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上個世紀九○年代，我在一家電臺主持了一個名叫“文化廣場”的廣播節目。每星期一次，大約一個小時，談一些與文化有關的現象。

我當時在大學美術系任教，但是不覺得廣義的“文化”應該局限在狹窄的藝術範圍。相反的，社會裏許多與人的生活有關的現象，常常比藝術更能反映出文化的本質。

我把一星期接觸到的社會現象做話題，也許與食衣住行有關，也許是從一個謀殺案件裏看到的倫理或愛情關系，也許是價值體系裏不容易覺察的保守性與墮落性……

文化往往不是呈現在上層的禮教中，卻點點滴滴滲透在生活不知不覺的行為之中。

這個節目一做十年，得過金鐘獎，隨著電臺的路況實時報告頻道，成為全島無遠弗屆的收聽節目。

十年的錄音，收藏在電臺的倉庫，當年負責錄音控制室的翁先生因肝病去世，我也中止了這個節目。

許多年後，有做公益的朋友找出錄音，制作成數字光盤，我授權捐給監獄的受刑人，使我常常收到獄中的信，告知他們在寂寞困頓中從聲音得到的安慰。

二○○八年初聯合文學的玉昌、晴惠談到他們家多年來保留的一套錄音，詢問文字整理的可能。

我對過去的東西沒有太多眷戀，船過水無痕，不想再聽，也不想再看。

但是一年中，玉昌、晴惠真的整理出了這本《生活十講》，我沒有太多話說，只能說：謝謝！

希望當年談的事件現象，無論多麽混雜濁亂，十年過去，在一個嶄新的世紀，能夠沈澱出一種清明。

二○○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於八里

新價值（1）

上個世紀九○年代，我在一家電臺主持了一個名叫“文化廣場”的廣播節目。每星期一次，大約一個小時，談一些與文化有關的現象。

我當時在大學美術系任教，但是不覺得廣義的“文化”應該局限在狹窄的藝術範圍。相反的，社會裏許多與人的生活有關的現象，常常比藝術更能反映出文化的本質。

我把一星期接觸到的社會現象做話題，也許與食衣住行有關，也許是從一個謀殺案件裏看到的倫理或愛情關系，也許是價值體系裏不容易覺察的保守性與墮落性……

文化往往不是呈現在上層的禮教中，卻點點滴滴滲透在生活不知不覺的行為之中。

這個節目一做十年，得過金鐘獎，隨著電臺的路況實時報告頻道，成為全島無遠弗屆的收聽節目。

十年的錄音，收藏在電臺的倉庫，當年負責錄音控制室的翁先生因肝病去世，我也中止了這個節目。

許多年後，有做公益的朋友找出錄音，制作成數字光盤，我授權捐給監獄的受刑人，使我常常收到獄中的信，告知他們在寂寞困頓中從聲音得到的安慰。

二○○八年初聯合文學的玉昌、晴惠談到他們家多年來保留的一套錄音，詢問文字整理的可能。

我對過去的東西沒有太多眷戀，船過水無痕，不想再聽，也不想再看。

但是一年中，玉昌、晴惠真的整理出了這本《生活十講》，我沒有太多話說，只能說：謝謝！

希望當年談的事件現象，無論多麽混雜濁亂，十年過去，在一個嶄新的世紀，能夠沈澱出一種清明。

二○○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於八裏

新價值（2）

經常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做出很傻的事情，或者因為在感情上找不到出口，傷害自己或傷害別人，甚至是自己的親生父母。這些現象會使人懷疑，現代年輕人的價值觀是不是出現問題？

我個人覺得，年輕人本身是無辜的。

價值觀的形成是一個過程，我們現在看到那些令人錯愕的行為，是一個“果”，而真正需要探究，則是形成這個“果”的“因”。在長期唯考試導向的教育體制中，我們是允許學生升學科目得滿分，在道德、人格、感情培養的部分，根本可以是零分。因此產生這些現象，錯愕嗎？我一點也不覺得。

這個問題不是現在才有，在我那一個年代就開始發生。我們很少思考為什麽要孩子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學，其實一點意義也沒有。譬如我從事藝術工作，關心的是創作力、關心人性的美，我在不同的學校教過，從聯考分數最低的學校到聯考分數最高的學校，我都教過。以我所教授的科系而言，我不覺得這些學校之間有太大的差別。

如果你實際接觸到學科分數低的學生，就會知道，他們沒有花很多時間準備考試，相反的，他花很多時間在了解人。譬如說看電影或者讀小說，從中就有很多機會碰觸到人性的問題。

可是專門會考試的學生呢？往往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一九九八年發生震驚社會的王水事件，一個女孩子因為和另一個女孩子與同一個男友交往，在慌張之際，就把化學方面的專長用出來，她調出了“王水”，犯下謀殺案。

我們可以說，她的專業知識分數非常高，但她在道德跟情感處理上是零分。

她是壞或是殘酷嗎？我不覺得，她根本沒有其他選擇。平常她沒有這樣的準備，缺乏對人性的了解，我稱她為“無所措手”族，她根本不知道怎麽辦。所以最後警方帶她到現場時，她很茫然；她當然茫然，因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麽。

