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知識的革命

我們正進入知識社會。知識社會是一個以知識為核心的社會，「知識資本」已成為企業最重要的資源，有知識的人成為社會的主流。知識的權力正在代替財富的權力成為主宰世界的力量。

一、知識價值革命

　　90年代初，世界管理大師彼得·F·德魯克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中提出，我們正進入知識社會，知識已成為社會的核心，知識資本的比例已大於資金資本。在知識社會，知識成為生產要素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將成為分配的主要依據之一。知識正日益代替權力與資本，成為世界向前發展的動力。

　　知識社會的來臨源於知識價值革命。在知識社會裡，在生活中多用「智慧」和知識才是受人尊敬的，而且只有包含「智慧」和知識的商品才會暢銷。

　　在知識社會裡，價值的增長不是通過勞動，而是通過知識實現的。

　　人類經歷了5000多年的農業社會，又經歷了大約300年的工業社會，現在正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知識社會。

　　如果說在90年代初，我們還只看到數字化信息技術革命將引起一場新的經濟高增長，那麼，現在事實越來越明顯地表明，這場新的技術革命更深刻的意義，在於引起一場新的經濟革命，導致知識社會的到來。

　　應該說，對知識社會的來；臨，有兩位大師，最具先見之明。一位是未來學大師阿爾溫·托夫勒；一位是管理大師彼得·F·德魯克。

　　1980年，托夫勒在他著名的《第三次浪潮》中，就已經明確地提出，人類經歷了農業化浪潮，工業化浪潮，第三次浪潮——信息化浪潮——即將到來。他科學地預測了信息革命將給人類社會帶來一場新的巨變。10年後的1990年，又在他另一本名著《權力的轉移》中，更鮮明地提出，『隨著信息革命的發展，知識的權力正在代替財富的權力成為主宰世界的力量。他還對知識的含義進行了新的發展，包括事實、原理、觀念和能力。1995年，在他的新作《創造一個新的文明》中，一開始就提到：「人類正面臨巨大的飛躍。它正面臨有史以來最深刻的社會巨變和創造性的重建。雖然我們還沒有清楚地認識它，但我們正從頭開始建立一個嶄新的文明。這就是第三次浪潮的含義。」「現在正在發生的一切無疑是一場全球性的革命，一場巨大的飛躍。」「道路和高速公路」是「第二次浪潮的基礎設施的組成部分；數字網絡則是第三次浪潮基礎設施的心心臟。」再次強調第三次浪潮給人類帶來的巨大變化——創造一個新的文明。

　　90年代初，世界管理大師彼得·F·德魯克在他的著作《後資本主義社會》一書中提出，我們正進入知識社會。他認為，知識社會是一個以知識為核心的社會，「知識資本」已成為企業最重要的資源，有知識的人成為社會的主流。

　　1993年5月他又提出：「知識的生產率將日益成為一個國家、一個行業。一家公司競爭的決定因素。」他說，泰勒時代10名工人中有9名干體力活，即9／10，到50年代仍佔多數；90年代占1／5；到2010年只佔1／10。於是提高體力勞動者的生產率再也不能自行創造財富了，今後重要的是非體力勞動者的生產率，即知識的生產率以及使知識轉化為生產力。

　　在知識社會，知識已成為社會的核心，知識資本（生產和傳播知識的經費）的比例已大於資金資本。知識資本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為20％，其中，生產科學技術的經費占3％一5％，科學技術和其他知識的傳播經費占15％一門％（其中教育為10％。技術培訓與其他形式的科技傳播為5％一7％），而資金資本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則小於20％。就知識而言，任何國家都不具有任何「自然的」優勢或劣勢，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教育、素質、機制、管理。

全新的「財富創造體制」

　　隨著知識社會的來臨，一個全新的「財富創造體制」正在出現，這個財富創造新體制，完全依賴於即時的通訊，即時的數據。思想、符號和象徵體系的傳送。這種經濟的到來是變革性的。它是朝著一個革命性的新生產體制的躍進。這個新體制使我們一躍跨過大批量生產，朝著不斷擴大的產品定制化前進；跨過大眾市場推銷和大規模分配，朝著最佳微環境和微市場前進；跨過鐵板一塊的大公司，朝著新的組織形式前進；跨過民族國家範圍，朝著兼營所在國和國際性業務前進；跨過「體力勞動階層」，朝著「腦力勞動階層」前進。

　　我們時代的主要經濟衝突，就是贊同新的財富創造體制的力量和維護！日的煙囪工業體制的力量之間的衝突。從以煙囪為基礎的經濟朝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過渡，必然要產生權力的大量轉移。這便基本上解釋了金融界和產業界結構重組的浪潮。各公司拚命努力以適應這些新的要求，這股浪潮狂捲整個企業界，托出一批新的領袖人物。

　　新型經濟對其開拓者以豐厚的報償。在煙囪工業時代，任何世界首富者的名單上，都是汽車製造商、鋼鐵大王、鐵路巨頭。石油富豪和金融家佔優勢，他們的財富說到底是來自廉價的勞工和原材料的組織，還有硬件產品的生產製造。

　　與此適成對照的是，《福布斯》雜誌最近發表的最富有的十大億萬富翁的名單上，足足有七位富翁其財富的基礎是電腦，即軟件產品和服務，而不是硬件產品製造業。

　　在摩根時代和華爾街的全盛時代，數以百萬計規格雷同的產品大批量生產，象徵著「摩根時代」。

　　電腦推動的技術使得企業有可能瞄準最佳微市場，越來越多地生產出按客戶具體要求定制化的產品。精明的公司正在放棄長週期的商品生產，轉向類似特殊鋼材和化學品這樣短週期的「高附加值產品」。同時，不斷的技術革新縮短了產品壽命週期。

　　我們在金融業中看到相似的伴生變化。金融業也在使產品系列多樣化並且縮短產品的壽命週期。也推出了一批針對最佳微市場的產品，如各種新型證券、分期付款購物、保險單、貸款憑證。互助儲金和以上產品無窮的變體和綜合物其資本流向那些能夠定制化生產服務的公司和不斷革新的公司。

　　在這個第三次浪潮的新經濟裡，一輛汽車或一部電腦可以在四個國家內生產，在第五國內裝配。市場的擴展也超過了國界。用目前的術語說，工商業變得全球化了。我們又一次看到，平行伴生的金融服務、銀行。保險。證券業務，都急忙實行「全球化」為客戶公司服務。

　　第三次浪潮經濟以超高速度運行。金融行業為了避免落後，正在花費幾十億美元購買新技術產品。新型電腦和通訊網絡，不僅使現有產品增加花色品種，或者按顧客具體需求而生產，創造新產品，而且促使交易的速度向瞬時化發展。

　　隨著服務和信息產業在發達經濟中的發展，隨著製造業的電腦化，財富的本質必然要發生變化。落後的工業部門還把傳統購「硬件資產」如工廠、設備和存貨，看成最主要的東西，可是大多數在迅速發展的最先進的部門中投資的人卻依靠完全不同的東西來保障他們的投資了。

　　沒有人是衝著公司的物質資產來買微軟公司和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股票。重要的不是公司的建築或機器，而是其市場銷售人員的種種聯繫和能力，是管理人員的組織才能，是公司僱員頭腦裡萌發出來的新思想。這一點同樣適用於一切經濟中第三次浪潮產業，例如日本的富士通公司和日本電氣公司，西德的西門子公司，法國的布爾集團公司，美國的數據設備公司，遺傳技術公司或者聯邦捷運公司。一張股票的象徵意義同其他像征物一樣，其抽像的程度令人咋舌。

　　這種資本新形式的轉化，古典經濟學的假設，而後者是以傳統資本的有限性質為前提的。因為土地和資本只能為一個人或一家公司在同一時間內使用，而與此不同的是，同一知識可以同時為許多不同的使用者使用。如果他們用得巧妙，還可以產生出更多的知識。就其本質而言，知識是無窮盡的，也是不排它的。

　　即使如此，這也不過是知識革命全部含義中的一點暗示。因為如果向知識資本的轉化是實實在在的話，那麼資本自身就日漸「不那麼實在了」——資本主要由各種符號組成，這些符號同電腦和人腦記憶和思想中的符號代表的東西是一樣的。這樣，資本就從其可觸摸形式，變成一紙文件，象徵著不斷變化著的勞動大軍頭腦裡的符號，而且最終變成象徵一紙文件的電子信號。與此同時，資本日益變得依賴於無形的東西（過時的會計規則和納稅法規暫時掩蓋著這一無情的進程）。在金融市場上交易的單據同樣變得越來越難以觸摸可及。

　　在芝加哥。倫敦。悉尼。新加坡和大販，幾十億美元用所謂「派生性」票據形式成交。例如基於市場各種指數而不是具體公司的股本和股份總數的各類證券。離開「基本形式」更遠的是這些指數決定的各種期權。再遠就進入了某種影子世界，那裡有所謂「合成指數」，它通過一系列複雜的交易，向投資者提供結果，即模擬或反映現有債券、股票。指數或期權的結果。

　　我們正在很快地走向更加難以捉摸的投資形式，其根據將是指數的指數，衍生物的衍生物，反映「合成指數」的合成指數。

　　所有的經濟系統都奠基於一個「知識基礎」。一切工商企業都要依賴這一社會結構化了的資源的預先存在。同資本、勞力和土地不一樣，在企業經理和經濟學家計算生產所需的「投入」時，知識常常受到忽視。但是，這一資源儘管部分是有償提供的，另一部分卻是無償剝削的。這一資源是一切資源中最可寶貴的。

　　歷史上只有難得的機會讓知識克服陳！日的障礙而大踏步前進。這類突破中最重要者當推思維和交流新工具的發朗，例如表意文字…拼音字…零，以及本世紀的電腦。30年前，任何稍有一點使用電腦本領的人，在大眾媒介中被視為「數學魔術師」或者「頭腦特別發達。

　　今天我們生活在歷史上一個令人驚歎的時刻，正值人類知識的全部結構又一次隨著古老障礙的消失而劇烈變化。我們現在不僅是積累更多的「事實」，不管是什麼事實。正像我們在重新安排公司和整個經濟，我們也在徹底地重新安排知識的生產和配置，重新安排用以傳送知識的符號。

　　這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我們正在創造新的知識網絡……以驚人的方式和想法彼此聯繫起來……創造新的理論、假說。形象，其基礎是新穎的前提概念、新的語言、新的編碼和邏輯。工商業者、各國政府，以及個人，都在採集和貯存數據，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前輩（同時為明天的歷史學家創造一個巨大的不易理解的寶藏）。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正在以更多的方式發展數據的相互關係，給數據以具體背景。然後把它們變成信息：我們把大塊大塊的信息組裝起來，成為越來越大的知識模式和構架。這絕不是說數據都是正確的，信息都是真實的，知識都是明智的。但這的確說明，我們看待世界、創造財富和行使權力的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並非這一切新知識都符合事實，或者是明白易見的。根據我們使用知識這一詞彙的意義，大多數知識是一種默契，由一重又一重的前提概念疊合。支離破碎的模式。未被注意到的類比所組成的。知識不僅包括符合邏輯的。看上去不受感情支配的信息數據，也包含著價值觀。感情和衝動的產物，更不用說想像和直覺了。

