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正是認識到這一點，加拿大學者查爾斯·泰勒發表了重要論文《承認的政治》。泰勒認為，我們的認同（identity）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認（recognition）構成的；同樣的，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認，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認，也會對我們的認同構成顯著的影響。

所以，一個人或一個群體會遭受到實實在在的傷害和歪曲，如果圍繞著他們的人群和社會向他們反射出來的是一幅表現他們自身的狹隘、卑下和令人蔑視的圖像。這就是說，得不到他人的承認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認能夠對人造成傷害，成為一種壓迫形式，它能夠把人囚禁在虛假的、被扭曲和被貶損的存在方式之中。

因此，他指出：“扭曲的承認不僅表現為缺乏應有的尊重，它還能造成可怕的創傷，使受害者背負著致命的自我仇恨。正當的承認不是我們賜予別人的恩惠，它是人類的一種至關重要的需要。”（58）

查爾斯·泰勒認為，多年來白人社會設計了一種貶抑黑人的形象，對此有些黑人是只能接受而無力抗拒的。在這個意義上，黑人自身的自我貶低成為對他們進行壓迫的最有力的手段。他們的首要任務就是把自己從這種被強加的和毀滅性的認同之中解放出來。近年來所有的本土居民和殖民地人民都對自己提出同樣的問題。他們認為，自從1492年以來，歐洲人就為他們設計了一種低劣的和“不文明”的形象，而且征服者憑借暴力是能夠將這種形象強加於被征服者的。

查爾斯·泰勒指出：“我對自己的認同的發現，並不意味著我是在孤立狀態中把它炮制出來的。相反，我的認同是通過與他者半是公開、半是內心的對話協商而形成的。提出一種內在發生的認同的理想必然會使承認具有新的重要意義，原因即在於此，我的認同本質性地依賴於我和他者的對話關係。”（59）

查爾斯·泰勒還指出，平等政治有兩種類型：一是伴隨著從榮譽觀念到尊嚴觀念轉變而來的“普遍主義政治”（politics of universalism），即尊嚴政治，它強調所有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尊嚴，主張公民權利與公民身份平等化；一是從現代認同觀念中產生的“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即認同政治，它強調每個個體或群體的獨特認同。

在泰氏看來，盡管差異政治有機地脫胎於尊嚴政治，但是，尊嚴政治強調普遍權利，認為所有人都值得平等尊重；差異政治強調特殊認同，認為所有文化都值得平等尊重。這樣，它們之間就發生了衝突：尊嚴政治指責“差異原則”違背了“非歧視性原則”；差異政治指責“無視差異原則”實際上是一種文化霸權。可見，“這兩種政治模式，雖然都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礎上，卻是相互衝突的：一種觀點認為，平等尊重的原則要求我們忽視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另一種觀點認為，我們應該承認甚至鼓勵特殊性”。（60）

（58）[加]查爾斯·泰勒：《承認的政治》（上），董之林、陳燕谷譯，《天涯》1997年第6期，第49-58頁。

（59）[加]查爾斯·泰勒：《承認的政治》（上），董之林、陳燕谷譯，《天涯》1997年第6期，第49-58頁。

（60）[加]查爾斯·泰勒：《承認的政治》（上），董之林、陳燕谷譯，《天涯》1997年第6期；查爾斯·泰勒：《承認的政治》（下），董之林、陳燕谷譯，《天涯》1998年第1期；另參見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209-2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