這些個案非常明顯的就是我們說的“好學生”，他們要進的科系和研究所，都是最難考的，他們從小就埋頭在升學、考試裏，忽略了其他。從很多年前我就很怕這樣的人，我覺得這樣的人一旦犯罪，對於“罪”的本質，完全不了解，因為他根本沒有機會接觸。

所以我一直覺得，如果要指責這樣的事情，矛頭應該是指向一個教育的架構，這個架構教育出一批批像這樣非常奇怪的人。

我聽過很多明星學校內發生的人際關系，包括在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拒絕聯考的小子》，就已經指證出明星學校內，為了考試、拿高分，同學之間如何鬥爭，如何去傷害別人。我聽過太多這一類的事，也隱約感覺到考試導向繼續發展下去，我們的孩子會發生很可怕的事。

而這些已經發生的新聞事件，就是我們受的“惡果”。

從文學中尋找人生的解答

我舉一個例子，我自己在十三四歲的時候，大概國中一二年級，我很苦悶。我相信凡人處在一個生理發育、轉變的時期，就是他最敏感的時候。不只是身體開始變化，聲音變粗、性征出現，等等，更重要的是他開始意識到自己身體的存在性。我想，中外古今所有的重要時刻，就在此時，也就是啟蒙時刻。

在那個時候，我感覺到身體的苦悶，卻無法解答。因為生理的苦悶引發我開始去思考人到底是什麽，我到底是動物還是人？我的精神在哪裏？我的精神向往和肉體的欲望沖突得很嚴重。我不知道女孩子會不會這麽嚴重，以男孩子來說，包括我和我的同伴，都是非常嚴重的，那是一種來自生理上奇怪的壓力。

新價值（3）

於是我很自然地就找上了文學。我在書店讀文學，在文學裏削減了許多欲望上的苦悶，並嘗試去解答自己從何而來，要到哪裏去，我是什麽，這些難以解答的課題。

因為這樣，有一段時間，我原來很好的功課就耽誤了，那幾次考試的結果都非常糟。我因此被學校、被家裏指責成一個壞學生、壞孩子。我想，在那一剎那之間，我是非常容易變壞的。幸好文學救了我，讓我有足夠的自信，不但沒有變壞，並且在文學中得到很多關於人生課題的解答。

同一個時間，我的同伴一頭鉆進考試裏。這些同學，今天我回頭去看的時候，發現他們都過得不快樂。他們考上了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學，有些也出國留學回來了，但對於感情或是婚姻各方面所發生的問題，他們都沒有辦法面對。

對於人性和真正的自我，他們始終沒有機會去碰觸，因為考試不會考。

我們評斷一個學生，是壞學生、壞孩子，因為他的分數不夠，可是他對人性可能已經有很豐富的理解；我們評斷一個好學生、好孩子，也是用分數，卻不代表他有能力面對情感和倫理的種種課題。分數和人格的發展絕對是兩回事，法律系的高材生不表示不會犯罪，他可能熟背法律條文，了解各種法令，可是對於“什麽叫做罪？”不一定理解。所以我們會看到“高等學府的法律系學生為了購買手機，在電梯內搶奪女孩皮包”這樣的新聞。

自由是什麽？罪是什麽？為什麽會為了一個小小的事情去傷害別人？我記得新聞出來時，所有的朋友都在說：“想要手機，我送他一只嘛，怎麽會愚蠢到這種地步呢？”

這只是提醒我們，知識完全不等於智慧，也完全沒有辦法轉換成智慧。

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好學生、好孩子即使犯案，手法都是最笨的。他跑到PUB去，在電梯內搶劫，當場就被PUB裏的人抓到。PUB是一個龍蛇雜處的地方，那裏的年輕人其實都比他聰明，比他更懂得人性上的復雜。當他忽然發現掉入一個自己最沒有辦法處理的世界時，已經來不及了。

是悲劇吧！卻令人難以同情。

這個社會一直在制造這樣的一批“好學生”，他們本身也洋洋得意，因為一路走來都是被捧得高高的“資優生”，因為他們可以考到那麽好的學校、讀那麽好的科系。他們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有問題。

我要呼籲的是，所謂的“明星學校”從來沒有給你任何保障，知識分數越高的人，自己越要特別小心，因為你將來要面對的生活難題，都不在這些分數裏面。

豢養考試機器的學校

這幾年來發生的資優生犯罪事件，正好說明了我們的教育應該拿出來做最好的檢查。為什麽在這麽一個教育系統中，連知識分子的自負都消失了？以前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有些事是知識分子不屑做的，為什麽這種士的自負在校園中式微了？我覺得，這是教育本質上的最大問題。

當然，這幾年來，有很多人在做亡羊補牢的工作，開始註意到社區活動，開始註意到人文教育、藝術教育，但是我覺得做得不夠。譬如說，大學開始教藝術欣賞，卻沒有適當的師資，最後可能就變成一個形式。

我想強調的是，學校絕對不是訓練一批考試機器的場域，這些孩子不能夠這樣被犧牲。有時候，我真的覺得這些豢養考試機器的學校，就像養雞場、養豬場，讓人覺得是一個巨大的悲劇。我們應該給孩子最好的音樂、最好的文學、最好的電影，讓他在裏面自然地熏陶。而這些，是不能考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