　　正是今天社會的知識基礎發生了巨大的動盪，而不是電腦騙局或者區區金融操縱，說明了知識社會的興起。

知識煉金術

　　「在工業化社會裡，資本是匱乏資源。在今天的知識社會裡，資本則十分充足。」

　　社會的知識系統中許多變化直接反映在工商業的運營中。在每一家公司的周圍環境中，這個知識系統比有關的銀行系統、政治制度或者能源系統範圍更廣泛得多。

　　如果沒有語言。文化、數據。信息和專門知識這些資源，任何企業都開不了門，這點且不去說它。更深刻的一點是，上述資源比創造財富必需的任何其他資源更具多變的功能。事實上，知識（有時僅是信息和數據）可以代替其他資源。

　　知識從原則上說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它是最終的替代物。

　　以技術來舉例吧。

　　在大多數煙囪工業工廠中，改換產品的代價是異常昂貴的。需要高薪聘請刀具模具工、鉗工和其他專業技師，而且造成更長時間的「停工」讓機器閒著，使資本、利潤和維持費用方面遭受損失。這就是為什麼相同產品生產時間越長，每一件產品的成本就越低。

　　用電腦控制的製造業最新技術，無需進行長週期生產，卻可以使花色品種變化無窮。

　　總部設在荷蘭的飛利浦電子公司，1972年生產了一萬種不同的彩色電視機型號。目前已經增加到五萬種不同的型號。日本的普利斯通自行車公司正在推銷「拉達克」按需定制自行車。松下電器公司推出半定制的加熱地毯系列，華盛頓制鞋公司生產半定制的女鞋，每一種尺碼有32種設計，在鞋店裡用電腦對各個顧客的腳型測量以確定選擇。

　　這種新的信息技術徹底推翻大批量生產經濟學，目標是把多樣化的成本逐步降低到零。知識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中節省了一筆高昂的產品更新的成本開支。

　　再看一看原材料。

　　一架用聰明的電腦程序控制的機床，從同樣體積的一塊鋼材中可以比大多數工人切割出更多的零件。新知識幫助實現微型化，導致更小更輕的產品問世。這樣一來，又減少了倉儲和運輸的開支。CSX鐵路貨運公司採用了精確到每分鐘的送貨跟蹤也就是更有效地利用信息，進一步節約了運輸的費用。

　　新知識也導致了全新材料的產生，包括從飛機用復合材料到生物材料，增加了我們用一種材料代替另一種材料的能力。從網球拍到噴氣發動機，一切產品都在採用新的塑料。合金和複雜的復合材料。新澤西州莫裡頓市的「聯合信號公司」製造一種叫做「金屬玻璃」的材料，兼有玻璃和金屬的性能，用來製造變壓器耗能極低。新的光學材料會加快電腦運算速度。新型的坦克裝甲是用鋼、陶瓷和鈾做成的，更深層次的知識使我們得以在分子水平上按需制定出各種材料，具有所希望的熱、電和機械性能。

　　我們今天把巨大數量的原材料，如鋁磯土、鎳或銅在地球上運來運去，唯一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缺乏把當地的原材料製成有用的代用品的知識。一旦掌握了這種專門知識，即可進一步大大降低運輸費用。簡言之，知識是資源和運輸的替代物。

　　能源的情況也是如此。最近在超導方面的突破，最能說明知識對其他資源的可替代性。從最小方面看，它可以降低向每一個用電器輸電的能耗。按照美國公用電力協會的估計，目前美國生產電力的15％都消耗在輸送過程中，因為銅線不是高效率的導體。輸電的損失相當於50家發電廠發的電。超導可以減少這種損失。

　　同樣的是，舊金山的貝切爾國民公司和紐約的埃巴斯科服務公司正在攻關，要造出一種大小如足球場的巨型「電池」來貯存能量。發展下去，這些能量儲存系統將有助於取消一些在用電高峰時提供超額發電的電廠。

　　除了代替材料、運輸和能源，知識也可以節約時間。雖然時間這一項目在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找不到，它卻是最主要的經濟資源之一。實際上，時間仍然是隱形的投入。尤其是在變革速度加快時，能否縮短時間可能決定是盈是虧，例如能否快速傳遞信息，或者快速讓新產品上市。

　　新知識使活動加速，把我們推向實時即刻的經濟，可以代替時間的支出。

　　知識也可以節省空間和克服空間障礙。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的運輸系統分部生產火車頭。當它開始用先進的信息處理和通訊手段同供應商連結起來時，便可以把庫存的周轉速度增加到12倍，節約了整整一英畝的倉庫場地。

　　除了產品微型化和縮小倉儲，其他的節約辦法也是可能的。全美國一年產生13000億份文件，有人計算，把這些文件當「牆紙」，可以把大峽谷糊蓋108層。但這些文件中只有5％仍然貯存在紙上，先進的信息技術包括文件掃瞄術，還可以再加以壓縮。更重要的是，以電腦和先進知識為基礎，新的電訊能力，可以把生產從成本代價高的城市中心分散出來，進一步減少能源和運輸成本。

　　用電腦化的設備來代替人工勞動已經寫了不少，以致於我們常常忽略了替代資本的種種辦法。

　　的確，從一定的意義上說，知識對金融權力的長期威脅遠甚於組織起來的勞工和反對資本主義的政黨。因為相對而言，信息革命正在降低每一單位產品對資本的需求，在「資本至上」的經濟裡，其意義之大超過一切。

　　維托裡奧梅爾洛尼是一位57歲的意大利商人。他的家族擁有「梅爾洛尼家用電器公司」75％的股份。在羅馬的「拉伐諾國民銀行」教育中心的一間小小的驗室中，他坦率地談及自己的公司。全歐洲出售的洗衣機。電冰箱和其他家用電器大件有萬分之十是他的公司生產的。他的主要競爭者是瑞典的「豪華電器公司」和荷蘭的「飛利浦公司」。梅爾洛尼本人在動盪不安的四年中擔任意大利僱主協會主席。

　　梅爾洛尼說，意大利最近經濟發展的原因是「我們做同樣的事情只要較少的資本」，而過去則需要較多。「這意味著一個窮國比起50年前用同樣數量的資本可以變得更富裕得多。」

　　他說，原因是以知識為基礎的技術正在減少製造洗碗機、電爐和吸塵器之類所需要的資本。

　　梅爾洛尼說，首先信息取代了高成本的庫存。他使用電腦輔助設計，並通過衛星在意大利和葡萄牙之間來回傳送數據。

　　更有用和更及時的信息加快了工廠對市場作出的反應，使短期生產成本降低，得以減少在倉庫儲存或火車貨運途中耽擱的部件和製成品的數量。

　　梅爾格尼把庫存開支降低了60％，實在驚人。不久以前他的工廠還需要為80萬件單位產品儲存20萬件庫存品。現在，有些工廠一年生產300萬件單位產品，庫存和運輸只要30萬件。梅爾洛尼把這一項巨大的節約歸功於更佳的信息。

　　梅爾洛尼的情況不是獨一無二的。在美國，紡織廠商、成衣商和零售商組成一個「行業間通訊標準自願委員全」。該委員會指望共享一個全行業的電子數據網絡，從他們的系統中減少庫存過剩來節約120億美元。日本的NHK彈簧公司向大多數日本汽車製造商出售彈簧和彈簧座，正在使它的生產線和客戶的生產線實行同步，達到幾乎不需備用成品的完美程度。

　　XHK公司的職員說：「如果這一系統得以實行，從理論上說我們可以把庫存降低到零。」

　　當然，減少庫存不僅可以如前文所說的縮小空間面積，降低房地產開支，而且也可以降低賦稅、保險和維持費用。梅爾洛尼還指出，他可以在幾分鐘內把資金從倫敦或巴黎調到米蘭或馬德里，少付相當多的利息。

　　他說，雖然電腦、軟件、信息和電訊的最初開支不低，但權衡之下，節約的費用說明他的公司做同樣事情需要的資本比過去少。

　　關於資本這些的想法正在全球傳播，用東京的慶應大學島田春雄博士的話說，我們正目睹一場轉移，從「需要巨額資本性資產和大量人力資本的積累進行生產的公司」轉移到他稱為「流動型」公司，這些公司使用的「資本性資產密集程度小得多」。

　　好像是為了支持這一轉移論點和強調未來經濟中知識的重要性，日本的大公司正在首次把更多的資金投入研究與發展，而不是資本投資。

知識與智慧的價值

　　在工業社會，人具有『消費物資是好事」這樣一個美學觀念。創造戰後石油文明以及工業社會本身的正是這種美學觀念。毫無疑問，它將在今後的世界中繼續發揮作用。人類的歷史已經證明，無論任何時代，任何地區，這種美學觀念始終發揮作用。因此，當我們考察知識社會時，如能指出今後什麼東西會豐富起來，那麼我們將從中獲益不淺。

　　今後將會豐富起來的是什麼呢？這就是廣義上的「智慧」和知識。「智慧」是經過積累已往的知識和經驗豐富起來的，也是通過教育和信息交流系統的發展而得到普及的。「智慧」又是經過人的直覺和思維創造出來的。目前，由於電子計算機和通信系統得到飛速發展，迅速增加了儲存。加工並交流「智慧」的工具和手段。尤其是，近年來微型電子計算機和辦公用電子計算機以及聯接它們的通信手段的普及與發展，給我們的工作和生活帶來了豐富的「智慧」。就是說，今後的時代是「智慧」和知識豐富的時代。因此，在今後的社會裡，在生活中多用「智慧」和知識才是受人尊敬的，而且只有包含「智慧」和知識的商品才會暢銷。未來的社會是「知識與智慧的價值大大提高的社會」即「知識價值社會」，其原因就在於此。

　　那麼，「知識與智慧的價值」又是什麼呢？對於這個問題，在當代的經濟學家和評論家中間，也存在著概念上的混亂。有些學者和評論家也強調「知識與智慧的價值」，但他們中多數人卻只是把它同教育和信息等產業聯繫起來，認為它是經濟的「軟件化」或「非物質化」現象。正因為這樣，他們的這種

　　看法，使得社會變革的實質成為難以捉摸的東西，從而引起一些人在理論上和感情上的抵制，這些人是受教於傳統工業社會的知識體系的那些人。

　　教育和信息產業也是銷售「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產業，因此，今後將有很大的發展。但是，銷售「知識與智慧的價值」本身的這些產業在整個經濟中所佔的比重不會很大。預計，大多數「知識與智慧的價值」將採取物質形態或體現在歷來的服務行業之中。新技術、新材料及具有特殊功能的機器也是如此。我們經常看到，有些用新技術製作的產品，儘管材料和加工費等成本不高，但卻以幾倍於成本的價格銷售出去。有的商品，只是在關健的部位用了少量的新材料，其價格卻兩三倍於同類產品。有些商品因有特殊的功能，頗受消費者的歡迎，因而以特別昂貴的價格出售。另外，正在不斷出現採取特殊的服務方式來索取昂貴的服務費用的各種娛樂業和服務行業，而這些都包含著大量的「知識與智慧的價值」。

