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事後的結果讓當時那些熱捧以鐵路擴張陸權理論的“奇兒”們感到尷尬：東清鐵路修成後，中俄關系嚴重惡化。這裏的悖論是，修鐵路就得管鐵路，跨國管理境外資產特別是巨額資產——比如中國在伊拉克、利比亞、蘇丹、甚至烏克蘭96等國的資產，若無自衛能力，基本就是空談。但若有自衛能力，那“經濟整合”就必然要轉化為“政治整合（其實就是幹預）”；共管必然轉化為主管。當年在東清鐵路上，俄國人沒有逃脫這一悖論：為了維護這條鐵路的管理權，俄國與中國產生的糾葛竟持續了半個世紀。在朝鮮戰爭即將結束的1952年底，臨終前的斯大林算是看明白了這個道理，為了改善與中國的關系，他將鐵路完全移交中國。即使如此，蘇聯人的大國沙文主義對中國人的感情傷害仍未結束。1958年7月22日，赫魯曉夫又提議中蘇在中國南方建設“長波電台”和“共同艦隊”,蘇聯提供大部分資金，所有權對半。正是有了中東鐵路和抵制斯大林大國沙文主義的經驗，毛澤東堅持拒絕了蘇聯的建議。毛澤東對尤金說：這次提所有權問題，使我想起了斯大林的東西又來的。為什麽要提出所有權各半的問題？這是一個政治問題。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指頭都不行。你可以告訴赫魯曉夫同志，如果講條件，我們雙方都不必談。如果他同意，他就來，不同意，就不要來，沒有什麽好談的，有半個批判的條件也不成。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一萬年不要援助。97

 無獨有偶，1888年，德國從土耳其取得建造由博斯普魯斯海峽至安卡拉鐵路的租讓權，並成立德國小亞細亞公司從事修建工作。1889年，該公司根據德皇指示，於1893年1月又從土耳其取得延展鐵路至科尼亞的租讓權。盡管遭到英法列強的激烈反對，這條鐵路還是於1896年建成。但德國並未就此止步：1903年，德國又獲得從科尼亞向前延展經巴格達至波斯灣的修建鐵路租讓權。令德國人沒有想到的是，這條被稱為“巴格達鐵路”98的工程嚴重惡化了德英關系，最終竟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重要誘因。

 盡管老淚縱橫，但燈前鼓者畢竟還是在催人奮進。筆者指出上述歷史經驗並不是不要通過境外貿易促進對外開放，而是要實事求是和極為謹慎地對待高鐵跨境及所謂地區“經濟整合”問題。“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繆以千裏。”99當年俄國在中東鐵路上也是以“經濟整合”為開始，但最終卻演化為政治整合並由此導致中俄關系在相當的一段時期出現的不信任甚至惡化。只要看看俄國人用了上百年的時間整合並使之加入蘇聯的中亞諸國在20世紀90年代初瞬間就與俄羅斯分離迄今的事實，我們就會知道，中國目前在周邊只有進行地區合作的能力，而沒有進行地區“整合”的能力。

 但是國際合作尤其是在“中間地帶”100的國際合作，也要走“群眾路線”，它不應當只是單方面發出的“邀請”，而應當是在雙邊或多邊共同倡議並在公約規則中平等參與的行為。這樣的合作盡管緩慢且曲折得多，但做起來比較踏實，也比較實際。

 1950年10月6日，毛澤東電告正在支援北越的陳庚：“發表戰報要說老實話，殲敵一個人繳敵一支槍，即說一個人一支槍，不要說兩個人兩支槍，養成樸實作風。”同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志願軍入朝前夕電告彭德懷等：“我們應當從穩當的基點出發，不做辦不到的事。”101毛澤東註意到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 ）102為美國設計的“遏制”戰略邊界過於龐大並拖垮美國的現象，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訪華後不久，他在一個批示中告誡全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103毛澤東意在警示未來中國不要重犯美國擴張目標與國家資源不匹配導致國家衰落的錯誤。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104有多少幹糧走多少路是制定決策的正確態度。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指示對我們今天外交政策的制定仍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四）中國近似“大滿貫”式的海外貿易贏利已近極限

