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遇見“化石”

人民文學出版社提供了百回本《西遊記》的標準文本，作為中國小說的“四大名著”之一，絕大多數國人在中學階段已經完成對它的閱讀，並對其中所述的故事了然於胸。所以，沒有特殊的需要，一般人不會再重新審視這個文本。筆者相信，閱讀時知識儲備的不足，使絕大多數國人失去了充分領略《西遊記》妙處的機會。

比如，第六回講到太上老君要幫助二郎神擒拿孫悟空，與觀音菩薩有一段對話（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第3版，第72頁）：

菩薩道：“你有甚麼兵器？”老君道：“有，有，有。”捋起衣袖，左膊上，取下一個圈子，說道：“這件兵器，乃錕鋼摶煉的，被我將還丹點成，養就一身靈氣，善能變化，水火不侵，又能套諸物；一名‘金鋼琢’，又名‘金鋼套’。當年過函關，化胡為佛，甚是虧他。早晚最可防身。等我丟下去打他一下。”

老君的話中有“化胡為佛”一句，因為跟故事情節的進展沒有什麼關系，讀者完全可以忽略不顧，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文本也沒有給這句話加注。確實，忽略此句並不影響閱讀，而注意到這一句，則需要讀者具備有關《老子化胡經》的知識。筆者初次閱讀《西遊記》時，也不掌握這種知識，現在重讀時遇見此句，卻覺得意味無窮。

《老子化胡經》與佛、道相諍的歷史相纏夾，在《西遊記》故事開始醞釀形成的唐宋時代，估計曾是一本眾所周知的書。但是，自元朝政府下令銷毀此書，知道它的人就越來越少，至少它已經退出了大眾的視野，其重新獲得關注，要到敦煌遺書中的幾個抄本被發現以後。那麼，明朝百回本《西遊記》的“作者”又何從獲得老子“化胡為佛”的知識？

把《西遊記》視為“證道書”的學者也許能夠解釋這一點：如果“作者”是一位道教徒，他可能在《化胡經》被銷毀後繼續擁有相關知識。然而即便如此，情況也並不因此而顯得樂觀。“老子化胡”的說法在百回本《西遊記》中既沒有出現的必要，在全書中也沒有實質性的呼應（第五十二回降服青牛時，老君說：“我那‘金剛琢’，乃是我過函關化胡之器，自幼煉成之寶。”這里再次出現“化胡”，但提供的相關信息並不超過第六回，全書之中沒有對“化胡”的進一步敘述或說明），實際上它與《西遊記》所描述的世界可謂格格不入，而且無論如何老君也不該面對觀音菩薩去自吹什麼“當年過函關，化胡為佛”，那菩薩的修養再好，怕也不能容忍。很明顯，“作者”並未意識到，他讓老君說出這麼一句話來，是如此地不應場合。

一句沒有必要、沒有呼應、不應場合的話語，孤零零地嵌在文本之中，我們只能把它當作“化石”來看待。在《化胡經》流行的唐宋時代，作為有關老子的言說中極普通的“常識”，在某個通俗文本中形成了這樣的話語，或者在說書人口中成了套語，經過了一番我們難以知其細節的遇合，該文本或套語被百回本《西遊記》所吸收，此時的“作者”已不能確知其含義，故亦不曾加以修改，莫名其妙地保存下來，成了一塊“化石”，很不和諧地夾在文本之中。

其實，類似的“化石”在《西遊記》《水滸傳》等通俗小說中並不稀見。從故事開始流傳，到目前被我們認可的“小說”文本的形成，經過了漫長的時間，於是，許多不同來源、形成於不同時期的元素，被匯集於此，如果不曾被“作者”充分消化，就成為上述那樣的“化石”。一塊一塊地尋出這樣的“化石”，也許是一件饒有趣味的事，但這不是本文的目的。毋寧說，筆者關心的恰恰是與此相反的另一方面，即不同來源、形成於不同時期的許多元素，如何被整合到百回本的文本之中，成為一部理應具備自身統一性的“長篇小說”。

對於具有特定作者的“作品”來說，作者是其自身統一性的保障。我們通過了解作者的想法，去有效地解讀他的作品，使這個作品呈現為自身統一的對象。即便聲稱只關心作品本身的批評家，其解析文本時，也大抵仍以“作品”的自身統一性為前提，嚴格地說，這依然需要一個特定的“作者”，盡管他經常被隱去不提。就此而言，《西遊記》可以成為特殊的考察對象，其自身統一性如何，尚待檢證，無論給它標上一個“作者”吳承恩的做法是否合適，吳都不能成為其自身統一性的保障。

那麼，在沒有“作者”保障的前提下，這部“小說”的文本如何形成其自身的統一性？我們可以設想幾個層次來加以考察：首先是故事，完整而無矛盾地講述取經故事，是最淺表的層次，無數“作者”可以在這個方向上合作，然後由寫定者綜合起來，形成統一性；其次是文本所包含的具有客觀性的知識，如上述“化胡”的說法那樣，對於一個歷經眾手的文本來說，考察其如何處理這類知識，可以檢證寫定者的工作力度，也就是文本統一性達到的程度；最後是觀念層次，一般情況下這是作者的思想在作品中的體現，但《西遊記》有沒有這種統一的思想性，還是個問題，這里把文本中包含的思想性內容稱為“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