　　我們不能把增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同非物化現象直接聯繫起來。不能否認，做為「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容器」，物質財富具有重要作用。但與此同時，「知識與智慧的價值」在物質財富的價值構成中越來越佔有大的比重。有人也許會認為，這種理論並無特別新鮮之處。例如，藝術品或寶石等特殊商品的價值問題，早巳由傳統的經濟學理論把它做為一種例外予以解決了。或許同出一轍，但在「知識價值社會」中，它不是特殊現象，而是普遍現象；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經常發生的。在這裡，「知識與智慧的價值」成為社會產品價值構成中的主要成份，因而它決定社會結構和人的行動準則。這是因為，人對「智慧」的需求將不斷增加。一個社會的決定性因素不是「有什麼」；而是「。以什麼為主」就是說，決定一種社會的因素，是「該社會中的一般規則」。

「知識價值革命」的徵兆

在工業社會，藝術品或用特殊的新技術製成的產品的價格，是不受材料和工藝過程的成本高低的影響的。從這種意義上說，在這些商品中包含著某種「知識與智慧的價值」。但是，由於它是一種例外，是偶然現象，因此，它們之中的成本與價格的關係並沒有成為社會的一般規則。工業社會的生產體制是以工廠為主體的生產體制，它建立在大批量生產的基礎之上，因此，「價值和成本相一致」的原則既是基本的經濟法則，同時也是社會的一般規則。然而，即將到來的新社會即「知識價值社會」裡，「知識與智慧的價值」在物質的價值構成中普遍地佔有很大的比重，因而「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創造成為生產價值的主要內容。這樣一來，世界將發生很大的變化。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會減少單一品種的大批量生產，而增加多品種。小批量生產。「知識與智慧的價值」將成為一種產品區別於其他產品的主要內容。假如有人創造某一種「知識與智慧的價值」而發了一筆大財，那麼另一個人將同他競爭，拿出「知識與智慧的價值」更多的另一種產品來。結果，將會出現多種產品，而每種產品的成本也會下降。與此同時，由於社會上出現激烈的競爭，商品流行的週期將會縮短，新技術的壽命也變得短一些。在今後的社會裡，新技術和商品的新式樣的交替和更新將不斷出現。從而產生「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一種「浪費」現象。

　　進入九十年代後，各種技術得到很大的發展，實現了商品的多樣化和信息化，因而出現多品種。小批量生產趨勢；這是變革的一種預兆。最近大量出現的所謂「冒險型」小企業，也是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而獲得成功的。這是信息化。多樣化和多品種小批量生產的一種反映。在文化藝術方面，現代主義藝術的固定模式已不復存在，流行的規模也變小了，不會有藝術界的特大名星，而這些都是新的徵兆。就是說，很多跡象表明，產生「知識價值社會」的大變革即「知識價值革命」即將到來。

　　從本質上說，影響「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主要因素是社會成員的主觀意識。工業社會中的基本物資——資源和農產品及其加工品，都有它固定的價值。例如，一袋大米、一噸我鋼材、一匹棉布等都有一定量的價值；即使用價值）。這些物資的價格隨著供求關係的變化而發生變化，但其使用價值不會變。就是說，假如價格大大超過生產成本，那麼價格遲早會降下來；反之，價格低於生產成本，那麼它早晚會上漲。總之，價格以價值為中心上下波動。顯然，我們可以這樣來設想價格與價值的關係問題。與此同時，生產資源和原材料以及大量工業品的生產手段，也同樣具有一定的價值和價格。那些生產糧食的土地。製造鋼鐵的熔爐。織布的紡織機都有穩定的價值。

　　但是，「知識與智慧的價值」則與此不同。假如有一家企業發明了一項很重要的新技術而發了財，但只要其他企業發明更先進的新技術，那麼這項技術立即成為毫無價值的東西。在微型電子計算機的軟件技術中，我們經常看到這種現象。

　　由此可見，「知識與智慧的價值」不僅是可變的，而且具有時間性。與此同時，必須指出，由於技術和社會流行的變化，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機能本身往往失去價值。我們經常看到，由於某一設計家創造的圖案很受歡迎，因而僱傭他的企業大發其財，成為大型時裝公司。但是，經過若干年後，一旦這一設計家的作品不受歡迎，那麼這家企業的產品價格會暴跌，而且該企業的「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創造機能也會隨之消失。所有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創造機能，如開發新技術和新產品、計劃新事業。創造新的藝術形式等都是如此。就是說，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時間性和它的創造機能的時間性是一致的。因此，在以生產變化多端而具有時間性的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為主要生產形式的社會裡，企業等經濟實體的繁榮與衰落將是瞬息萬變的。只有這種優勝劣敗的激烈競爭，才會使社會得到進步，人的慾望得到滿足。

　　即將發生的社會結構的大變革「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本質既然如此，那麼它的創造機能同人有密切的聯繫。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知識價值社會不同於工業社會的另一特點——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一體化趨勢。

　　產業革命以後工業社會進入了發展階段。這裡所說的產業革命是指：「十八世紀末開始於英國，而十九世紀擴展至西歐、美國及日本的工廠手工業的普及現象」。在產業革命前後雖然多次出現了技術革命，但是，我們為什麼只將英國的技術革命稱之為產業革命呢？這是因為，通過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它不僅改變了產業形態和生活方式，而且改變了社會的基本結構，出現了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分離。這是帶有根本性的變化。

　　在中世紀社會中，主要生產形態是農民本身擁有土地耕作權和農具的農業，和工人擁有自己的生產工具的手工業，以及商人擁有自己的車馬及店舖的商業。儘管有個別例外，但社會生產的主要特點是勞動力的所有者擁有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及勞動工具的使用權。當然。這種使用權和目前的所有權是個不同的概念。就是由於這個緣故，中世紀人往往被這些物資和職業纏住了。

　　然而，由於「十八世紀末開始於英國，而十九世紀擴展至西歐。美國及日本」的產業革命，產生了使用以蒸汽機為動力的大型機械的工場手工業，因而出現了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分離現象。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擁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和除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自由工人」的兩極分化便從此開始。

　　產業革命不但引起了技術革新和產業形態的改革，而且引起了社會大變革。儘管二十世紀初普遍使用了內燃機和電力，而且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化學工業得到了發展，但是上述趨勢不僅沒有停止，反而進一步發展了。工廠設施等生產資料的大型比加速進行，其價格也越來越昂貴。在私人所有制的基礎上，以家族為單位從事經濟活動的生產體制已不再成為社會的主要經濟形態。就是說，產業革命後出現的技術革新進一步完善了工業社會的特點，而不是改變了它的特點。

　　那麼，即將出現的「知識價值社會」又是如何呢？對從事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人來說，什麼是他的的生產資料呢？圖案設計家的生產資料是桌子和製圖工具；攝影家的是照像機；編製電子計算機軟件所需要的是小型電子計算機。但這些物資的價格並不貴，任何個人都完全可以買得起。最近的技術開發或新產品研製，並不都是由大型的研究機構來完成的，而那些具有中小規模的研究機構即所謂「街道研究所」也研製出不少新產品。就是說，技術發展的方向從大型化、高速化及大批量生產的「大型技術」轉到多樣化。節省資源和綜合多種技術等方面。這樣一來，對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人來說，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是本人的知識和經驗及價值觀念。而這些東西正是同勞動力本身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假如從事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人逐漸增多，那麼自從產業革命以來持續多年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分離，將出現「逆轉」現象，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一體化成為社會生產的主要現象。就是說，將出現與工業社會相反的發展方向。它將引起社會結構的變化，並根本上改變經濟組織機構和國家觀念。

「知識價值革命」已經開始

當然，出現完整的知識社會，是需要很長的時間的。其發展進程也時而快，時而慢，有時甚至也會出現「逆流」。但是，作為一種大的社會發展潮流來說，從工業社會全面地轉人「知識社會」則是歷史的必然。我們把工業社會的開端稱之為產業革命。但是，並不是發生產業革命的同時，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工人人數超過農民人數。產業革命就意味著，工業域者現代的工業生產形態）成為經濟增長和資本積累的主要源泉，人類社會向工業社會邁出第一步。

　　如此看來，我們是否也可以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了「知識價值革命」呢？「知識價值革命」的開始並不意味著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產量超過工業本身的產量，從事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人數超過從事工業生產的人數，也不意味著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生產形態成為社會的主要生產形態。我們所說的「知識價值革命」已開始是指經過這九十年代的變化，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將成為經濟發展和企業利潤的主要源泉，因而工業社會開始走向「知識價值社會」。

　　隨著資源環境和人口及技術的變化，人的美學思想和倫理觀念也發生變化，其結果，社會的基本結構也發生變化。認識這一點，是極為重要的。正因為如此，對即將出現的「知識價值社會」作出全面的預測和說明，是極其困難的。在「知識價值社會」裡，我們將看到區別於工業社會的新的社會規範。因此，解釋這一社會時，有不少經過觀察工業社會建立起來的知識體系將無用武之地。我們不僅要研究工業社會，而且也要研究和考察包括工業社會以前的社會在內的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史。

「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本質

　　「知識與智慧的價恆」的本質——由社會的主觀意識決定的流動性較大的價值

　　那麼，通過「知識價值革命中生產的新社會即「知識價值社會」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呢？由於在未來社會中，「知識與智慧的價值」將越來越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我們首先有必要對「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本質做一考察。

　　如上所述，「知識與智慧的價值」是通過社會上具有一定範圍的人的主觀意識即社會的主觀意識產生的。然而，社會的主觀意識是很容易發生變化的，在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志並具有龐大的信息系統的社會裡，尤其是如此。因此，取決於社會的主觀意識的知識與智慧的價值也很容易發生變比。而且，這種變化不是單純地表現在數量上的增加與減少，而往往在很短的時間裡它會完全消失。當然，一般商品和服務工作的價格，也會出現類似情況，根據商品和服務工作的供求關係，有時其價格有很大的波動。在這裡完全適用傳統的經濟學原理即「價格根據供求關係的變化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的原理。

　　但是，「知識與智慧的價值」則不然。技術和信息，一旦出現新技術，那麼，即便是具有很高價值的技術，也會立即喪失價值。例如：由於集成電路的普及，大多數電子管就失去了價值；由於噴氣內燃機的出現，製造大型螺旋槳的技術幾乎都喪失了價值；由於文字處理機（Word Processor）的出現，製造文字打字機的技術很快會喪失價值。我們還常常看到，電子計算機的某些軟件技術，不到兩年就失去價值。一般地說，它們不大可能恢復原來的價值。這就是說．只有在具有一定的社會條件和社會主觀意識的「領域」裡，「知識與智慧的價值」才具有它本身的價值。「知識與智慧的價值」之所以未必同它的成本相一致的重要原因就在於此。

　　對「知識與智慧的價值」來說，不僅不能成立勞動價值學說中的「價值不變的原理」，也不能適用列思·瓦爾勒斯的效用價值理論。瓦爾勒斯所提出的效用價值理論認為，價值取決於帶有主觀性的效用。僅就這一點而言，它同「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理論是相一致的，但是，瓦爾勒斯認為，對消費者來說，儘管商品的效用有差別，但就整個社會而言，它可以形成一條穩定的曲線——效用曲線。這是一條隨著商品數量的增加，向下彎曲的曲線。而成本曲線則與此不同，它隨著生產廠家的增加向上彎曲。這兩條曲線肯定是在某一點交叉，而這個交點就是這個商品的價值。總之，瓦爾勒斯認為，歸根到底，價值是和成本相一致的。就這一點來說，瓦爾勒斯的理論和勞動價值學說沒有什麼兩樣。但是，「知識與智慧的價值」就不同，它沒有穩定的價值。假如用瓦爾勒斯的曲線圖來表示，社會效用曲線雖然也向下彎曲，但這是暫時的，它立即會發生變化，而且有時會消失。由於社會供應量增加之前，該商品的價值很有可能下降或消失，所以不是所有生產該商品的企業都由於它所生產的「知識與智慧』大大高於成本而獲取利潤。

