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目前許多學者認為《西遊記》與《吳承恩詩文集》不是出於昊承恩一人之手，本文以《吳承恩詩文集》中的《贈張樂一》一詩為證，考查了《贈張樂一》與明代心學思潮在反對主體放縱、要求人格自我完善上的一致性及《贈張樂一》與《西遊記》在思想和語言上的一致性，從而為吳承恩著《西遊記》找到一條新的證據。


一、問題的提出

關於《西遊記》的作者問題從它問世起就說法不一。上世紀二十年代，魯迅、胡適、鄭振鐸等學者對《西遊記》的作者進行考證，肯定了吳承恩的《西遊記》著作權。20世紀80年代以來，海外和臺灣的一些研究者對“吳承恩說”提出質疑，大陸也有知名學者對“吳承恩說”持懷疑甚至否定態度。這些學者在論證自己的觀點時，不約而同地將小說《西遊記》與《吳承恩詩文集》作比較，認為二者無論從風格、思想，還是語言上都存在較大差異，從而指出二者不是出於一人之手，否定吳承恩的著作權。例如章培恒在《百回本〈西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中，對《吳承恩詩文集》中的《二郎搜山圖歌》、《〈禹鼎志〉序》等作品進行分析，認為將其作為吳承恩寫作《西遊記》的旁證，“也都難以成立”（注：章培恒《百回本《西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4期305頁。）。

張錦池在《北方論叢》1991年1-2期《論〈西遊記〉的著作權》一文中說：“《吳承恩詩文集》的思想與風格與世德堂本殊不類，孫悟空斷非吳氏所期望的英雄”（注：張錦池《論〈西遊記〉的著作權問題》，《北方論叢》1991年第2期58、62頁。），並從七個方面指出“二者的思想和風格存在著明顯的不同”（注：張錦池《論〈西遊記〉的著作權問題》，《北方論叢》1991年第2期58、62頁。），從而認定《西遊記》“若果真為吳承恩所撰，當屬天上人間奇跡中的奇跡”（注：張錦池《論〈西遊記〉的著作權問題》，《北方論叢》1991年第2期58、62頁。）。楊秉祺在《內蒙古師大學報》1985年第2期《章回小說〈西遊記〉疑非吳承恩作》中指出：“拿小說中的詩詞和吳氏詩文集中的詩詞相比較，可以看出小說不是吳作的。”（注：楊秉祺《章回小說〈西遊記〉疑非吳承恩作》，《內蒙古師大學報》1985年第2期65頁。）“吳的詩詞較板滯，遠不及‘章西遊’詩詞的灑脫流轉。……足證吳的詩詞和‘章西遊’的詩詞不出於一人之手”（注：楊秉祺《章回小說〈西遊記〉疑非吳承恩作》，《內蒙古師大學報》1985年第2期65頁。）。

陳君謀在《蘇州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百回本〈西遊記〉作者臆斷》一文中指出：“孫悟空希望過的是‘不伏麒麟轄，不伏鳳凰管，又不伏人間王位所拘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注：陳君謀《百回本〈西遊記》作者臆斷》，《蘇州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77頁。），而“《射陽先生存稿》卻儒家氣味撲鼻”。李安綱在《文史知識》1996年第11期《吳承恩不是〈西遊記〉作者》中也指出，《吳承恩詩文集》中“不僅沒有關於《西遊記》的資料，反而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注：李安綱《吳承恩不是〈西遊記〉作者》，《文史知識》1996年第11期94頁。），“吳承恩根本就不是《西遊記》的作者（注：李安綱《吳承恩不是〈西遊記〉作者》，《文史知識》1996年第11期95頁。）”。

面對以上種種論說，許多肯定“吳承恩說”的學者，也認為從《吳承恩詩文集》中找不到與《西遊記》的契合點，也就不去從這一重要文獻入手尋找吳承恩作《西遊記》的證據。而事實上，《西遊記》與《吳承恩詩文集》的思想、風格、語言是否一致，關鍵在於對《西遊記》的理解。上述論者之所以否定吳承恩的著作權，是因為他們都從各自的角度去理解《西遊記》。而對這個問題，筆者在《宋明理學與章回小說》（武漢出版社，1995年12月版）中提出，《西遊記》“是一部弘揚主體人格並要求這種人格‘正心誠意的理學書’”（注：宋克夫《宋明理學與章回小說》124頁，武漢出版社，1995年版。）。

《西遊記》的這一思想，顯然來自於明代心學思潮。明中葉以後王守仁提出“心即理”（注：《傳習錄上》，《王陽明全集》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心外無理”（注：《與王純甫》，《王陽明全集》15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注：《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王陽明全集》4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並以此作為其人性倫理學說的哲學基礎，王門諸子對王守仁的學說不斷推衍發展，形成一股聲勢浩大的心學思潮。這股思潮打破了程朱理學中“天理”主宰一切的格局，主體人格因之得到了高度弘揚。與此同時，陽明心學在倫理道德修養上，主張通過加強內心修養的方法去體認“良知”，強調“反身而誠”（注：《別黃宗賢歸天臺序》，《王陽明全集》23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的直觀內省和自明本心的證悟功夫，要求主體以倫理自省的方式達到道德的自我完善。

作為這一思想影響的結果，《西遊記》的作者在肯定孫悟空主體意識的同時，又不希望主體意識同心猿意馬一般脫離道德的規范任意馳騁，力圖把主體意識納入倫理的規范，通過西天取經的種種磨難，尋找失去的善良本心，以達到主體意識和倫理意識、個體人格和倫理人格的統一。而伏魔去邪的基本方式就在於“見性明心”（注：《西遊記》170頁，嶽麓書社，1987年版。），“定性存神”（注：《西遊記》269頁，嶽麓書社，1987年版。）的內心修養。所以說，孫悟空在取經途中斬妖除怪的過程，實際上是主體能動地以自省的方式達到人格的自我完善，即“心滅，種種魔滅”（注：《西遊記》91頁，嶽麓書社，1987年版。）的過程。因此，《西遊記》的主旨在於高度弘揚主體人格的同時又對主體的無限放縱予以批判，要求以倫理內省的方式達到人格的自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