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俗建築

到處都是糟糕的建築，不勝枚舉。送你走上空空如也墻壁的樓梯；令人尷尬的無型無名的空間，既不是房間又不是走廊，其中人類的意圖無人知曉；僅七英尺高的天花板壓來，你只得一步一拖地穿行其下；既不能讓人站著也不能讓人坐下的“陽台”；沒有門廊或小屋頂的街道入口，一旦下雨，你就只好渾身淋個透濕。

不過那些事情還不是這裏要談的話題。我們感興趣的是惡俗的建築，它們如此荒唐可笑，極盡奢華與造作之能事，以至像我們這些僅屬二流的人類用起來都有些無所適從，惡俗的建築物就是那些嚇人而自吹自擂的東西——看上去一副酷似鞋盒的面孔。要麼就像糖果盒，比如坐落在華盛頓特區專供表演藝術使用的肯尼迪中心，其浮華與偽裝的宏偉，讓人覺得像進了一處無幕間休息地上演歌劇《阿伊達》的場所，龐大的英雄隊列，成群的真大象和駱駝，每個人都在說話——不僅如此，還在唱歌——最有可能的是意大利歌曲；除此之外，它什麼也不像。而實際上，這種浮華而令人反感的建築結構只適合容納過時的路邊雜耍，愚蠢的百老匯輕喜劇，衰敗的音樂，以及低級的流行娛樂。其誇張做作的。長達600英尺的大廳走廊簡直像希特勒總理府內那條愛炫耀的“走廊”。難怪阿達·路易斯。哈克斯特堡發現，一看到這整幢建築，要想不讓人想起希特勒或者他的馬屁建築師，二戰罪犯阿爾伯特·斯皮爾的品味，是很困難的。

由此看來，當諾曼·梅勒使用“極權主義”一詞來羞辱當代建築中的主要潮流時，他可能並非是在信口雌黃。的確，坐落在長島石溪鎮的紐約州立大學的中央校園——還有不少其他類似的校園——看上去真像是德國人贏得了四十年代那場戰爭，此刻正駐紮在這兒，到處散布著國家社會主義的氣味。同樣，用來形容紐約世貿中心的那兩幢毫無魅力、僅僅是高大而笨拙的建築物的最精確的詞就是：粗魯和霸道。它們也是希特勒精神的回響。乏味而無智慧可言，僅僅是木訥與蠻力的表現。它們竟然被普遍吹捧為二十世紀晚期世界最主要的建築成就之一。

不過，建築上的“巨大性”風格在東岸的表現還不能與西南部某些城市相媲美，比如說拉斯維加斯，在那兒，在粗陋超大尺寸的妓院以及其他沿商業街區的酒店裏，你會目睹到經典的惡俗。一張新面孔，即所謂的亞瑟王神劍賭場酒店（Excalibur Cacino Hotel），現擁有4032個房間，號稱世界上最大的酒店，勝過擁有3150個房間的莫斯科俄羅斯酒店（Rossiya Hotel），後者一度是最大的，也是最糟的酒店之一。在亞瑟王神劍酒店，電話接線生們都是以“祝你過一個皇家聖日”為結束語的。（見“惡俗酒店”）當客人進入亞瑟王神劍酒店的中央地帶時，立刻會看到一座巨大而媚俗的“亞瑟王城堡”全景飾物，城堡上飾有尖塔、角樓、護城河與吊橋，以及其他類似迪斯尼風格的東西。走進裏面，客人們都被稱呼為“領主”或“女領主”。

這種極度庸俗的體驗，與凝視紐約林肯中心的大都會歌劇院時的感覺有異曲同工之妙，其過分耀眼的猩紅與鍍金，流蘇與重彩，必會給那些因見到“標有設計師姓名的毛巾”這個短語而激動不已的人們留下深刻印象。室內俗艷而偽裝的恢宏，在幕後由最新的誇張技術侍候，旋轉餐桌、電梯、以及電腦操作的舞台照明。一貫極盡鋪張的作風，卻少有品味，因而也就成了惡俗的一種顯著的見證。整座林肯中心，用建築師羅伯特·坎貝爾的話來說，完全是“一種愚蠢的炫耀”。