　　如上所述，由於知識與智慧的價值是不穩定的，所以其價格和生產成本沒有必然的聯繫，也不是圍繞生產成本上下波動。包含著「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商品同其它一般商品和服務工作的根本區別也在於此。由於「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流動性大，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生產資料的價值也有較大的流動性，其價格往往是不穩定的。因為，即便是有些生產資料在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過程中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只要社會的主觀意識與技術條件發生變化，其作用也會隨之消失。基於這一點，我們認為，未來的「知識價值社會」將是一個比以往的工業社會更富有變化的社會。它對確定今後企業的組織機構及其經營方針，將具有重要意義。

「決定消費願望的成本」將具有重要意義

　　

　　那麼，和生產成本沒有必然聯繫的包含著「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商品的價格又是由什麼決定的呢？一言以蔽之，它是由消費者的「價值觀念」決定的。形成「價值觀念」的因素很多，如同類其它產品的價格、社會傳統觀念。廣告或社會宣傳工具的評價以及評論家的評論等等。總之，由於「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流動性很大，決定消費者「價值觀念」的因素也頗多。但是，還有一個決定消費者「價值觀念」的更重要的因素，它就是「決定消費願望的成本」。

　　關於「決定消費願望的成本」的理論，是通過對各種活動的參加人數進行預測的過程逐步形成的。對各種活動的參加人數（包括商店的顧客人數）進行預測時，通常使用「吸引力公式」，它就是E＝f1／g2）。這個公式表明，參加人數同距離（g）成反比。但這裡所說的距離是地點距離、時間距離及經濟距離的總和。然而，實際情況和上述公式並不完全一致，最近舉辦的各種國際博覽會和各種科學博覽會的參加人數就是一個例子。近年來，參加各種活動，遠地客人逐漸多起來，比根據上述公式計算出來的預測人數多得多。因此，對上述公式進行修正，得出一個新的公式，即：E＝（1／g2）－K。這裡K是表示「決定消費願望的成本」的常數。人消費任何物資，都要支付一定的費用，我們稱它為經濟成本。然而，對生活富裕的社會的人來說，為生存而必需的消費只佔很小一部分，因此，當消費者選擇一種消費時，必然要放棄另一種消費，這就是要求消費者做出判斷。而做出判斷，總是要花費心理成本，這種心理成本就是「決定消費願望的成本」。在由於生活貧窮而對消費沒有多少選擇餘地的時代裡，比起經濟成本（支付金錢），「決定消費願望的成本」只佔很小的比重。正因為如此，以往的經濟學對「決定消費願望的成本」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但是，在富裕的社會裡，「決定消費願望的成本」卻具有重要意義。由於消費者手中有足夠的貨幣，所以為消費支付金錢並不難，但消費者從多種商品中選擇一種商品就難度大一些，這就要求消費者花費更多的「決定消費願望的成本」即心理成本。那麼，我們在上面所說的「當消費者選擇一種消費時，必然要放棄另一種消費」這句話究竟意味著什麼呢？它不僅意味著「買一種商品，就沒有足夠的錢再買另一種商品」，更重要的是它意味著由於已經買到一種商品，迫使消費者在使用商品的時間上受限制，並且也會受到社會上不同的評價。譬如，人們穿衣服的時間是有限制的，因此，即便是大富翁，買一種衣服，必然也要放棄購買另一種衣服。住宅和汽車也是如此。這個道理如果聯繫到飲食和娛樂則更為明顯。另外，消費者穿某種衣服，某種意義上說，是通過衣服的式樣「表現」自己的行為，因此，在社會上引起不同的評價。住宅、汽車、飲食和娛樂都是如此。這就是說，即便生活再富裕，錢財再多，選擇一種消費意味著放棄另一種消費，因而要求消費者做出判斷，即要求花費相應的「決定消費願望的成本」。正因為如此，企業在多樣化的未來「知識價值」社會中要得到更多的利益，比起降低經濟成本（降價），更要注重降低「決定消費願望的成本」。

　　「決定消費願望的成本」是由什麼決定的呢？儘管它受每個人的性格以及各種具體環境等的影響，但主要是由每個社會集團的「拒絕心理「決定的。就是說，做「不少人都做」的事情，其「決定消費願望的成本」就低，做「誰也不做」的事情，其「決定消費願望的成本就高。而上面所說的「不少人」變成「絕大多數」，那麼，就不會產生任何「拒絕心理」，因而「決定消費願望的成本」也就成為零。這種情況下，假如不按「絕大多數」人那樣做，反而需要心理成本，我們把它稱做為「決定消費願望的負數成本」。必須指出，「決定消費願望的成本」的理論，對「知識價值社會」的微觀經濟分析，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有必要進一步加以研究。而且，它對決定包含著「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商品的價格，也有重要意義。

不斷得到更新的「知識與智慧的價值」

　　「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增加，將給社會產業經濟帶來什麼樣的變化呢？首先，「知識與智慧的價值」具有很強的「個性」（即商品的差異），因此，在未來社會中商品的種類將越來越多樣化。在「知識價值社會」裡，各企業將競相生產帶有「個性」的產品。譬如：有的產品是利用新技術製造的；有的產品的某些部分是利用新材料制做的；有的產品是為滿足特定職業的需要或特定的愛好而製造的；有的產品是根據社會上流行的變化而製造的「時髦商品」等等。這些商品的價格及其銷售量也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有時，某些企業所生產的商品的價格，甚至高達為生產帶有「個性」的商品而投入的生產費用的數倍乃至數十倍。但另一方面，其它企業也可以效仿生產「知識價值商品」而大發其財的企業，立即著手生產帶有「4個性」的另一種商品，並大力宣傳本企業產品的優點。這樣一來，商品的種類將越來越多，而每種產品的生產量則將越來越小。隨著商品的多樣化，工業社會尤其是工業社會的頂峰時期——戰後石油文明社會裡不斷加劇的大批量生產的傾向將有所緩和或消失，因而給企業的競爭也將帶來變化。這一點對「知識價值社會」裡確定企業的組織機構以及選拔經理，都具有重要意義。

　　其次，「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壽命將越來越縮短。由於商品的多樣化和信息的社會化，「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流動性大，變化也快。在「知識價值社會」裡，技術的發展也是非常迅速，因而將不斷出現新產品。但是：「知識價值社會」與其說是不斷出現偉大的發明和出色的衣服式樣的社會，莫如說是通過部分改良與重新組合，產品不斷更新的社會。從這種意義上說，「知識價值社會」是充分享用知識與智慧的社會。我們知道，戰後石油文明的時代是充分享用能源的時代。在「知識價值社會」裡，企業生產產品時，將投入更多的知識與智慧，以便使顧客對產品產生「好感」。在戰後石油文明的時代裡，企業在生產過程中，耗費了大量的資源和能源。譬如：生產安裝超大型內燃機的大型汽車；對商品進行多餘的層層包裝；不考慮身體健康，提供過多的冷、暖氣等。其目的都是為了滿足消費者把更多地消耗物資（資源和能源）看做為「體面」的這樣一種美學意識的需要。而在未來社會中，為了使顧客對商品產生「好感」，企業將投入更多的。甚至多餘的「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生產商品。譬如，在市場上將會不斷出現具有各種性能的表。照像機、微型電子計算機等商品，但實際上，消費者使用這些商品的次數是極其有限的。只要這些商品能給顧客帶來「高級」的印象，便可以高價出售。與此同時，市場上也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商品和式樣千差萬別的服裝等。總之，將會出現「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浪費」現象。

　　在未來社會中，社會對「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需求將不斷增加，而且，「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生產在社會商品價值生產中所佔的比重也將迅速提高。與此同時，從事「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生產的就業人數也逐步增加，從而生產這種價值的職業將成為極普通的職業。正如以往只有少數熟練工人才能製造的工業品，後來極普通的工人也都能製造一樣，「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產品，不僅是特殊的高技術領域的產品，而且也會成為一般工人都能製造的極普通的產品。為此，在未來社會中將會出現適合於生產「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產品製造工序。目前，在電子計算機的軟件部門和個別服裝設計部門，正在研究電子計算機技術的普及問題，目的是要使一般職工也掌握電子計算機技術，運用電子計算機製造產品。可以預料，今後這種趨勢將進一步得到發展。對創造知識產品懷有某種「神聖感」的人來說，當「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產品成為用後即可丟棄的普通的商品時，可能會產生強烈的反感，但是，隨著產業的發展，出現上述局面將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知道，在古代社會，只有少數人格高尚的人才能解釋宗教教義，從事傳播宗教的活動，但到了中世紀社會，極普通的一般居民也可以當神甫。修道士和尼姑。在歐洲中世紀社會和中國的唐代，甚至修道院和寺廟都成為數十萬食客聚居的場所。從某種意義上說，儘管它可能意味著宗教的墮落，但也促進了宗教的普及。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中世紀社會也有真正的聖人，同樣，在現代社會裡也有能工巧匠。在知識價值社會裡，具有高超技術水平的優秀的知識產品製造者，將比今天多得多。儘管如此，隨著「知識價值產業」的發展，絕大多數「知識價值產品」將成為極普通的工人都能生產出來的普通產品。

　　帶有寄生性的客觀價值轉化為獨立的主觀價值

　　目前沒有確切的定義而被許多人通用的「信息」這個概念，包含著許多含義。其中，有的是滿足人對理性和感性知識的要求的，有的是給社會生活提供方便的，而這類信息往往作為一個獨立的價值實體在流通領域裡進行流通。然而，我們已經說過，此類信息在「知識與智慧的價值」中只佔很小一部分，而大部分「知識與智慧的價值」則體現在有形的產品和一般的服務工作之中，做為「物體化的價值」在流通領域裡進行流通，如技術、圖案設計、廣告等。

　　那麼，廣告做為一種信息，其價值是怎樣得到實現呢？工業社會的傳統看法認為，廣告的價值在於促進商品的銷售。就是說，通過廣告宣傳本企業的商品，促進商品的大批量生產與銷售，從而降低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和流通成本，使廣告費用得到補償。這說明，廣告做為一種信息，其價值是通過大規模生產和大規模流通得到實現的，而且，廣告的價值只能在這個範圍內得到實現。因此：我們認為，廣告信息的價值，是體現在商品流通中的帶有寄生性的客觀價值。無論是肯定廣告作用的，還是強調廣告弊病的，其論點都是以上述見解為基礎的。正因為如此，有些人對沒有廣告也可以進行大規模生產和大規模流通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大加稱讚。然而在「知識價值社會」裡，廣告信息的主要作用在於通過社會主觀意識的形成，提高商品和服務工作本身的主觀價值，而不是促進商品的銷售。廣告信息的作用就在於，把效用曲線向上移動，降低「決定消費願望的成本」，即更多地實現被「物體化」而體現在商品和服務工作中的「知識與智慧的價值」。從這種意義上說，「知識價值社會」的廣告信息的價值，是一個獨立的主觀價值。從理論上說，實現這種價值的可能性很大，即使在沒有大批量生產的領域裡，這種價值也有可能得到實現。

