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以后，香港每年生產200至250部影片，其中只有少量向人民中國進口。這些影片大多為商業性影片（戲曲片、神話片、舞劇片、探險片、言情片以及模仿好萊塢的影片）。

這些產品一直是專門供應東南亞各國的，在那里，華僑開設的電影院也是當地居民中不那麼富裕的階層光顧的影院。為了適應那些文盲和不懂華語的觀眾的需要，來自香港的影片不得不把故事變得非常簡單，而這時進步導演在香港的地位已被那些自上海移居香港的製片商們所取代了。

這個英國殖民地在1954年共有62家電影院，觀眾人次也很高（平均每人每年購票15張）。但是，香港從1950年至1958年每年生產將近200部的影片不是只供其225萬居民觀看的，這些影片中有四分之三為粵語片，四分之一為中國「官話」片，另有幾部閩語片。它們之中有少數輸入人民中國，而大部分是輸往亞洲與美洲華人開設的電影院。

在商業性影片（1957年達311部）之外，有些導演在攝制一些抨擊現代惡習或封建舊習的影片上從事一種頗有意義的努力，如李萍倩的《春雷》，陶金的《再婚記》，顧而已描寫農民命運的《鬼、神、人》１，還有袁仰安在攝制了《孽海花》一片（1952年）之后，很出色地改編了魯迅那部膾炙人口的《阿Q正傳》（1957年）。除此之外，還應指出袁安和青年導演蔡澤２在這方面的努力。

１法譯名《犧牲者》。——譯者。

２兩人姓名均音譯，原名不詳。——譯者。

朱石麟在攝制了各種類型的影片（如場面壯觀的歷史片《清宮秘史》，1950年攝制）之后，從1952年開始，他拍攝了一系列著重描寫這個飛快發展的城市中出現的嚴重的房荒問題（如《一板之隔》、《水火之間》）。他最傑出的影片是《喬遷之喜》，表現一對年輕的職員夫妻一步步落入貧困，住進貧民窟的遭遇。這部新現實主義的作品導演手法非常出色，堪與德·西卡描寫同類題材的影片《屋頂》相媲美，而它似乎並未受到來自意大利的影響。香港電影在華人圈子以外不大為人所知，而在數量上多得驚人（1960年達240部），其中有一小部分達到頗引人注意的水平。香港的超級影片多半是由邵氏兄弟影片公司投資的，該公司在東南亞（馬來西亞、婆羅洲、泰國、南越和中國台灣）控制著130家首輪影院、9所娛樂場、一些發行公司和影院設備。它還為「影迷們」每週出版用英語、漢語、馬來語和印地語印刷的雜志，總數達到100萬份。它還擁有一家很大的印刷廠、一個掌握1000萬美元的慈善基金會等等。

最后還應提一下，從無聲電影時期起，舊金山的唐人街就有僑居美國的華人攝制影片。到1950年前后，攝制的有聲片（數目不多）都是一些16毫米的彩色片。

中國台灣

台灣這個島嶼自從1950年以來成為蔣介石政權的所在地，它在1954年擁有185家電影院。觀眾人次在這個島上平均為每人每年購票剛剛超過一張，70％的上映節目來自好萊塢。

自1960年以來，影片生產很為發達。在三年內（1962—1964年），台灣共拍攝了434部長片，其中絕大部分（近400部）是講台灣方言的影片，不足40部講中國國語的影片。這一數字說明台灣每年平均生產145部影片，而它卻只有115家電影院（在總共201家影院中）全部或部分地放映亞洲各國的節目。講台灣方言的影片無法輸往台灣以外，所以它們每年的產量（130部）超過了能夠上映這類影片的影院數，如果這些統計數字是準確的話。

台灣的大型故事片都是講中國國語的影片，大多和香港聯合攝制，邵氏兄弟公司也在台灣設立分公司。這些影片中有的被選送參加歐洲的電影節。它們的場面極為豪華，而藝術上卻屬於亞洲最平庸的作品之列。例如李翰祥導演的兩部影片——《魔影》（1959年）和《楊貴妃》（1962年），不過是把溝口健二在《雨月物語》和《楊貴妃》里早已用過的中國古老的故事重新搬上銀幕而已。

蒙古

1936年，在這個人口為100萬的人民共和國創建了一個製片洗印廠。這個國家在1952年有50家電影院和200個巡迴放映隊，后者隨著牧民和他們的牛羊到各遊牧地點放映影片。

最早的長片，如1936年的《蒙古之子》和1940年的《他叫蘇赫巴托爾》，都是蘇聯人攝制的。前一部影片由伊里亞·特拉烏別爾格導演，是一部由蒙古演員傑出地演出的作品，具有古代傳說的史詩格調。

《在邊境上》（1937年攝制）和《英雄貢戈爾》（1940年攝制）這兩部影片據我們所知是由蒙古人導演的。但從1950年到1955年，烏蘭巴托的製片廠好像只限於生產一些紀錄片，如彩色長紀錄片《蒙古》（1951年拍攝）是由蘇聯人特洛雅諾夫斯基在蒙古許多技師的幫助下攝制的。

到1957年，故事片恢復生產，尤其是那部《阻礙我們的東西》（R．多爾吉巴拉姆導演、烏爾坦桑編劇）更為成功。這是一部諷刺喜劇片，描寫一個蒙古人為了買收割機的一個配件到處奔波，徒勞地想從一個繁文瑣節的官僚主義機關取得一張必需的公文的經過。劇情非常生動，人物真實可笑，甘楚德爾的攝影技術具有新現實主義的優秀風格。在1960年由上一導演攝制的《如果我有匹馬》中和1965年由基西特導演的《友誼就是友誼》中也可看到同樣優秀的風格。這兩部風俗喜劇片比德吉格—基德的英雄色彩過濃的《人民使者》要感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