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圖中， 「結點標識了原始時期的事件和歷史，連接線則標識了相鄰種群之間的關係。」筆者以為：如果有誰能寫出這樣一部具有空間性結構的歷史作品的話，那一定非常接近歷史的真實———盡管像海登·懷特這樣的後現代史學理論家認為歷史的真實永不可及，但寫出這樣作品的歷史學家一定比司馬遷、吉本和蘭克還要偉大。

既然迷宮式結構的歷史敘事作品難以寫出來，史學家便只好對其結構稍作簡化，從而把歷史寫成特征明顯的「地圖」式的作品。應該說，這樣的歷史文本在理論上是有可能寫出來的。但放眼中外史學史，這方面的作品卻難以尋覓。就筆者見聞所及，只發現中國北魏時期傑出的史學家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是這樣一部史學作品。為什麽說它是一部「地圖」式的歷史著作呢？按照菲利普·J·埃辛頓的說法： 「歷史是過去的地圖，其基本單位是場所。」在《洛陽伽藍記》中，歷史的基本構成單位是北魏時期存在於洛陽的幾十個寺廟(伽藍)。在具體寫作中，楊衒之先記一寺建造的時間，次及建造者和建造源起，然後再標示其地理位置，如卷一《永寧寺》這樣寫道：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後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閶闔門南一里禦道西。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鄰禦史臺… … 」當然，作為歷史的場所或「容器」，這些寺廟里肯定發生過很多歷史事件，對這些事件，楊衒之先以慧眼選擇出其中重要者，然後再以高超的筆法敘述之。這里再以《永寧寺》為例略作說明。該篇寫永寧寺氣勢之雄偉、裝飾之精麗，是以西域胡僧之反映來側面表現的： 「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 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贊嘆，實是神功。自雲： `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接著，該寺便發生了這樣的事： 「孝昌二年中，大風發屋拔樹。剎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余。復命工匠，更鑄新瓶。」這似乎是歷史悲劇的征兆，而接下來，楊衒之便寫了以下三件事： 「建義元年，太原王爾朱榮總士馬於此寺」;  「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聚兵」;  「永安三年，逆賊爾朱兆囚莊帝於寺」。一連三次的血腥事件，正在侵蝕著永寧寺的根基，最後該寺終於迎來了永熙三年二月的一場大火。至此，我們已經分辨不出永寧寺到底是毀於自然的大火，還是淹沒於歷史的戰火？ 《永寧寺》的這種敘述模式，是楊衒之對每一個歷史場所采取的基本寫作方式。而《洛陽伽藍記》的整體布局則是這樣的：全書共分為城內、城東、城南、城西、城北等五卷; 敘述的順序是先內後外———先寫城內，然後按東、南、西、北之方位順時針地次第敘述; 在該書序文中介紹城門時，也是循著東面四門、南面四門、西面四門、北面兩門的方向，逐一安排其空間位置。這種敘述方式， 「足見楊衒之在處理空間時，非常用心地建構一道井然有序，而又為大家所熟悉的骨架。有了這個嚴整的骨架，即使容納再多的各種景物，也不致失卻其空間的嚴整性。」不難看出， 《洛陽伽藍記》這部歷史文本的「骨架」或結構，正是一張反映北魏時期洛陽城伽藍(寺廟)之布局的「地圖」。因此，閱讀《洛陽伽藍記》，我們只要按照楊衒之給我們提供的歷史「地圖」，並依照一定的空間方位按「圖」索驥，一幅有關北魏時期的恢宏的歷史畫面便會在我們的眼前徐徐展開。

結語

敘事是具體時空中的現象，任何敘事作品都必然涉及某一段具體的時間和某一個(或多個)具體的空間。超時空的敘事現象和敘事作品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作為一種特殊敘事形式的歷史敘事，當然也是具體時空中的現象，因此也必然具有相應的時間性與空間性。可長期以來，在實際的寫作和具體的研究中，歷史敘事空間性的一面卻被史學家們有意無意地忽略掉了。於是，本該在時間和空間維度同時運行的歷史就被簡化成了一個不可逆轉的從過去奔向未來的「發展」或「進步」的過程; 於是，除了時間之門，通向歷史大廈的多個門窗也就被全部關閉; 於是，本該具有多面性的歷史也就被簡化成了一種類型———「線性」。這當然是不對的，也是不符合歷史女神的本來面貌的。通過對歷史敘事空間性的考察，我們認為空間不是歷史的可有可無的要素，而是構成整個歷史敘事的必不可少的基礎; 而且，通過對歷史敘事空間基礎的探討，我們看出了書寫其他類型歷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當然，我們對歷史敘事空間性的強調並不表示要拋棄其時間性。事實上，只有時間性與空間性的創造性結合，才是寫出偉大歷史作品的條件，才是未來史學發展的康莊大道; 也只有同時具備時間性與空間性思維而沒有任何偏廢，我們才能更好地欣賞歷史大廈的莊嚴與華美。（本文刊載於《思想戰線》2009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