　　技術和圖案設計，也是大致如此。技術和圖案設計也是體現在商品中「知識與智慧的價值」。它也不是通過降低生產成本和增加產品的銷售量取得更多的利潤，而是要求創造更多的產品本身的「知識與智慧的價值」。就是說，它們的價值也同樣從體現在生產效率之中的帶有寄生性的客觀價值轉化成獨立的主觀價值。這樣一來，「知識與智慧的價值」所包括的範圍將不斷擴大。在知識價值社會裡，不僅增加技術開發費和圖案設計費等「知識與智慧的價值」在商品和服務工作中所佔的比重，而且，通過增加獨立的主觀價值，也可以使「知識與智慧的價值」在商品的價值構成中占更大的比重。

　　總之，「知識與智慧的價值」是體現在商品和服務工作的「容器」之中的價值。而工業社會轉變為「知識價值社會」，並不是通過這種「容器」的變化，而主要是通過包括「容器」在內的整個商品的價值構成的變化得到實現。我們反覆指出不要把「知識價值社會」的到來同單純的「軟件化」與「非物化」現象混同起來，其含義就在於此。

「知識社會」的鳥瞰圖

　　「知識社會」將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呢？儘管目前情況下對它做出詳細描繪是很難的，但是，我們還可以提出若干個關鍵性因素，來大體上描繪「知識社會」的鳥瞰圖。

　　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的一體化

　　首先，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一體化將加速進行。工業社會裡佔有重要地位的工業品等商品同在「知識價值社會」裡具有重要意義的「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區別，不僅表現在它們的外部形態和價值構成的差異上，而且更重要地是表現在生產過程之中。現代社會的主要的物質財富——商品，是在工業化的工廠。農場及礦山中生產出來的。而且，由於大量生產和大量流通，帶來更多的利潤，不僅生產設備越來越大型化，而且生產生產設備的設施也越來越大型化。正如歷來的經濟學理論所指出的，企業主越來越把更多的資本投放在生產設備上。

　　現代化工廠是抓有大型動力和一大批大型機械的工廠，因此，其價格十分昂貴，而且要把大批人組織起來進行勞動。正因為這樣，無論是投入巨額資本，還是僱傭大批勞動力，普通的個人或家族是無法辦得到的。於是，擁有工廠（生產資料）的企業主和在工廠裡勞動但沒有生產資料的「自由的工人」之間的分離便成為必然現象。馬克思認為，現代工業社會和中世紀社會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此。

　　一般說來，在中世紀社會農民不僅對土地有一定的權利（耕作權），而且農民本身擁有種子和農具。商人和手工業者也是如此。商人有自己的店舖和商品，並有經商的權利；手工業者也有自己的工具和作業場所。儘管封建領主對他們進行統治，天收地租和稅金，但是，通常情況下他們的耕作權。經商權及生產工具是不會被他人奪取的。從這種意義上說，在中世紀社會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是凝為一體的。正因為如此，大多數中世紀人被上述對生產資料的權利和義務所束縛住，在選擇職業、選擇居住地等方面沒有什麼自由可言。在中世紀社會，只有流浪者才可以「自由地」改變職業和居住地。而大多數情況下，所謂流浪者都是罪人。儘管中世紀逐漸演變成近代，這些嚴格的身份制度緩和下來，逐步增加中間階層，但總的來看，上述制度一直延續下來了。

　　然而，到了工業社會，經過產業革命，出現一批擁有巨額資本和生產資料的工廠主，與此同時，產生大量的「除自己的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自由工人」。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和勞動的分離」。這樣一來，社會體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自由工人」為尋找工作，成批地流入城市，產生大量的流動人口。於是，建立在生產資料部分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封建大家族制度崩潰了，產生了適合於勞動力再生產的小家族。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上述趨勢進一步得到發展。因為工業化大生產條件下，生產規模的大型化有利於生產的發展，所以由個人或家族掌握並運用生產資料出現了困難。我們之所以只把十八世紀末在英國開始，到十九世紀逐步擴展到西歐。美國及日本的技術革新（蒸氣機的發明和擁有許多大型機械的工廠手工業的出現）稱做為產業革命，而不把從此以後出現的內燃機的發明和電力工業及化學工業的發展叫做產業革命，其原因就在於此。

　　目前，大部分生產資料歸國家等公共機構和企業等法人機構所有，極少數存在由個人或家族擁有大批生產資料的現象。儘管目前有些個人和家族擁有特定企業的百分之幾的股份，但他們只能由此行使股東的權利，而且，這些股份也不過是帶來一定收人的財產而已，因此，它並不意味著生產資料歸他們所有，二者有根本的區別。目前，工業發達的國家裡，即便是大企業的經理或董事長，實際上也不過是企業的管理幹部而已。儘管如此，我們不能否認出現了資本和勞動的分離現象。

　　那麼，在未來的「知識價值社會」裡生產「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生產資料究竟又是什麼呢？圖案設計家要有辦公桌子和製圖工具；攝影家要有照像機；軟件專業企業要有微型電子計算機或小型電子計算機。但這些東西都比個人住宅還便宜，誰都能買得到。醫生。律師以及從事各種咨詢和社會調查的企業和個人，情況大體也是如此。開發新技術，可能需要價值比較昂貴的研究實驗設施，但是，其中大多數也不是貴得不得了。進入八十年代後，開闢了新的研究領域，但其中大多數並不需要龐大的研究設備。在「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生產中，最關鍵的因素不是這些設施和工具，而是從事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人的知識。經驗和欣賞能力。它才是生產「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真正的生產資料。這些生產資料是和人，即勞動力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在「知識社會」裡，曾經在工業社會中進行的資本與勞動的分離將出現「逆轉」，向一體化方向發展。既然資本與勞動的分離，是工業社會最重要的特點，那麼，發展方向正好與工業社會相反的「知識社會」不可能是工業社會的延續。我們之所以把未來社會看成是「新型的社會」，而沒有把它看成為工業社會的高級階段，即「工業高度發達的社會」，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此。同樣，我們把目前在技術和文化領域出現的變革同以往在工業社會中產生的一系列變化區別開來，稱它為產生「新型社會」的「知識價值革命」。

以城市中產階級為核心的社會

　　生產「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生產資料即知識、經驗及欣賞能力，是只有具備這些條件的人自己才能使用，他人是無法使用的。因此，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人，既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又是創造價值的勞動者。根據經濟學理論，把那些既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又是從事生產的勞動者的人稱做中產階級。那麼，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人就是中產階級的一部分了。實際上，被稱做為中產階級的小業主和自耕農民同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人，有若干共同點。首先，他們的經濟收人大都是中等水平。其次，他們的階級觀念都不強，缺乏勞動者所應有的組織性和團結精神。另外，對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反應較快，但在政治上很少發揮積極的作用。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人，不僅具有專門知識、經驗及欣賞能力等生產資料，而且依靠這些生產資料從事生產，所以無法「自由地」選擇職業。雖然他們可以選擇自己的工作單位和工作地點，但很難改變原來的職業。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圖案設計家或其它具有專門技術的人，改變職業從事基建勞動或在辦公室做一般事務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和他們經濟收入的高低無關。醫生和電子計算機軟件技術人員恐怕也是如此。因為他們改變職業就意味著拋棄自己的知識、經驗及感受力（即生產資料），然而這是很難辦得到的。從這種意義上說，他們和工業社會的中產階級一樣，不可能成為「自由的勞動者」。

　　但是，「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創造者同工業社會的中產階級有根本的區別。「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創造者無法出售他們的生產資料（即知識。經驗及欣賞能力），也很難傳給子孫後代。換言之，這些生產資料並不是可以轉讓的財產。由於「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創造者沒有可以出售的生產資料，他們必須經常工作。從這種意義上說，他們與其說是中產階級，莫如說是勞動者。因此，他們將不受居住地的限制，也很少關心本地區的發展與變化。而且，他們的工作獨立性強，並不需要家庭的協助與合作。他們將生活在瞬息萬變的激烈的競爭之中，因而對自己的將來和子孫的未來都會感到不安和憂慮。

　　總之，在未來社會中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人將是一批區別於以往的中產階級的中間階層的人，其社會地位大體相當於目前的『沖流階層」。由於「知識價值產業」不需要多大的土地，而且對社會信息的依賴性很大，所以他們多半將集中在城市裡。另外，由於他們並不需要家庭成員的協助與合作，而且也缺乏鄉土觀念，所以他們的流動性將很大，不一定長期居住在一個城市裡。據預測，未來的「知識價值社會」將是一個流動性較大的「中流階層」不斷增加的社會。從這一點上說，未來社會將是一個區別於以往任何社會的「新的社會」。

企業的組織機構由法人形式轉變為以個人為主體的形式

　　如上所述，生產「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生產資料主要是知識。經驗及欣賞能力等因素，而這些因素與以往的生產資料不同，都是以個人為主體形成的。因此，這一特點必將給未來社會的生產組織帶來重大的影響。

　　在工業社會裡，主要生產資料（如大型機械設備等）不宜歸個人所有，因而生產的組織形式也反映這一特點，出現了被人格化的生產資料所有者——法人企業。為了購買需要巨額資本的大型生產資料，企業不僅要廣泛地籌集資金，而且也要建立一套不受個人的壽命與能力的限制的管理機構，以便更好地長期利用這些資金。在古代社會也有過類似的想法。羅馬帝國時代和拜占廷帝國時代，曾經出現過類似的組織機構。到了近代，出現了合資公司。合夥公司等企業組織形式；企業主還可以把自己的資產轉讓給養子，以擴大企業網。後來，隨著產業革命後出現的生產設備的大型化和企業組織機構的進一步擴大，企業資本不斷增加，法人組織便成為工業社會企業組織的主要形式。

　　在以大型生產設備為基礎的法人企業裡，企業本身有繼承性，儘管企業工作人員會更迭，但企業的組織機構依然存在。譬如，即使甲鋼鐵公司的經理或董事被更換，但甲鋼鐵公司本身的組織機構不會由此產生變化，它依然做為甲鋼鐵公司而繼續存在下去。但是，未來的「知識價值社會」中的企業組織形式可能會發生變化。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時，主要生產資料是人的知識。經驗及欣賞能力，而這些生產資料卻屬於個人。因此，假如具有上述知識、經驗及欣賞能力的人離開企業，那麼，企業的生產資料也隨之消失，甚至企業本身無法再繼續存在下去。當然，企業並不是由單個人組成的，企業所擁有的生產資料是企業中每個人所具有的知識、經驗及欣賞能力的總和，因此個人不能影響整個企業。大多數情況下，企業的工作人員並不是孤立地進行工作，而且知識與經驗也可以傳授給他人，因此，個人所具有的知識。經驗及欣賞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會變成「共同財富」。加之，資產的繼承、企業的人事關係和橫向聯繫等因素也會起作用。正因為如此，即便有人離開企業，也不會導致企業的消亡。但是，假如企業中的主要人物離開企業，企業將會受到很大的損失，甚至發生重大的變化。帶有典型意義的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機構如圖案設計事務所、建築設計事務所。法律事務所及各種社會調查機構等，尤其會出現上述局面。

