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可能並不是現代文學史上最傑出的作家，但卻屬於最有性情、最讓人難以忘懷的作家。魯迅之外的五四小說，到了郁達夫才真正傳達出某種令人心靈悸動的力量。《沈淪》稱得上是除了魯迅《狂人日記》之外五四時期最值得關註的小說，它最早透露了郁達夫的感傷情懷和頹廢美學，同時氤氳著一種萎靡不振的陰柔氣息，這種陰柔氣息的形成最終可以追溯到作者孱弱多病的身體[1]。

疾病的主題由此成為介入郁達夫小說的一個重要的角度。讀他的小說，讀者能感受到一種令人窒息的病的氣息以及郁達夫對病的題材的處理所表現出的一種“新的態度”。郁達夫堪稱最頻繁地觸及疾病母題的中國現代作家。從最初的《沈淪》，到後來的《胃病》、《茫茫夜》、《空虛》、《楊梅燒酒》、《迷羊》、《蜃樓》……小說中的男主人公經常生病：感冒、頭痛、胃病、肺炎、憂郁癥、肺結核、神經衰弱……差不多囊括了一個人所能罹患的所有疾病，而且常常一病就要一年半載才好，因此病院和療養院也構成了小說中具有典型性的場景。而生理和身體上的疾病往往制約著主人公的情緒和氣質，最終則會在小說的美感層面體現出來。郁達夫小說中萎靡的感傷之美、陰柔的文化情趣與他大量處理疾病的母題有密切的關系。讀郁達夫的小說，你會深切地感受到，疾病就是人物的命運，是人物的生存形態，同時也構成了“對於自我之新態度的比喻象征”。郁達夫筆下的病因此具有一種深刻的“意義”：在小說人物頹廢、落魄、病態的外表下其實暗含著一個新的自我，一個零余者的主體形象。《沈淪》表征著中國現代小說從創生伊始講述的就是現代人的生存困境的故事。郁達夫筆下零余者的命運，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現代人生命際遇的一個側影。

一、郁達夫的疾病敘事及其民族國家的主題表達

五四時期的魯迅和郁達夫都與疾病主題有著深締的因緣，並形成了疾病敘事的兩條不同的線索和路徑。

魯迅所經歷的與疾病主題相關的線索大致如下：在散文《父親的病》中魯迅回溯了自己童年階段因父親的病所導致的對中醫的不信任，這構成了日後遠赴日本學習西醫的肇始；仙台的幻燈片事件則給魯迅的學醫生涯帶來了創傷經驗，直接導致了他的棄醫從文，意圖從精神上治療民族根性的病癥；於是有了現代小說的開篇《狂人日記》對被迫害狂的精神病理學的知識的運用；繼而到小說《藥》，開始建構了一個實施精神療救的改造國民性的啟蒙主義神話[2]。

在魯迅與疾病主題的這個眾所周知的敘事線索中，可以看出，疾病與隱喻以及諸種宏大敘述密切地關聯在一起，從而超越了單純的臨床性的疾病本身。這些隱喻和宏大敘述輻射到關於民族性、文化和政治諸種領域。或許可以說，疾病是在隱喻和敘述中獲得真正的文學意義的[3]。

郁達夫與魯迅、郭沫若一樣，也經過了棄醫從文的過程。一九一四年秋郁達夫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為中國留學生特設的預科時，選讀的是第一部[4]。後來聽從長兄郁華的意見，在預科畢業前改讀了第三部醫科，一九一五年秋進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時繼續選讀醫科。但次年秋季郁達夫再入學時，因為醫科的學費太高，而突然改讀第一部，並寧願重新再從一年級讀起。郁達夫由此也經歷了從醫科到經濟科的轉學。如果算上在東京的預科生涯，郁達夫至少在醫科學了一年。不過，無論在醫科還是轉學後讀經濟，郁達夫都有些“不務正業”，大部分時間用來讀“軟文學”作品，四年高等學校期間，讀了1000多本西洋小說。自稱“在高等學校的神經病時代，說不定也因為讀俄國小說過多，致受了一點壞影響”[5]。

郁達夫後來小說中的疾病主題或許與這種棄醫從文的經歷不無關系。收於《沈淪》中的三篇留學生小說，主題都是病和死：《銀灰色的死》的主人公死於腦溢血，《沈淪》的主人公得了憂郁癥，最後蹈海自殺，《南遷》的主人公伊人，則由於身體衰弱到安房半島療養，卻發燒得了肺炎。小說這樣結尾：

……病室裏的空氣緊迫得很。鐵床上白色的被褥裏，有一個清瘦的青年睡在那裏。若把他那瘦骨棱棱的臉上的兩點被體熱蒸燒出來的紅影和口頭的同微蟲似的氣息拿去了，我們定不能辨別他究竟是一個蠟人呢或是真正的肉體。這青年便是伊人。

這一次作者開恩，沒有把主人公寫死，但好像離死也不遠了。

可以說，正像魯迅在小說創作伊始建構了與疾病的關聯，郁達夫的小說更是一開始就直接處理疾病的主題，並在後來的創作中一直延續，開啟了疾病敘事不同於魯迅的另一條線索。這條線索關涉了生命的個體體驗、身體性、愛欲、壓抑與升華以及頹廢美學的問題，最終則指涉了主體性建構以及民族國家主題。

郁達夫小說中的民族國家主題之所以值得關註，是因為郁達夫在後來的一系列關於生平與創作的自述中，把他的病態文學性格的生成以及回國後的創作軌跡，都與自己留學生涯的弱小民族體驗以及在日本的壓抑心理聯系在一起。

