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在一層層的文化表達的背後，所顯示出來的是一種權力、資源以及新價值意涵的混雜，只是人們在各自不同的研究領域之中，因爲興趣點的不同，所關注的問題以及解釋的取向各有所不同而已。但很顯然，某種形式的意義塑造，恐怕是文化表達的最爲核心的要素。不斷在尋求文化的人，也便是不斷地在尋求意義的人。與此同時，意義的獲得，也便是意義重塑的過程，不存在某一種意義從來不變的對刻闆教條的持守，而一切新的意義的生成，其本身又都是一個不斷要去塑造和重塑的過程，這些很顯然都只能是歸諸人類的所謂現代性的追求之上。

其次是人口流動所引發的文化時空的轉變，它帶來了一種文化轉型的真實發生或不得不去發生以適應於新的文化時空。儘管狩獵採集以及遊牧社會也有人口的流動，但那些流動的範圍都是很有限的，很多時候是固定於兩點之間的。但今天在世界範圍內的人口的流動性、遷移性以及散居性，日益成爲世界之人的一種常態生活，並且遷移流動的方向也是不確定性的，是活動着的人在通向東西南北中的鐵軌上、高速路上以及飛機航線中，他們會穿梭往來，難説此地還是彼地，也難説出發地還是目的地，“在路上”便是此地，也是彼地，或者説，對不斷遊弋之人而言，既可能是出發地，也可能是目的地。

在這方面，曾經的工業化生産是真正能夠把人都相互聚集起來成爲一個群體的，但快速的工業化所帶來的交通運輸設施以及公路、鐵路和航路網的建設，使得那些聚集在工廠里的大批量的人群，又會很快地從工廠廠房車間的聚集之中分散開來，特別是在工廠的工業生産的功能被新的文化産業所取代之後，比如北京的798以及首鋼工業園那樣的舊空間新功用。很顯然，在以一種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爲特徵的工業化的背後，或者在對工業化的替代過程中，那一定將是一種與工業化的人群聚集反方向的人群各自的四散分離，因此在這樣的所謂後工業或消費社會的場景轉換之中，從聚到散便是一個人群其發展的必然過程。而且也只有是當現代化、工業化以及理性化發展到了一個極端，人們才不得已會提出諸如“風險社會”這樣的概念，而整個西方世界的不確定性、風險性以及模糊性的觀念，又都不過是當下這樣一個時代里的一種反思性的映射而已，而並非所謂社會本身是不確定性的，或由這種不確定性所造成的，不確定性、風險性以及模糊性本就是人的生命常態。但一個群體，因爲自身基於現代性的控制的欲望，會因此而去響應“風險社會”的概念，會想儘辦法去清晰界定不確定性、風險性以及模糊性，以此而有一種觀念中的確定性、安全感以及清晰明白。而除此之外的一點便是，依傍於此一風險社會概念的結果便是，終於在人們的心目中能夠找到一個可爲人所反思性理解的概念，來作爲一種更爲可能的城鄉一體化新生活的時時引領。

第三點的文化轉型便是基於個體自覺的文化自主。顯然，沒有哪個時代的文化，它會是像今天這個時代那樣如此緊密地跟一種清晰自我的個體意識聯系在了一起。在這一點上，文化意義上的個體覺知，遠遠超過於其他的覺知，成爲社會中的一種主導性的文化潮流，人們也由此而清晰地意識到了對於每一個個體而言的生命價值的意義存在。在這一點上，我們似乎更爲注重於象徵符號本身，而很少注意到象徵符號如何經由一種個體性的轉化而被賦予了一種個體性的私人化意義這一點。而這種個體自覺的出現，顯然是因爲，當前人們在生活之中的自我選擇性在不斷地得到一種增加，一切似乎皆要經由自己來做決定並進行一種按鍵選擇。因此而有了更多的想像性空間被創造出來，這種選擇性和想像力，同時也在激發着個體作爲一個行動主體的自主、自覺以及自由意識的發生。比如在北京，會有很多的人選擇在冬天臨近的時候，爲避開霧霾來襲而“逃離”京城，乘飛機去到海南的住所度假休閒，由此而在個體自覺意識中所表達出來的則是爲了自己身體健康的目的而下意識地逃離開了她或他所長久生活以及居住的故地，並會年度性地在兩個相隔萬里的地方之間來回擺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