　　未來的「知識價值社會」的組織機構將比工業社會的組織機構有更大的流動性，它根據其成員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如果工業社會的組織機構比做樂隊中的「音樂協會」型機構，那麼「知識價值社會」的組織機構便是「爵士樂隊」型機構。音樂協會的樂隊是一個獨立的機構，即使其中的樂隊指揮或首席小提琴演奏者被更換，但樂隊組織依然存在，繼續繼承其名稱、資產和傳統。但是，往往被叫做「某某的五重唱合唱隊」的爵士樂隊就不同了，假如某某離開這個樂隊，那麼這個樂隊組織本身就形同虛設。

　　另外，工業社會中的法人企業，一般都建立下屬職能機構。在各職能機構裡配備專家，並加強各職能機構之間的分工與協作，以提高經營管理的效率。但是，「知識價值社會」的組織機構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工作人員的能力和特點，因此在這些機構中，成績突出的個人將起重要作用。當然，「知識價值社會」比工業社會還要複雜一些，它同樣需要各種專門知識和專業技能，因此，分工與協作仍然會帶來許多好處。但一個組織機構無需具有多種職能。圖案設計。法律咨詢、財會。工程技術等都可以單獨成立獨立的組織機構，以加強分工與協作。否則，假如有個圖案設計事務所設有包括財會在內的各種職能部門，那麼一旦業務骨幹離開這個事務所，該事務所的財會人員就無事可做。

　　近年來，不少企業已經放棄垂直系統的「金字塔型」組織機構，開始採取便於吸收各方面信息的「有機整體型」組織機構。採取這種組織機構後，各種信息不是上下傳遞，而是通過電子計算機的屏幕把它綜合起來進行傳遞，這樣一來，「有機整體型」機構由於不是龐大的組織機構，所以能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因每個人在組織機構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不固定，所以，他們將起多方面的作用。在未來的「知識價值社會』哩，組織機構中的上述發展趨勢將進一步得到加強。從這一點上也可以證明，未來的「知識價值社會」和以龐大的組織機構為特點的工業社會，是有根本區別的。

「行政管理能力優先」轉化為「創新的才能優先」
　

　　由於組織機構發生變化，對這些組織中的工作人員、尤其是領導人的要求也會隨之發生變化。在工業社會裡，企業的首要目標是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因此，企業必須投入大量的資本，銷售大量的產品。正因為如此，每項投資計劃和新產品開發，會左右企業的命運，因而要取得企業有關人員的同意和合作。這種情況下，企業要做好事前的疏通工作，溝通上下左6的關係，反覆調整各方面的意見。因此，工業社會的企業領導人就要具備能做到這一切的行政管理能力。

　　在「知識價值社會」裡，對企業領導人的要求就與此不同。「知識價值社會」的經濟發展與資本積累（即企業利潤）的主要源泉是「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生產，因此，企業必須不斷增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而實現這一目的的最重要的措施，是選擇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時間和場所，而不是通過大規模生產降低產品成本。正因為如此，未來的「知識價值社會」的企業領導人，首先要具備預見能力。就是說，企業領導人對技術的發展方向、社會需求的變化以及產品銷售的動向要及時做出判斷。

　　其次，企業領導人必須具備遇事果斷的品德，要根據自己的判斷及時做出決策。因為如果為了取得一致意見而消耗時間，很可能會失去提高「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最佳時機」。另外，企業領導人要有組織能力，把已做出的決定，通過組織企業全體職工迅速付諸實施。最後，企業領導人還要具備一種品德或能力，它就是要採取必要的措施，開闢更多的信息渠道，提高職工獻計獻策的積極性。而這種管理方法是同工業社會的缺乏靈活性的傳統的管理方法有很大的區別。我們把上述因素即預見能力。遇事果斷的品德、組織能力及靈活多樣的管理方法統稱為「創新的才能」。在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裡，有無行政管理能力是很重要的因素；與此相反，在未來的「知識社會」裡，所謂「創新的才能」將會受人重視。

美國已走在知識革命的前列

　　目前，美國仍然從亞洲和中南美等地區流入大批移民。儘管其中大多數是低收入的體力勞動者，但美國是個多民族國家，因此，這些移民完全有可能從事創造「知識與智慧的價值」的工作。實際上，美國很多大學教授、研究人員、技術工人、專家及藝術。家是外國人或外國人的後裔，他們在美國的知識階層中占很高的比重。正由於美國從國外流入大批人員和資金，所以在美國很容易產生新型產業。就是說，由於外國的「輸血」，美國至今仍然保持著青春的活力。美國是自由競爭的社會，加上以上這些因素，使美國有巨大的能量進行「知識價值革命」。

　　目前，美國的「知識革命」發展很快。最近十年間，美國社會出現很大的變比。在這十年期間，美國的就業人口增加了1900萬人，而其中農業等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口只增加一萬人；製造業的就業人口也僅僅增加十萬人。美國最近電子工業等高技術產業有很大的發展，但實際上，由於其他製造業中的就業人數大有減少，因而整個製造業的就業人數在全國就業人數中所佔的比重大大下降，到1983年不足百分之二十，打破了美國建國以來的最低記錄。正因為如此，有人甚至說美國不是工業國家。

　　然而，屬於第二產業的建築業有較大的發展，在這十年期間，就業人口增加了二百萬人。但是，其中從事設計和信息包括法律、資金。不動產方面的信息）的就業人數顯著增加，而在現場從事作業的就業人數卻增加不多。假如根據專家提出的產業分類法進行分類；就業人數增加最多的不是「物財產業」，而是「知識產業」。最近以來，從絕對數上看。美國「物財產業」的就業人數幾乎沒有增加，相反，相對的比重卻大大下降了。

　　美國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增加迅速，大約占新增加的就業人數的百分之九十。然而，第三產業中的商品流通業（包括零售業和批發業）和運輸業的就業人口並沒有多少增加，而絕大多數新增加的就業人口都集中在服務行業和廣義的信息產業（報刊、電視、廣告、會計、法律咨詢、圖案設計、新產品研製、各種教育等）上。第三產業新增加的就業人數中絕大多數都集中在「時間產業」和「知識產業』上。這就是說，最近十年間，美國從事「知識價值行業」的就業人數有大幅度增加。

　　美國「知識價值行業」的發展，不僅僅表現在目前的就業人數上。美國青年選擇職業出現新趨勢，他們大都不願意在工廠和作業現場工作，願意在城市的事務性機構中工作。大學畢業生選擇職業主要集中在報刊。電視、律師。會計。金融等部門。美國理工科系統學生的比率比日本小得多，而其中多數人願意在大學和研究所工作，不願意在工廠工作；即使在工廠工作的，也願意從事產品銷售工作。一般青年選擇職業的主要方向是旅遊業、娛樂業產品銷售員以及經營餐廳等。那麼，在美國是不是服務行業的工資比生產部U高呢？恰好相反，美國生產部I『J的工資比服務行業的工資高。儘管如此，美國人尤其是美國的青年一代，卻願意在服務都門和「知識產業」部門中工作，其主要原因是，在他們看來，這些工作更「體面」一些。通過這些事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人的美學意識已經發生變化，他們選擇職業的主要標準不是收人的多寡，而是工作性質是否「體面」。

　　尤其是近年來，在東南亞發生金融危機，歐洲經濟增長遲緩，日本經濟困難重重的時候，美國經濟幾年來卻一直健康。持續。穩定地發展。而且，過去3年，美國的高技術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7％。1996年，美國信息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30，1997年上升到400。1997年5月19日，美國《時代》週刊發表埃克裡·普利的文章，題目是《好得難以置信？》。文章說，目前美國經濟和社會狀況是25年來最好的。人們壽命更長，呼吸的空氣更乾淨，飲用的水更清潔，犯罪率直線下降。經濟增長已持續7年，經濟所有要素似乎都在密切配合。失業率低於5％，通貨膨脹率穩定在3％左右。消費者信心接近8年來的最高水平。80％的工人不擔心失業，各階層收人大幅度提高，最窮的人提高幅度最大。

　　1997年6月9日，《財富》雙月刊撰文稱《美國經濟增長勢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同一天，《美國這次增長有些特別》文章認為，種種跡象表明，過去幾十年出現一次的那種好時光出現了。從1991年以來創造了1400萬人就業機會的持久的增長，目前還看不到結束的跡象。經濟學家艾倫·賽親說：「這也許是美國有史以來的最平穩的經濟上升，各種經濟數字相當，沒有任何過熱現象。」

　　事實上，早在90年代初，人們都在議論世界經濟走向衰退，特別是1991年美國經濟破天荒地出現了負增長（—1．2％），更加深了人們的這種印象。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此後的發展表明，90年代乃至下個世紀的前10年是美國經濟發展「美好的20年」。在此輪經濟增長中，美國經濟顯現出來的特點與走勢，都和過去的經濟擴張模式大相逕庭。美林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布魯斯·斯坦伯格指出，「美國當前完美的經濟環境實在至為罕見」。正因為如此，由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倫·格林斯潘正式提出的「新經濟（New Economy）」理論，即成為目前解釋這個「非理性的繁榮」的理論基礎。

　　那麼，新經濟理論又如何解釋這些現象呢？

　　首先，從促成經濟增長的動力來看，在技術層次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傳統產業的生產在達到一定程度之後將受到邊際報酬遞減的限制。但是，這次美國經濟之所以能持續高增長，是因為重點投資於高科技產業，其邊際報酬率不會受限於此一法則；也就是高科技產業一旦在技術或產品的研究與開發上有突破性的創新，反而因為帶動了消費需求，而使產品價格大幅度降低，並進一步刺激企業投入研究與開發。正因為如此，經濟增長不易出現「過熱」的跡象，反而形成使消費需求不斷湧現的正面循環。

　　其次，新經濟理論認為，傳統的資本、勞動力與技術都不足以支撐高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知識的創新才是高科技產業得以無限增長的原動力。比如，網景（Net Scape）與雅虎（Yahoo）等公司，從創意湧現到身價百倍中間只有短短1年的時間，這與傳統產業根本無法同日而語。

　　在這場知識革命中，美國正快步邁向知識社會。

二、以信息與知識為基礎的組織

　　在知識社會，未來典型的大型組織（如大企業或政府機構）將比現在的大型組織減少半數以上的管理層次和三分之二以上的「管理人員」。社會上仰賴等級制度而生存的集權機構紛紛崩潰，而小的、分散的組織卻到處出現，以信息與知識為基礎的組織形式是現在大型組織通向知識社會的唯一出路。

　　在知識社會，未來典型的大型組織（如大企業或政府機構）將比現在的大型組織減少半數以上的管理層次和三分之二以上的「管理人員」。這種組織的結構、管理上的問題和重點將與1950年的典型的製造業公司幾乎沒有相同之處，儘管現在的教科書仍把1950年的公司當成標準化的模式。相反，未來的大型組織可能會更像那些今天的業務經理和經營管理專業學生所忽視的機構，如：醫院、大學。交響樂團。這是因為，如同這些機構一樣，商業和政府部門將成為以知識為基礎，由大量專業人才所構成的組織；通過從同事與顧客那裡得到的有條理的信息反饋，這些專業人才可以對自己的管理行為進行自我指導與自我調節。這就是以信與知識息為基礎的組織。