從《沈淪》就已經開始了郁達夫的現代主題的表達，即現代主體性的危機是一種雙重危機——個人的與民族的。《沈淪》的結尾主人公蹈海自盡的象征性的死亡則是主體性危機的必然結果。小說結束在主人公的獨白上：

 “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

 “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裏受苦呢！”

一唱三嘆的直接傾吐對象是作為“你”的“祖國”。由此，《沈淪》中主體性的崩潰，就與現代民族國家的範疇建立了千絲萬縷的聯系。評論者常常認為《沈淪》的結尾是失敗的，因為小說集中寫的是青春期身心的壓抑，是憂郁癥的病理學分析，是零余者的個體意義上的心理危機，結尾卻簡單而且牽強地把小說主題提升到愛國主義和政治層面，引入了民族國家的意識，顯得十分不統一。但是，倘若先擱置小說藝術上的統一性的視角，從敘事以及主題模式上考察，就會發現《沈淪》貢獻了一種現代小說中習見的模式，並真實地反映著中國現代主體的建構過程與民族國家之間密不可分的關聯性。民族國家的危機必然要反映為自我的不確定性甚至主體的危機。

《蜃樓》也提供了相似的模式。小說寫男主人公在從歐洲回國的船上，受到美國少女冶妮的挑撥，但最後腦海裏浮現出的仍是“祖國”的意象：

當他靠貼住冶妮的呼吸起伏得很急的胸腰，在聽取她娓娓地勸誘他降伏的細語的中間，終於想起了千創百孔，還終不能和歐美列強處於對等位置的祖國；他又想起了亨利詹姆斯也曾經描寫過的那一種最喜玩弄男子，而行為性格卻完全不能捉摸的美國的婦人型。

雖然這一段描寫背後的潛在心理還有對不能捉摸的美國婦人的不信任，但同時依舊並置了愛欲本能與民族意識。與《沈淪》中的主人公自殺前想起了祖國相比，這裏的愛國主義似乎更煞風景。但你不能說男主人公顯得矯情。身在異域，自身的種族屬性和身份背景是刻在臉上的。

正如伊藤虎丸在《〈沈淪〉論》一文中所說，郁達夫創作《沈淪》的動機是試圖以小說中主人公的姿態“表現社會或民族的反抗”，他獨具慧眼地意識到《沈淪》中蘊含的社會或民族反抗的主題。但伊藤虎丸接著又認為，“達夫以此處理主題，其實是他的文學產生苦惱和挫折的根本原因”[6]，這又造成了根本性的誤解。換句話說，伊藤虎丸把郁達夫文學創作中的問題歸因於社會或民族反抗的處理主題的方式，卻忽略了郁達夫這種處理方式的必然性。伊藤虎丸認為，“不能說《沈淪》就是作者自己親身體會和實感的寫照”，而只是“作者自身姿態和技藝的寫照。他從未試圖客觀地塑造一個人物以體現其性格的發展。質言之，《沈淪》既是作者‘赤裸裸的告白’，又是‘無病呻吟’、‘偽惡’姿態的寫照。”[7]可以看出，伊藤虎丸更偏重從創作方法和主觀姿態的角度解析《沈淪》，認為主人公的“告白”有無病呻吟、為文造情的痕跡，並非在傳達自己的真情實感。這或許落入了過於註重所謂的“創作技巧”的窠臼，有所匱乏的是對郁達夫留日生涯的遭際的設身處地的體驗。《沈淪》固然沒有“客觀地塑造一個人物以體現其性格的發展”，但卻並不缺乏所謂的“親身體會和實感”，這種真情實感在《沈淪》中至少反映在兩性交往的過程中：

原來日本人輕視中國人，同我們輕視豬狗一樣。日本人都叫中國人作“支那人”，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們罵人的“賤賊”還更難聽，如今在一個如花的少女前頭，他不得不自認說“我是支那人”了。

 “中國呀中國，你怎麽不強大起來！”

他全身發起痙來，他的眼淚又快滾下來了。

郁達夫在自己的著述中不止一次地提及與《沈淪》中這個場面相類似的情景，又如下段自述：

是在日本,我早就覺悟到了今後中國的運命,與夫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不得不受的煉獄的歷程。而國際地位不平等的反應，弱國民族所受的侮辱與欺淩，感覺得最深切而亦最難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兩性，正中了愛神毒箭的一剎那。

支那或支那人的這一個名詞，在東鄰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裏被說出的時候，聽取者的腦裏心裏，會起怎麽樣的一種被侮辱，絕望，悲憤，隱痛的混合作用，是沒有到過日本的中國同胞，絕對地想象不出來的[8]。

這種對“今後中國的運命”的覺悟直接來自於作者在異域的創傷性體驗，這種體驗同樣可以證諸於魯迅在仙台課堂上遭受的創傷記憶。只不過在郁達夫這裏這種深入骨髓般的痛楚混合的是性別和種族的雙重屈辱。也正因如此，民族國家意識在《沈淪》中並沒有淪為一種主題和理念，而是具有一種切身性。就像倪文尖所說：這種切身性讓人想到諸如血脈、根系、族群、手足、心理這一類令人有切膚之感的詞匯。伊藤虎丸的分析僅限於技巧和姿態層面，恐怕是局外人缺乏感同身受的結果，其實忽略了郁達夫在日本的生存處境和作為弱小民族的體驗，這一體驗化為了郁達夫的生存前提甚至是他的生存的原初境況：即以民族國家為生存背景的存在。

也許正是在以抵抗為特征的民族意識上，郁達夫與魯迅殊途同歸。兩個人的民族意識無疑都是在留學期間得以生成和強化的。正如齊澤克所說：“國家、民族身份只有在其存在受到威脅的經驗的促使下才得以成型；在這種經驗出現之前，什麽國家啦，民族身份啦，統統不存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