辦事之難，難在事後人際關系的消化而不難在戰果的獲得。不難預料，這些被命名為各式“大陸橋”“國際大通道”的跨境鐵路及其物流一旦成勢，我們面臨的真正困難可以說也就真正開始。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何嘗不是磨合乃至沖突之路。且不說歐洲人對當時奔馳在絲綢之路上的“上帝之鞭”阿提拉（Attila）105是怎樣的印象106，只要看看1998年的“印尼排華事件”及中國曾在伊拉克、利比亞和今天南蘇丹、烏克蘭等的一些投資項目乃至剛與泰國達成了“大米換高鐵”107的計劃可能或已經擱淺的結局，就會明了沒有以相當的自衛手段為依托的經濟“紅利”，其增長是有極限因而是不可持續甚至還會發生逆轉的。

 那麽，中國國際貿易增長的極限何在呢？我們知道，生意也是政治的繼續。國家外貿的國際份額是其在世界中所據有的政治份額決定的，而中國能在大國“中間地帶”獲得廣大市場的主要原因並不完全由於中國產品的物美價廉，而更多的是由於這些處於中間地帶的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政治的需要。它們需要中國因素以打破歐美的控制；出於同樣的理由，這些國家也不會完全排斥歐美並以此獲得政治平衡。這樣的哲學考慮在客觀上規定了中國國際貿易增長的極限和底線。至於兩者即極限和底線之間的空間容量，不完全取決於中國商品質量、價格等經濟因素，而主要取決於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政治需求程度。毛澤東明白這個道理，1956年2月10日，他在會見泰國友人時說：“美國提出了口號，要反共、反中國，在這裏造了一道墻108，但實際上是為了控制墻南各國，損害這些國家的利益，使得各國的大米、橡膠賣不出去。亞洲各國可以相互幫助，泰國的大米、橡膠可以在亞洲找到市場，我們願意同你們進行貿易。”109毛澤東從政治上楔入和開拓中國外貿空間的思路在今天仍需我們認真領會和深入學習。

 西方人更懂得“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110的道理，國際壟斷資本在世界其他地區屢試不爽後轉用於對付中國的“茉莉花”式的“武器的批判”，目前看已近乎失敗，那剩下的可能選擇如果不是“批判的武器”，又可能是什麽呢？歷史上，市場經濟活動也不是請客吃飯，更不是繪畫繡花，市場歷來是與政治暴力相伴而行的文明形式，而文明與野蠻只有一步之遙：當你錢賺得勢不可擋的時候，野蠻就接踵而至。111

 今天的中國人對其近似“大滿貫”式的海外贏利有些突如其來的驚喜。否極泰來，然泰極亦可生否，天下既沒有一直吃虧也沒有一賺到底的買賣。2002年的伊拉克戰爭、2011年的利比亞內戰，再到今天南蘇丹動蕩時中資企業大批撤回及中泰“大米換高鐵”計劃擱淺的事實預示，中國軟實力在國際市場開拓中的有效性——如無硬實力迅速彌補——已近極限，由此引起的帶有強力乃至暴力色彩的政治反彈及由此造成的中國海外市場份額的巨大收縮已“風起於青蘋之末”112。對此，特別是對中國有能力保障的國際市場範圍我們當有充分的評估並將我們以外向市場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及時調整到“要靠實體經濟，不能泡沫化。自力更生任何時候都不能少，我們自己的飯碗主要要裝自己生產的糧食”113的思路上來。

 事實上目前中國有能力保障且可持續開拓的國際市場範圍基本不出亞洲。至於亞洲之外的利益，我們要學會在全球利益平衡和交換中保持其穩定性增長。可以肯定，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加，中國與其他國家進行全球利益平衡和交換的籌碼將會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