未來組織面面觀

　　以信息與知識為基礎的組織形式是現在大型組織的唯一出路。一方面，人口情況需要這種變化，就業的重心正在迅速地從體力勞動者和辦事員轉到知識工人。知識工人拒絕接受商業在100年前從軍隊那裡學來的那套命令——控制模式。經濟學也同樣要求進行變革，尤其要求大企業進行革新和加強創業精神。但是，最關鍵的還是信息技術本身需要進行變革。

　　創建以知識為基礎的組織並非一定要具備先進的數據處理技術。正像我們將看到的那樣，英國曾在印度建立過這樣的組織。而那時的「信息技術』就是鵝毛筆，電子通訊就是赤足的信使。但是，由於先進的技術越來越多，這種組織也只好進行分析與判斷——即進行信息處理，否則它們將淹沒在自身

　　產生的大量數據之中。至今為止，大部分計算機使用者仍然使用這種新技術．從而以比較快的速度完成了他們在過去常做的那種工作——「處理」常規數字。但是。一般這個組織採取從數據過渡到信息的第一個試驗性步驟後，其決策過程、管理結構以及完成工作的方式都開始發生轉變。這一過程早已在世界範圍內迅速展開，在大型跨國公司中尤為明顯。

　　讓我們來看一下計算機技術對資本投資決策的影響。長期以來，人們在分析預期中的資本投資時無法獲得一個正確的方法。想要瞭解投資過程，人們至少需要6種信息：預期的收益率，支出與投資的預期生產週期，該投資在其生產週期中產生的全部收益的現行折扣值，不投資與推遲投資的風險，投資失敗時的代價與風險以及機會成本，即向其他領域進行投資所帶來的收益。每一個學會計學的人都要學到這些概念，但在數據處理技術出現以前，這種分析常常需要工作人員數年的繁重勞動。現在，電腦可以使人在幾個小時內完成這一工作。因此，信息能使資本投資分析從觀念轉變為判斷，即轉變為對可供選擇假設的理性權衡。信息使資本投資決策從一種由數字決定的機會性財務決策變為一種以可供選擇的戰略性假設的概率為基礎的企業決策。因此這種決策既預先確定了企業的戰略，同時又對這種戰略與假設提出了挑戰。過去那種預算上運算，現在成了一種政策的分析。

　　在一個組織將其數據處理能力的重點放在處理信息方面的時候。該組織的結構也會成為受到影響的另一個領域。顯而易見，管理層次與管理人員都會大幅度減少。其結果是，整個管理層次既不進行決策，也不發揮領導職能。相反。它們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功能是發揮「中繼」的作用——即人為地強化那些微弱的信號，將其輸送到傳統的組織中去。美國一個大型軍工產品承包商在詢問其最高決策層和業務經理需要什麼樣的信息時，發現了上述結論。信息從何而來？採用何種形式？如何流通？在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時，很快就發現整個管理層次（14個層次中可能有6個）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們從未提出過上面問題。企業過去有令人目不暇接的數據．但企業卻把這些豐富的數據用於進行控制，而不是用於信息。

　　信息是擁有關聯性與目標的數據，因此，把數據轉化為信息需要知識。而從定義大看，知識是專業化的（事實上，真正有知識的人總是過於專業化，因為要知道的知識太多了），與我們習以為常的命令——控制結構相比，以信息為基礎的組織需要更多的專業人才。不唯如此，專業人才發揮作用的領域是在具體工作之中，而不是在公司總部。運轉中的組織遂成為一個擁有各類專家的組織，以信息為基礎的組織同樣需要一些如法律咨詢、公共關係。人才資源和勞資關係這樣一些核心工作。但是對行政管理人員——即那些不承擔操作責任而只提供建議、咨詢或協調工作的人的需求將大大縮小。在核心管理部門中，以信息為基礎的組織不需要或需要很少專家。大型的以信息為基礎的組織因其平面式的結構而更像150年前的企業，而不大象今天的大公司和大的政府機構。但在150年前。當時僅有的全部知識都掌握在少數上層人士的手中。在政府部門中，有各部部長及其秘書；在工商業中，甚至在大型企業中，也只有少數幾個合夥人和部門領導，其餘的都是助手與僱員，他們主要在別人的指導下重複千篇一律的工作。而在以信息為基礎的組織中，知識將主要分佈在下層，分佈在那些從事不同工作和自己指揮自己專業人才的中心。在今天的典型的組織中，知識集中於行政管理人員之間，這些人鬆散地分散在最高管理部門和業務人員之間。未來的組織將使知識由上而下地擴散，不是從基層獲取信息。

　　因此，在以信息與知識為基礎的組織中，大量的工作將以不同的方式來完成。傳統的部門將作為實施的標準的監督者、培訓與分配專業人才的中心。工作本身則將在很大程度上由承擔專項任務的小組來完成。這種變化已出現在調研之中，調研在過去一直是企業中的最明確的領域之一。在製藥。電信、造紙業中，傳統的研究開發製造銷售的順序正在被同步性所取代，各個領域的專家從開始研究到製成品上市，都在一個小組內共同工作。這有可能成為未來從事知識工作的一般性模式。在大學中，早已出現了跨學科研究小組。甚至在軍隊中，儘管傳統的固定指揮體繫在作戰條件下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也吸收了完成特別任務所必需的特種部隊的內容。

　　但是，特種部隊的委派、構成與領導，都應按照每次任務的不同情況而確定。因此，組織的發展將超越這種模式，也有可能採取不同的形式。但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以信息為基礎的組織要求自我約束，並強調個人在人際關係上與溝通中的責任。

一些早期的實例

　　現在就勾畫未來以信息為基礎的組織的藍圖未免言之過早，但是在其他一些以信息為基礎的組織（如醫院。交響樂團）中以及在過去英國在印度的行政管理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有益的線索，一所擁有大約400個床位中等規模的美國醫院有幾百名醫生和1200—1500名醫療輔助人員。他們分佈在60個醫療與輔助科室中，每個科室都有自身的知識。訓練和語言。在每一個特殊部門中，特別是在臨床實驗和理療等輔助部門中，負責人是一個專業人員，而不是專職管理者。每個部門的負責人直接向醫院領導報告而不必經過中間環節。大部分工作都是根據某個病人的診斷和情況由特定的醫療小組完成的。大型的交響樂團的構成則更具有啟發性。在一些現代化樂團中，上百名演奏家聚集於同一個舞台上，共同演奏。根據組織理論，樂團應該有幾個「副總指揮」，也許還應有五六個「小組副指揮」，但是事實上，樂團只有一個指揮——每一位高級的專業演奏家，都不通過任何中間環節而直接聽命於一個人的指揮。

　　英國在印度的行政機構或許為以信息與知識為基礎的大規模的組織提供了最佳的成功範例。它是一個不帶中間管理環節的組織。從18世紀中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在印度次大陸的管理達200年。在此期間，組織結構與行政政策都沒有什麼重大的改變。在如此龐大而人口稠密的次大陸上，英屬印度行政機構的人數從未超過1000人。大部分英國人相當年輕。30歲的人屈指可數，這種情況在英國統治印度的早期尤為明顯。大部分人都生活在閉塞的地區，見到最近的同胞要趕一。兩天的路程而且，在英國統治印度最初的100年裡，既無電報，也無鐵路。組織結構完全採取平行的形式，每一地區的長官直接向「總執行長官」（即各省政治秘書）報告。在9個省中，每一個政治秘書要聽取約100個人的直接匯報，這比理論上所說的控制權限多出好多倍。但是，這一管理系統卻長期運行良好，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所設計的目標是為了使每個管理人員都得到完成工作所需的信息。地方行政長每個月都用一整天時間寫一篇全面的報告，遞交給省會的政治秘書。在報告中，行政長官闡述了他的主要任務——一共只有4項任務，每項都加以簡明扼要的闡述：防止當地人在宗教。種族衝突中互相殘殺、鎮壓盜匪活動。秉公執法。徵收稅款。地方行政長官在報告中詳細說明每項任務的預期目標和實現情形以及二者出現差距的原因，然後再敘述下一個月每個主要任務完成的預期情形以及他將要採取的措施；他還提出一些有關政策的問題，並對一些長遠的機會、危險與要求作一評論。然後，省政治秘書摘錄所有這些報告的要點，並回復地方行政長官一個全面的評論。

組織關注的目標

　　根據這些實例，我們能指出以信息與知識為基礎的組織的要求是什麼？它可能遇到的管理問題又是什麼？幾百名演奏家與他們的指揮之所以能在一起演出，是因為他們都看著同一個樂譜。樂譜告訴吹長笛的人、鼓手和指揮演奏什麼，由誰來演奏，何時開始演奏。醫院裡的專業人員都懷有共同的使命：照顧與醫治病人。診斷即是他們的「樂譜」，它支配著X光室、營養專家。理療專家和醫院其他小組的具體行動。換言之，以信息為基礎的組織需要言簡意賅、清晰明瞭而又毫無二致的目標，而這種目標又能被轉變為具體的行動。與此同時，正如這些實例所指出的，以信息為基礎的組織還應集中關注一個（至多是幾個）目標。

　　由於以信息與知識為基礎的組織中的「演奏者」都是專門人才，他們不能在別人的指使下工作。大概沒有一個樂隊指揮可以用法國號吹出一個音符，更不必說教號手如何吹奏了。但是指揮卻懂得如何把號手的知識與技巧集中到整個交響樂團的演出之中。這種集中正是以信息與知識為基礎的組織中領導者管理模式。但是任何商業部門或政府機構都沒有「樂譜」。「樂譜」是為演奏而譜寫的。無論是第一流的樂團，還是低水平的樂團，都無法更改作曲家的作品。但是商業部門、政府機構或者是軍事部門卻不斷「譜寫」新的。不同的「樂譜」，它們的業績就是根據這些樂譜得到評估的。因此，以信息為基礎的組織必須圍繞著自身的目標建立組織結構，而這個目標必須清楚地表達管理部門對各部門和各個專業人員在工作上的要求，以信息與知識為基礎的組織必須圍繞著反饋建立自己的組織系統，而這個反饋必須在結果與期望之間作出比較，以使所有的人可以進行自我控制。

　　以信息與知識為基礎的組織的另一個要求是每個人都應承擔信息責任。樂團中巴松管演奏者在每次演奏時都承擔了這種責任。醫生與護理人員在護士科中為住院病人建立了詳盡的醫療檔案，並依據這一檔案開展工作。在印度的英國地區長官在每次起草報告時都履行了這一職責。這種體制的關鍵在於每個人都要問：在這個組織中誰需要我提供信息？需要我提供什麼樣的信息？而我又依靠誰來得到信息？這一個需求表總會包括上級與下級，但最重要的人還是那些同事，這些人際之間的主要聯繫是合作。內科醫生、外科醫生與麻醉醫師之間的關係就是一個例證。而生化學家。藥物學家。負責臨床實驗的醫師以及製藥廠的市場專家之間的關係亦是如此，它也要求每個人承擔提供最大的信息的責任。