早在1720年，喬納森·斯威夫特就曾告誡一位年輕的牧師，在布道的時候不要裝腔作勢，不要使用隱喻性語匯和類似學究氣的華麗詞藻，要回避想以此給聽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欲望和誘惑。斯威夫特聲稱，作為一名公眾演說者，應盡力註意“言簡意賅，不如此，任何人類的表現都不可能達到絕妙的完美”。建築這一最顯見、最不容忽視的人類力量的表現，是人們能夠公開地從中汲取對自身理解的最主要的物品。可惜，在獲得這種坦率而不炫耀的斯威夫特式的簡潔方面，當代美國的建築卻麻煩重重。讓我們想一想美國駐倫敦大使館建築物的正面。它原來只是一種簡單的水平展開的樣式，雖說單調了點，但還不至於齷齪。但某些聰明的改進者不滿意，竟想到在它上面安放一只巨大而平庸的鍍金老鷹，這下每個人都會對它一目了然了。這很像位於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曾經以奪人的內蘊和簡潔而堪稱一件傑作，可後來有一幫咬文嚼字的人非要在附近豎起一些“像活人一樣的”人物雕塑，他們可算是精確地展示了“美國笨蛋”的原動力。（見“惡俗公共雕塑”）

對於如今廣泛用於建築的鋼鐵、鋁合金和玻璃盒子來說，直挺挺的線條簡直是不可避免的，它們強烈地預示了想像力的終結。文藝覆興時期的建築師和工匠們都了解，曲線和圓形表面對於人類將自己的敏感、多變、價值、趣味表現出來的願望是必不可少的。平等是新一代建築業引以為榮的觀念之一，這或許不是件壞事，不過這種平等是無知的平等，是對某些人具備過人的閱歷和學識去享受含蓄凝煉之美這種假設的一種瘋狂的否定，而這種美正是傳統建築中的細節所要求的，如扶手，卷葉花飾，尖頂飾，陶立克柱式雕帶上的槽間平面，以及三聯淺槽飾等。當代建築好像對它的使用者和觀眾施予了什麼特別恩惠似的，一架只能直線上升的電梯宣告了樓梯或台階的廢棄與過時。然而，階梯至少還能讓人聯想起西班牙大台階，聖塔大階梯，貝爾尼尼①建在梵蒂岡的雷格拉大階梯，以及加尼爾建在巴黎歌劇院的優美的樓梯間。如今，替代階梯的電梯卻讓人什麼也想不起來。過去，舊式梯階中有許多都出色地運用了想像所欲求的曲線，這是電梯不可能模仿的。那種在室內用來協調直角的卷曲的裝飾線也已經消失了，一如硬桃花心木門的命運，鑲板上的裝飾線，巧妙的鉸鏈、把手或球形拉手，都已經被輕薄、廉價的平板門所取代。這種門讓人無思可發，目瞪口呆，立著時支撐在墻邊，放下來平板一塊。這種平板門成了一張不引起任何想像的辦公桌，對於它所占據的頭腦簡單的建築物來說，倒是一件十分般配的家俱。

① Bemini，1598—1680，意大利巴洛克風格的建築、雕塑和繪畫大師。

在美國，惡俗的建築之所以如此紅火，只因為相對於品味和豐富性來說，對金錢與利潤的考慮占了明顯的優勢。不過，惡俗在此地如此盛行還因為建築批評的缺乏。英國至少還有查爾斯王子這樣的人抨擊建築中的醜陋、乏味和打砸搶的破壞性作風。我們沒有這樣知名的建築評論家，而且除了哈克斯塔伯爾和湯姆·沃爾夫之外，我們很少會有什麼評論家不墮落為黑金與學究品味的俘虜。我們需要大多的抨擊惡俗的人。簡言之，我們需要一位建築批評領域裏的約翰·西蒙②。（見“惡俗工程”）

② John Simon，1816—1914，英國醫師，現代城市公共衛生制度的創始人，為改善城市公共衛生奮鬥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