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由黎錦暉“明月社”成員，金嗓子周璇唱的〈天涯歌女〉，是左派電影《馬路天使》插曲，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發行，田漢作詞、賀綠汀編曲（由蘇南民歌“知心客”改編）；這首歌在戰後初期被翻唱為臺語歌〈我的愛人啊〉，由紀露霞主唱。但在兩岸已經實質分裂分治的1950年代，這首歌究竟是如何流傳至臺灣？根據目前資料顯示，應該和電影有關。1949年7月在南京的國民政府撤退至臺灣後，反共態勢明朗，正大力推行反共政策，但卻同時允許大陸的電影繼續上映。當時報紙娛樂廣告資料顯示，關於《馬路天使》的上映有兩筆。一是1946年9月由大中華影業、國際電影聯合公演，由周璇、趙丹、袁美雲等演出，在臺北西門町的美都麗戲院上映，主打 “社會教化哀豔悲劇鉅片！”；二是1949年10月在臺灣臺南的赤崁戲院上映，主角為吳村、周璇、龔稼農和白雲等，標示為“歌唱巨片”。40 這電影在臺灣受到熱烈的歡迎，當時臺灣的唱片公司純粹是商業利益考量，將《馬路天使》的插曲〈天涯歌女〉委由最受廣播聽眾喜愛的紀露霞用臺語翻唱成〈我的愛人啊〉。

                     圖六：〈馬路天使〉電影廣告，1946年9月。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

由周璇主唱的〈何日君再來〉迅速風靡上海，百代唱片將其錄製成唱片暢銷於市；1940年重慶國民政府將其列為禁歌，同年日本唱片審查機構也查禁此歌，理由都是靡靡之音。41 禁唱四十年後，鄧麗君於1979年重唱周璇版本轟動全臺。但在1982年由大陸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的《怎樣鑒別黃色歌曲》一書中，又將其判定為腐蝕人心的靡靡之音。從上海出發又洄流到上海，〈何日君再來〉，這首歌是上海城市高原創造歌流傳“洄流迴路”的最佳代表。

從千高原“洄流迴路”的理論觀點來看，這段流行歌交織的歷史，正是兩岸流行歌的循環裡，上海和臺北兩座高原，被宏觀的政治權力所節段化的歌流之線，與微觀政治的人們聆聽欲望的量子流之重組與激盪。歌流傳的迴路於二戰終戰之前“節段化”的現象是在上海高原之內，主要是針對動盪中國局勢時期黎錦暉的“黃色歌曲”；但正是因為動盪很難控制時代曲的跨界流傳，加上太平洋戰爭前日本殖民政府並未對中國實施海禁，使得黎錦暉所代表的“海派上海”流行歌輸入臺灣，在1930年代形成對於臺灣流行歌深刻的支配與影響，陳君玉的創作與主張證明了這點。上海高原的強大洋流，對臺灣流行歌的影響持續到戰後的1950–60年代，雖然不可諱言地日本的影響力仍在，美國亦與日俱增。在當時國民政府主張自己才是正統的政策下，臺北高原裡被宏觀的政治權力所截斷的歌流，除了對於“違反民族正氣的”與“黃色歌曲”的歌採取禁歌政策外，其真正的目的是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乃獨尊被權力篩選過的國語（北京語）歌，對於民間慣用的臺語等歌曲嚴加取締。但是聆聽欲望的量子流與節段化政治權力的激盪重組結果，就是政治壓制迂迴以對、繼續唱歌的“隱蔽知識”產生。人民唱歌和聽歌的欲望不會停止，因此即使面對宏觀政治的短暫截斷，兩岸歌流傳的“洄流迴路”並沒有停止。

至於那個曖昧不明的1945–49年時期，暴露了國共內戰失利後國民政府的徬徨，就在那個經歷二二八事件，政治控制到了顛峰，文化政策尚未落實的狀況下，以紀露霞翻唱周璇的歌為代表，從1950一直延伸到60年代產生大量翻唱，就出現了“準全球化”現象：在經濟尚未達到真正全球流通，戰後初期政治上對於音樂流行控制、法律規範尚未制度化的年代，卻能在文化上多方面、多元化地吸納各國、各地的音樂曲目且以臺語為主唱出的類似全球化的過程。42“準全球化”甚至進一步發展為，成為跨界／跨語的“大雜燴混血歌”現象。宏觀政治權力禁制、節段化流行歌的後果，是更興盛蓬勃的音樂欲望的量子流動，沿著東亞的洄流迴路周而復始地交織運動著。

40 川瀨健一編著，《臺湾で上映された映画の研究 1945–1949》（奈良：東洋思想研究所印行，2016），61, 453, 501, 522。
41 葛濤，《唱片與近代上海社會生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228–231。
42 同注釋8, 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