正是那個“無緣無故的苦難”，而這個苦難其實是每一個人心里都有的。中國思想家說，佛教是“以生死怖人”。佛教宣傳說；你肯定是要死的，所以，你要多積善事。因為要是不積善事，你死了以後，你的靈魂就找不到家了。必須承認，佛教的這一套是非常厲害的。中國的儒家、道家都講不過它。於是，就必須向印度學習。新的思想資源，印度佛教，就是這樣出現在中國人的面前。對此，在《西遊記》里也有所反應：

如來方開憐憫之口，大發慈悲之心，對三藏言曰：“你那東土乃南贍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廣人稠，多貪多殺，多淫多誑，多欺多詐；不遵佛教，不向善緣，不理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義不仁，瞞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殺牲，造下無邊之孽；罪盈惡滿，致有地獄之災。所以永墮幽冥，受那許多碓搗磨舂之苦；變化畜類，有那許多披毛頂角之形，將身還債，將肉飼人。其永墮阿鼻不得超升者，皆此之故也。雖有孔氏在彼，立下仁義禮智之教，帝王相繼，治有徒流絞斬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縱無忌之輩何耶！（第98回）

菩薩道：“你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升，只可渾俗和光而已。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難人脫苦，能修無量壽身，能作無來無去。”（第12回）

遺憾的是，由於中國文化中存在著的強大的排斥力量，最終這場千余年的大型學習卻無疾而終。為此，中國文化所面對的仍舊只是“心性之家”，而不是“神性之國”。我們看到，作為《西遊記》思想背景的因為受到佛教影響而出現的新儒家、新道學、新禪宗，他們當然各有不同，但是其核心奧秘卻都是遠離信仰與愛。就以《西遊記》涉及最多的新禪宗為例，在1927年的一次講演中，魯迅就曾經贊揚了印度佛教中的小乘佛教，批評了印度佛教的大乘佛教。本來，中國最應該學習的就是小乘佛教，但是中國事實上最終所學習的卻主要是大乘佛教。說白了，就是因為大乘佛教最適合中國人的逍遙心態。由此，新禪宗成為一種沒有信仰的宗教。嚴格來說，這已經不是一種宗教，而是一種心理調節技術。事實上，這樣的宗教已經成為中國人的精神和信仰世界的“可口可樂”。它喪失了“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和“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宗教精神，只是一場無可無不可的人生遊戲。就是這樣，中國文化又一次錯過了建立超驗世界的機會。

還回到《西遊記》，在我看來，它就是其核心奧秘都是遠離信仰與愛的因為受到佛教影響而出現的新儒家、新道學、新禪宗的形象文本。後來的電視連續劇《西遊記》的主題歌中有驚天一問：“敢問路在何方？”就正是《西遊記》原著所要提出的問題。而“路在腳下”，則是它的回答。我已經分析過，這並非一個令人滿意的回答。可是，對於一個始終拒絕信仰與愛的文化來說，你又能指望它做出什麽回答？記得一生坎坷的蘇東坡在爬山的時候，看到了一個樹木掩映的山巔小亭，於是，他突然悟到，此間有什麽歇不得處？頓時，他感到自己有如脫鉤之魚。於是，莊子的“大鵬”化身為蘇軾的“孤鴻”，它“偶然留指爪”、它“那復計東西”、它“揀盡寒枝不肯棲”。你們在參觀敦煌、云崗、龍門石窟時候是否注意到過那個飛天的形象？這也是中國人以“逍遙”來取代印度的“解脫”的美學象征，從此，就是石窟藝術的美學亮點從來自印度的佛像向有“中國特色”的飛天的轉移。而禪宗在被問及“何處來，何處去”的問題時。其公認最最聰明的回答竟然是：“從來處來，往去處去。”顯然，對於來自“西天”的思想，中國人總是要不遺余力地加以富於“中國特色”的改造，總是要不遺余力地使其仍舊回到自己的思想軌道。在《西遊記》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意味深長的例子，那就是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稱為《多心經》。在第19回、第32回、第43回、第93回你都可以看到，可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里面的“般若”是智慧、“波羅”是彼岸、“蜜多”是到達，把“蜜多”拆開，組成了怪誕的《多心經》，這只能說明中國人的學習態度是何等的不認真啊。確實，這樣一種文化，你可以指望它回答那個千年一律的老問題“怎麽活著”，但是卻絕對不可能指望它回答那個令人困惑不解的新問題“為什麽活著”，除了抵制神性思維，除了把一個受苦的佛教改造為一個享受的禪宗，除了以個體逍遙取代“救贖之心”，它也確實做不了別的什麽。(中國愛思想網站2014-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