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兩岸歌流傳而言，臺語（閩南語）作為屬於福建南部漳州泉州一帶的語種，屬於大陸語系的方言，使得臺語歌曲的傳播幅度有限，可以理解。但是，我們從“小歌片”的收集與研究發現，除了鄧麗君的歌穿透兩岸敵對狀態的魅力外，國語歌曲、校園民歌與臺語歌曲的翻唱都在文革後成為大陸人民日常聆聽的喜愛歌曲，少數在臺灣火紅的臺語歌曲，如〈一支小雨傘〉等也成為“小歌片”在其中。事實上，冷戰時期臺灣歌謠的歌的語種量子流強度相當強，但循環的地理位置不是向中國大陸，而是日本，如寶島歌王洪一峰與文夏，和許石、郭一男等。這些歌手在日本受到熱烈歡迎，除了個人魅力強能用臺語充分表達主體性與歌曲外，更重要的是都能講和唱流利的日語，這與他們都是戰前出生受過日本教育有關。

本文研究指出，近代兩岸之間出現過三次流行歌的交織，關鍵的城市是上海與臺北。首先二戰前30年代從上海流傳至被日本殖民的臺灣，並且被翻唱成臺語歌，這一趨勢越靠近終戰越明顯。雖然面對政治權力的截斷，流行歌繼續被創作與如洋流般流傳，兩岸當時的音樂人黎錦暉與陳君玉扮演關鍵而重要的角色。

宏觀政治的截斷，會被微觀的歌流所沈浸、延伸，持續重組與激盪著它的節段。兩岸重組與激盪的新的流行歌形式被創造出來，被貶抑為寫“黃色歌曲”的黎錦暉卻創作出“中國化爵士樂”，在臺灣歌謠史中被邊緣化的陳君玉卻創造出臺灣歌謠前身“流行小曲”。歌流傳的迴路二戰終戰之前“節段化”的現象是在上海高原之內，主要是針對動盪中國局勢時期黎錦暉的“黃色歌曲”；但是正是因為動盪很難控制時代曲的跨界流傳，加上太平洋戰爭前日本殖民政府並未對中國實施海禁，使得黎錦暉所代表的“海派上海”流行歌輸入臺灣，1930年代形成對於臺灣流行歌深刻的支配與影響，陳君玉的創作與主張證明了這點。

第二次交流是戰後國民政府主政的1950–60年代，海派上海歌隨著來到臺北旋即在臺灣各地流傳被翻唱成臺語歌，成為臺灣流行音樂文化的養分。上海高原的強大量子流，持續到戰後雖然不可諱言地日本的影響力仍在，美國則與日俱增。在當時國民政府主張自己才是正統的政策下，臺北高原裡被宏觀的政治權力所截斷的歌流，除了對於“違反民族正氣的”與“黃色歌曲”的歌採取禁歌政策外，其真正的目的是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乃獨尊被權力篩選過的國語（北京語）歌，對於民間慣用的臺語等歌曲嚴加取締。但是聆聽欲望的流動與節段化政治權力的激盪重組結果，就是迂迴以對、繼續唱歌的“隱蔽知識”產生。人民唱歌和聽歌的欲望不會停止，因此即使面對宏觀政治的短暫截斷，兩岸歌流傳的“洄流迴路”並沒有停止。

第三次是80年代由臺灣流行至大陸，最具代表性的是校園民歌和國語歌曲，在後文革的時代對於大陸人民的日常生活聆聽產生影響。以北京語演唱的校園民歌與國語歌曲，即使面對1982年為清除精神污染而出版《怎樣鑒別黃色歌曲》的時代，在敵對兩岸政治封鎖創造密不通風的克分子線過程中，能夠創造流行歌逃逸線進入大陸人民的耳朵，是通過各種地下的渠道：這包括實體的小歌片、盜版卡帶與收音機短波傳播。不僅僅是大陸想要截斷黃色歌曲，臺灣也一樣。校園民歌與國語歌曲風靡兩岸的榮景，在臺灣受到國民政府以其迂迴，精緻的控制技術施行歌曲審查、禁唱。國民政府一直想推動的“淨化歌曲運動”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表面上“藝術歌曲流行化，流行歌曲藝術化”口號響徹雲霄，佔據電視主流媒體頻道；但事實上愛國歌曲也像上述大陸一樣，無法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