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研究調查了5000多起自然災害，研究顯示按美國媒體的眼光：1個歐洲受災死者=3個南非受災死者=43個亞洲受災死者=45個非洲受災死者=91個太平洋島國受災死者。這個數據，正表明了美國人內心中存在著的“心靈距離”。這是一個很有說服力“你”與“我”之間存在區隔的數據。 

以主體視野為中心的傳統理解模式，是以自我為中心對意義世界的揀選和割裂，反映到文化理解上，就是一種文化獨斷論、文化中心論：意義只在“我”的視野中產生。保羅·柯文在《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一書中寫道：“‘西方’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沒有‘東方’或‘非西方’和它比較，西方根本就不存在，我們的詞匯里也不會出現這個詞來表達這個概念。倘若西方這一概念根本不存在，則‘西方’所包括的地域中種種空間的劃分就自然會在我們的腦中突出起來。


這時，法國和美國的區別很可能就變得和如今中國與西方的差別同樣巨大。”（48）因此文化間性所要求的理想的理解模式根底上並非解釋學，而是密釋學（Hermetik）（49）：哲學的密釋學主張原初情境的封閉性與獨特性。密釋學所要求的真正的理解活動，就是消解作為前提的唯一的自我，投入到這個密閉的、相互生成的源發狀態之中，實現對這種多元性態勢的維持與尊重。

日本儒學者藤糜原惺窩曾對其弟子、將遠赴安南進行貿易的吉田素庵提說道：“與異域邦的眾生相比，雖風俗習慣有異，然天賦之理相同，切勿忘卻相通之處。萬不可以風俗不同而怪罪，對之欺詐謾罵。……惟天不容偽，謹記不可辱我國俗。若在異鄉相逢仁人君子，當以吾身父祖敬之，還應問清其國諸等禁諱，遵從該國之風教。”（50）

數千年前，中國的聖人孔子就說道：“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孔子用其廣博之胸襟，向陌生的他者伸出了溫暖之手；而在這個世紀之初，德里達在其著作《馬克思的幽靈》中，以一種烏托邦式的彌賽亞精神去尋求一個可以包容他者的多元共存的世界。

在其晚年的著作《最強的理由》中，德里達再次探討了美國自“9·11”事件以後混合了西方兩大政治傳統的民主和專制，排他性的專制國家其實是在自己之外制造他者，除了自己和同盟者以外的所有人都是他者，這個他者是美國恐怖主義的根源，對立地看待世界，在定義自身的同時也界定了他者，這種界定是一種自殺性的定義行為，越多的定義自我和自我狀態就會產生越多的他者，這個他者中就蘊含了恐怖主義的因子，想要免除自我，就要越來越多地去謀殺自身的他者，使之與自己融為一體。（51）

（48）[美]保羅·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4-5頁。

（49）Hermetik是德國現象學家海因里希·羅姆巴赫（HeinrichRombach，1923-2004）的獨創術語，張祥龍建議將之譯為“密釋學”。參見張祥龍所撰之導言，[德]羅姆巴赫：《作為生活結構的世界——結構存在論的問題和解答》，王俊譯，上海：上海書店，2009年。

（50）轉引自[日]上垣外憲一：《日本文化交流小史》，王宣琦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61頁。

（51）參見聶子楠：《他者——尋覓德里達思想的一條蹤跡》，《理論界》2012年第7期，第101-1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