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人，一個單個的人說他自己“我是幸福的”，那麽同這個人交往我會覺得困難。

然而如果一個政客，一個德國的政客說“我們的人民是幸福的”，我則會感到一種悚然。有自己的幸福的單個的人總會對那些沒有他的幸福也沒有自己的幸福的人視而不見。有自己的幸福的人民常常會把那些沒有他的幸福也沒有自己的幸福的人民踩踏在腳下。

政客的臉在電視屏幕上神采奕奕。他的目光擡起，如果不在室內，人們現在應當是可以看到一方天空的。

人們沒有看見一方天空，但是看見了政客陶醉在自己的那句話中。

我關上電視機。那張臉消失了。那句話懸浮在房間的半空中。書架上，書脊默默地一個挨著一個。我在用目光找尋，暗自希望，書這會兒要是能開口說話該多好，要是能用它們的話來駁斥懸浮在房間半空中的那句話該多好。但願它們能不斷地這樣去做。但是它們沒有這樣去做。

布林克曼，法斯賓德，克魯格，恩岑貝格，他們過去和將來永遠不可能像德國足球隊在這些日子中那麽重要。

房間里，墻變得太白了。光線太耀眼了。椅子太硬了。我只好站起身，毫無目的地穿過房間。

第二天上午，我走過城市的街道，審視所有從我身邊經過的行人，看他們是不是符合那句“我們是幸福的人民”。

一個女人提著兩個購物袋。一個男人用勁關上車門。四個男人在艾都咖啡店圍著咖啡桌站成一圈，藍色工作服的口袋里插著螺絲刀和折尺。一個男人獨自坐在長凳上看報紙。

也許他們是“幸福”的。

火車站，一個老婦人，她在拉手風琴。鞋尖上放著一張紙：“我的音樂為窮人而演奏。”商場外面有一個乞丐。帽子旁邊有一張紙條：“我失業了，我餓。”

他們不“幸福”。他們不屬於幸福的人民。

我買了一份報紙。一篇文章，篇幅比伸開的巴掌還要小，但是“德國”這個詞出現了十二次。第一句：“這是一個德國年。”最後一句：“世界格局中的德國年。”在頭尾之間的句子中，“奧體館的草皮經過德國綠色大夫的整治，已經煥然一新。”稍後又有一句：“草莖煥然一新。”然後是：“勝利是德國心靈的肥料。”

在同一份報紙上，還有一個這樣的標題：“聯邦共和國在1989年出生的德國孩子更少了。”這篇文章恪守了它的承諾：“德國”孩子的出生是有別於“外國”孩子的出生的：“據統計，在去年死亡的德國人比新生人口多87000人。而外國居民的新生人口則比死亡人口多71000人。”

我合上報紙。那些句子依然縈繞在我的腦中。我傾聽了一下手錶，它滴答滴答走得很準。指針一顫一顫地從一個數字走到另外一個數字。有三個孩子在內院里玩耍。他們相互不說德語。一個裹著白頭巾的女人朝窗戶外面喊著什麽。

她如果讀了這份報紙，太陽穴不知道會怎麽跳呢。

這一天漸漸萎縮了，它潛伏了。我在自言自語著有“德國”的詞：“德國的窗戶，德國的門把手，德國的毛栗子，德國的雲彩。”

晚上，德國足球隊的男人們在用身體為人民的幸福做著最大的貢獻。香檳酒和焰火發出砰砰的聲響。

休閑的勇士們靠國家賺足了錢。德國國旗在今夜泛濫。落下了一場雨。颯颯的雨聲。雨把旗子弄得粘嗒嗒的濕。一場由沈重的水滴組成的雨。

這是德國的雨滴。

一滴足夠矣。因為杯子滿了。(1990年9月，《一顆熱土豆是一張溫馨的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