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1950年的影片大量生產之后，人民中國力圖提高它的電影的質量，著重於劇本的完美無缺。這種注意做過了頭，對電影劇本的草稿進行無休無止的討論，最后卻從不把它們拍成影片，這就妨礙了影片的生產，以至到1952—1954年間影片年產量下降到不足20部，而一般質量卻無顯著的提高。

在這個時期攝制的影片中，陳西禾在上海導演的《姐姐妹妹站起來》有力地揭露了國民黨統治下妓女的可怕命運。呂班在長春攝制的《六號門》可稱為是一部傑作，它描寫天津碼頭工人組織的一次反對國民黨和那些在碼頭上作威作福欺壓工人的惡霸的罷工。石揮的《雞毛信》在手法的新穎上與嚴恭的《結婚》不相上下。

林農和謝晉的《風波》激情地描述了農村中反對那些涉及婦女的宗法的與家庭的野蠻習俗的斗爭。但是，湯曉丹的《渡江偵察記》和郭維的《智取華山》卻太刻板地照搬了1950年攝制的戰爭片，而在手法上毫無改進。沈浮的《紡花曲》由於劇本太糟、十分概念化而失敗，這部影片原來是打算作為《團結起來到明天》的續集的。

從1955年起，中國電影界的領導執行了一項新的政策。各製片中心比以前有更多的自治權，同時在廣州、西安以及新疆、四川、雲南直到拉薩這個過去的禁區也都成立了新的製片廠。到1960年，電影觀眾人次超過50億，相當於美國的兩倍（打破世界的紀錄）。這個數字只代表每人平均購票6張（全國共有6．5億人），但在1958年的「大躍進」之后，電影放映場所的數目（包括固定的與流動的，放映16毫米或35毫米影片的影院與放映隊）達到1．8萬個。從此以后，全國共有33家製片廠，11家攝制故事片，22家拍攝紀錄片與新聞片。每年生產長片100部左右。

影片的生產也變得多樣化。人們繼續拍攝以解放斗爭為題材的影片（如蘇里與武兆堤的《平原游擊隊》、白沉的《南島風雲》、丁里的《衝破黎明前的黑暗》），同時繼續改編古典的或現代的民間戲曲（這些戲曲全國有好幾十種），這種改編的道路是由越劇片（上海附近的紹興劇種）《梁山伯與祝英台》（桑弧與黃沙導演）的極大成功所開創的，該片表現一個人們喜愛的抒情的民間故事，主人公像是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祖先。這部優美戲曲片的導演之一桑弧后來又導演了《祝福》，這部影片是根據魯迅的一篇短篇小說改編的，充滿真摯細膩的感情，敘述本世紀初一個貧苦女僕的遭遇。

《中華女兒》的導演之一凌子風，攝制了《母親》一片，這是一部很引人興趣，以戰爭與革命年代為背景的作品。

同蔡楚生合作導演過《一江春水向東流》的鄭君里，在描寫一位年輕的小提琴家（他創作了后來成為人民中國國歌的歌曲）一生的影片《聶耳》中，以幽默而有力的手法表現了30年代的上海面貌。鄭君里還導演了傳記片《林則徐》（鴉片戰爭的英雄）和《宋景詩》（一百年前反抗歐洲殖民軍的一位將軍）。此外還應提到沈浮導演的色彩和諧優美的《老兵新傳》，雖然劇本過於簡單化。

香港地區 1

1 本節有些片名、人名無從查考，只好根據法文譯出。——譯者。

影片生產在日本佔領時期幾近中斷，到1946年底才恢復起來，此后影片產量日益增多，到1949年已達到200部。許多進步的電影工作者這時正流亡到這塊英國殖民地上，逃避政治的迫害，如史東山（日后《新兒女英雄傳》的導演）和張駿祥（后來導演《翠崗紅旗》），后者這時攝制了《小女婿》這部傑出的影片，在該片中他譴責了一種腐朽的封建惡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