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曾分析說，文化相對主義認為不同的文化價值沒有通約性，因而也沒有絕對的對與錯。任何的“好”都是相對的、局部的，只有對個別民族的“好”，沒有普遍的人類的“好”。而文化多元主義則承認人類的普遍價值，但在不同的歷史文化脈絡之中，普世價值會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和具體表現。離開了民族文化的根基，普世價值便成為無本之源。文化相對主義往前跨越一步，便是尼采式的虛無主義。

而文化多元主義則可以與啟蒙的普世價值兼容共存。伯林認為，對於人性來說，不管多麼複雜善變，只要還可以稱之為人，其中必然含有“類”的特征。不同文化之間也同樣具有可通約的共同價值。雖然民族文化的差異很大，但核心部分是相互重疊的，這些核心價值和終極目標都是敞開的，是人類所共同追求的。

我們有必要也有能力超越自身的文化、國家和階級的特殊價值觀，突破文化相對主義者企圖限制我們的封閉盒子，進入“他者”的文化。只要我們充分發揮想像力，總是可以理解“他者”的心靈，理解他們的生活目標，從而實現人類文化的共同性與多樣性。（55） 

雖有不少批評家注意到了薩義德對東方主義和西方主義這兩種對抗性範式的存在與運作的強調，但卻鮮有人注意到薩義德此番論述之主旨乃在於努力實現“一種關懷世界的倫理體系”（an ethic of cosmopolitan care）。正如特納所指出的：“在薩義德看來，知識分子……應該堅持世界主義，因為在全球化、文化雜合，以及多元文化主義對於傳統東方主義日程進行重寫的政治背景下，世界主義已成為學者的世界觀。”（56）

對於《大趨勢——2020年的世界》一書的作者們來說，不管是東西方的劃分，還是傳統的南北的劃分，對2020年的世界可能再也不是一個有意義的概念。因為屬於“南方”的中國與印度正在崛起，這兩個國家同樣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西方”。中國更可能把自己看成是經過幾個世紀的衰落以後又得以復興的大國。

中國大陸當下最熱的語詞“中國夢”，已經表征了中國人的抱負。新美國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帕拉格·卡納（Parag Khanna）在其新作中甚至將美國、歐洲和中國並列為“三個超級大國”，他認為，“在我們所處的這個行星上，處處都能感覺到‘美國化’、‘歐洲化’和‘中國化’齊頭並進”。（57）可見，在全球化時代，國際交往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那種試圖切分“你”與“我”、“西方”與“非西方”的做法已經不可能了。

（55）參見[英]以賽亞·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嶽秀坤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年，第78-89頁。

（56）轉引自[美]簡·德斯蒙德：《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對跨國性美國研究的影響》，王紅欣譯，《美國研究》2010年第1期，第81-92頁。

（57）導論，[美]帕拉格·卡納：《第二世界——大國時代的全球新秩序》，趙廣成、林民旺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