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80年代兩岸流行歌的交織，臺北高原的作用力開始增強，逆轉過去長期上海高原的支配作用，原創的校園歌曲或國語流行歌，從過去被支配的流行空間發展出具備特色的流行歌，反向輸出至上海等音樂洄流“上層”形成“地下地上化”、“邊陲中心化”的現象。

本文以兩岸近代三次歌流傳為例，探討地緣政治中權力與空間所形塑的音樂流行輪廓，擴張“洄流迴路”論意涵。整體來說，從1930–1980年這五十年間，兩岸宏觀政治對於音樂流的截斷從來沒有停過，卻都無法抵擋兩岸人民對於這些直接觸及人們心靈與生活感情的“平民音樂”的熱愛，這些都在在證明聆聽與流傳歌的欲望量子流永不止息，創造流行音樂逃逸線始終是千高原“洄流迴路”的最高維度。


理論層次上將“地下迴路”與“洄流迴路”關連看到流行歌層級化空間及其跨界變化，研究借用德勒茲論點回答了新的理論性問題。若把流行歌研究當作一個根莖來書寫，它是由無數高原構成。就流行的輻軸而言，理論上可以是由長時段裡受到戰爭與危機影響，變動不居的千高原，其生產音樂與傳播是通過高原與高原之間的裂縫而彼此互通。

高原，可以通過淺層的地下莖河流和深層的洋流與其他高原動態相連接，從而形成並擴展張開成能夠跨界跨時的根莖。這讓看似不相干的“洄流迴路”的海洋式與“千高原”的陸地式思考產生適當的結合，上海和臺北就是這樣的流行歌城市高原。

臺灣校園民歌與國語歌曲曾經使得臺北高原一反過去被上海支配的歷史，在音樂層化空間中得以“地下地上化”，千高原“洄流迴路”於是成為一種跨界、跨洋的“地下迴路”現象。從歌流傳與交織其洄流的長時段歷史，看千高原的陸地斷點，原先看似無阻礙平滑移動的歌循環，事實上充滿宏觀政治的截斷與阻擾。逃逸線始終是千高原“洄流迴路”的最高維度，它是由個體的創作與聆聽流行歌的欲望驅使形成群集，如此強大而深層的洋流在各個城市高原間流竄，克服長時段裡種種權力的截流，歌乃能持續周而復始地循環洄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