　　為他人承擔信息責任正日益為人們所理解，這在中等規模的公司中尤為明顯。然而為自己提供信息的義務仍為大多數人所忽視。在以信息與知識為基礎的組織中，每個人都要不斷地思考這一問題：為了做好工作和作出貢獻，自己需要什麼樣的信息。這對於今天的最電腦化的企業管理方式來說，也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在這些企業中，有些人認為，數據越多，信息也就越多——這個假設在數據缺乏的昨天是完全正確的，但在到處都有數據的今天，這只能使數據堆積如山，也使信息眼花緣亂。也有些人認為，信息專家知道經理與專業人員在收集信息時需要什麼樣的數據。但信息專家本身是工具的製造者，他們可以告訴我們用什麼工具可以把裝飾釘釘到椅子上，而我們應決定是否有必要裝飾椅子。

　　因此，經理與職業專家應仔細考慮自己需要什麼樣的信息，即需要什麼樣的數據：首先要瞭解他們在做什麼；其次要決定他們應該做什麼；最後，還要評價他們做得如何。唯有如此，現時流行的管理信息系統部門才會成為結果中心，而不是成本中心。

　　政府部門、企業、工會、軍隊——甚至較大的學校管區與較大的天主教管區——將因此改變舊的習慣以獲得新的習慣。一個組織在過去越成功，這個過程將越加顯示出痛苦與艱難。大部分人的工作、地位與機會將受到威脅，尤其會影響那些長期在個層管理部門中工作的中年人．因為他們最缺乏靈活性，同時又對自己的工作。地位、人際關係與行為感到滿足。

以信息與知識為基礎的組織帶來的問題

　　以信息與知識為基礎的組織為管理帶來了新問題，以下幾個問題尤為重要：

　　·為專業人員提供獎勵、承認與職業機會。

　　·為一個由專業人員組成的組織制訂統一的目標。

　　·為一個組織中的特別工作組設計管理結構。

　　·確保高層管理人員的挑選、培訓和測試。

　　作為一種規律，巴松管的吹奏者既不企圖也不期望幹別的工作。他們的職業機會在於從第二演奏者上升為第一演奏者。從一個二流樂團晉陞到待遇優厚、聲名顯赫的樂隊。同樣的道理。醫務技術人員也不期望或企圖從事別的職業，他們的職業機會在於很可能升任高級技師，但升任實驗室主任的希望不大。而對於那些升任為實驗室主任的人（大約每25—30個技術人員中才有1人）來說，他們仍有希望去待遇更優厚的大醫院工作。而英國在印度的地區長官則沒有什麼職業晉陞機會，只有每隔3年互相調動。在以信息為基礎的企業組織中，專業人員應有比樂團、醫院的人更多的職業晉陞機會（更不必說英屬印度的行政機構了）。但是，如同在樂團與醫院等組織中那樣，他們的職業晉陞機會首先必須限制在本專業以內，而且機會不多。進入管理部門的晉陞機會是一個例外，其中的原因簡而言之在於：中層管理部門的位置少得多。這個新現實與傳統的組織形成鮮明的對比，在傳統組織中，除了研究實驗室之外，晉陞的主要途徑在於走出自己的專業而進入一般性管理部門。

　　30多年前，美國通用電器公司通過向「有突出貢獻的專業人員個人」提供「平行機會」的形式來解決這一問題。許多公司都採用了這種形式。但是專業人員很大程度上卻拒絕把這種形式看作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們（以及他們的管理同事）認為唯一有意義的晉陞機會就是進入管理部門。幾乎所有大型企業中流行的補償制，更加強了專業人員的這種看法。這種看法嚴重偏向於管理部門中的地位和頭銜——即使在天主教區中也有這種情況，更不用說在商業部門。政府機構和軍事部門中了。這種弊端無輕而易舉的解決方法，一些大型律師事務所以及法律咨詢事務所或許能提供一些參考價值。在那裡，高層的合夥人常常是專家．那些不能成為合夥人的聯繫人則很快就會被取代。管理部門面臨的第二個挑戰是如何為專家組成的組織提供一個共同的目標和整體觀念。在英屬印度行政機構中，地區行政長官應注意「整個」地區。為了使他集中於「全景畫面」，在19世紀中建立的一個又一個政府部門（如林業、灌溉、文物考察、公共衛生與健康、交通部門）都設在行政機構之外，它們與地方長官實質上毫無聯繫。但是，這樣做卻使地方長官越來越脫離於對其轄區影響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活動。到頭來，只有省政府或是在德裡的中央政府才擁有「整體」觀念，而這種觀念愈加成為一種抽像的概念。

　　企業。政府機構和醫院不能如此行事。它要求眾多的專業人員（當然還有高級專業人員）共有一種整體觀念和作出共同的關注。但它們應接受甚至鼓勵其專業人員的自豪感與職業特性——因為在無法獲得向中間管理階層晉陞的機會時，專業人員的動力必須來自這種自豪感和職業特性。提供整體觀念的方法之一在於那些具有多種功能的特別工作組的工作。以信息為基礎的組織將利用更多的較小的規模自我管理單位，並向其分配一些能施展才能的任務，用一句俗話來說就是使其「放開手腳」。但是以信息為基礎的組織應在何種程度上使專業人員定出自己的區域和從事新的工作？最高管理層在多大程度上才能把為專業人員創造和維繫一個共同目標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

　　對特別工作小組的依賴能緩和問題的嚴重性，但同時也加劇了另一個問題的嚴重性：以信息與知識為基礎的組織的管理結構，由誰來擔任管理者？他們能成為特別工作組的領導嗎？是否會出現一種「雙頭怪物」——一方面是專業人員的結構，可能類似於醫院個醫生發揮作用的方式，另一方面是特別工作組領導的行政機構？在特別工作組領導者的角色與職能方面，我們面臨的決策充滿著風險和爭議。他們的作用和職能是否是永恆不變的（如同醫院護士長的工作那樣）？或者說，他們的職能是否隨任務變化而變化？它是一種任命還是一種地位？它是否帶來管理層次上的等級？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那麼特別工作組的領導是否將成為類似於典型消費品公司，或是廣告公司的經理（這些企業和公司是管理的基本單位，其經理是這些組織的第一線領導）？特別工作組的領導將來是否會取代部門領導或是副總經理？

　　所有這些事態發展的跡象早已顯露出來。但是，就每一種事態發展會導致什麼結果而言，既沒有明顯的趨勢，也缺乏更多的理解。無疑，每一種事態發展都會產生不同於我們所熟悉的組織結構。

三、從等級制度到知識網絡

　　等級制度無法解決社會的種種問題，迫使人們互相進行交談，而這就是網絡組織的發端。網絡組織目前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結構。

　　網絡組織使權力由垂直變成平行，個人因而得到極大的自由。網絡組織將權力賦予個人，而網中人則會彼此教育。

　　在知識社會我們將生活在一個互相重疊的網絡世界中，它不只是一個網絡組織星座，而是由網絡組織星座組成的一整個的銀河系。

粉碎金字塔

　　若干世紀以來，金字塔式的結構是我們用來組織和管理自己的結構形式。從羅馬軍隊到天主教會，從通用汽車公司到國際商業機器公司，在它們的組織圖表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權力和信息從金字塔的頂端有秩序地流向底部。從身居高位的神職人員、將軍和主管人員，通過位於中層的副手和部門經理，流向底層的工人。士兵和虔誠的信徒。

　　這種金字塔式的結構受到一些人的稱讚，也受到另外一些人的批評，但批評者經過多次的試驗卻始終未能創造出一個更好的或更成功的組織結構。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人們廣泛談論其他開明的管理方法，比如Y理論（這是道格拉斯·麥克格雷高爾發明的。用人道的辦法激勵人們工作的理論）。其中有許多切實可行的方法為日本人所採納。這些方法經過日本人的實踐，在七十年代又以日本人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成就的方式，再次受到美國經理們的重視。

　　然而，在美國新的管理方式大半隻盛行於商業書籍之中，很少有人在辦公室或車間裡實施。同時，即使我們試過一些新方法，那些方法的基礎仍然是等級制度。管理學理論家們企圖軟化金宇塔垂直結構內僵硬的權力流程，但是沒有人認真考慮過徹底拋棄這一結構。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期間，沸騰著變化浪潮的世界，一下子把工作場所的大門衝垮了：專為等級制度而設計的美國工業經濟社會陷入困境之中，取而代之的是與等級制度不協調的新信息經濟。在信息與知識經濟裡，僵硬的等級結構使信息流程緩慢，而速度與彈性正中新社會所迫切需要的。

　　同樣道理，社會上仰賴等級制度而生存的集權機構紛紛崩潰，而小的、分散的組織卻到處出現，它們之間非正式地聯結在一起，對正式結構的依賴大大減少了。

　　等級制度目前仍然存在，但人們對它的信心卻已經消失了。

　　我們曾經想改造舊的金字塔結構和重新設計理想的金字塔結構。事實上，我們現在對它已完全喪失信心，主要原因是它採用的是落後過時的從上而下的權力結構。

　　我們只需看看周圍的世界，就會發現，許多人顯然認為當前世界的主要問題——經濟衰退。政治動盪。棘手的社會問題等等，都遠非按照等級制度原則組成的世界所能解決的。

　　那該怎麼辦呢？這個問題的答案說明了新網狀組織模式是如何發展起來的。

　　等級制度無法解決社會的種種問題，這迫使人們互相進行交談，而這就是網絡組織的發端。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我們就好像聚集在倒塌的金字塔廢墟上，討論我們該怎麼辦。雖然我們以前那是在等級制度結構之內進行互相交談的，但是現在我們也開始在這個結構之外互相交談。網狀組織結構就是這樣誕生的。

　　我們作為朋友。個人。小團體或大組織的成員，彼此之間交換資源。關係和信息。我們利用快速的電話或噴氣式飛機，利用我們自己高情感的聲音，來對抗當前這個資料太多而知識太少的嘈雜世界。網絡組織是社會行動的有力工具，有心改變世界的人開始在從本地做起，志同道合的人自然而然地聚集到一起。

網絡組織

　　簡單地說，網絡就是人們彼此交談，分享思想、信息和資源。要注意，網絡組織（Networking）是個動詞，不是名詞。重要的不是最終的成品——網絡，而是達到目標的過程，也就是人與人。人群與人群互相聯繫的溝通途徑。

　　瑪瑞琳·弗格森在她的《水族館陰謀》一書中，曾詳細地描述過這個問題。她認為網絡的成分有：「會議、電話、飛行、書本、掛名組織、報紙、評論小腸子、印刷照片、演講、討論會、酒會、散佈謠言、共同的朋友、最高層會議、聯盟、錄音帶、通訊刊物等等」。

　　網絡的存在可以促成自助，交換信息，改變社會，提高生產力和工作環境的質量，並且分享資源。網絡的結構可比任何其他現有的組織以速度更快、更富有情感。更節省能源的方式溝通信息，「網絡是一種適當的社會技術，這是相當於適當的科學技術的一種人的作用，它起的作用是在人與人之間促成溝通與互助，這對於八十年代及以後的能源缺乏而信息豐富的未來社會極為適用、」傑西卡·利普奈克及傑弗雷·斯坦普在《新時代》雜誌上這樣說過。

知識網絡

　　雖然網絡組織的主要目標是共享信息與關係，它還可以由單純的轉移資料變成創造與交換知識。由於網中的每一個人都接觸到新的信息，因此他們可以進行綜合，然後得到其他新的觀念。網絡組織就可以共享這種新出現的思想和觀念。

　　威拉德·凡迪保加在《未來生活》雜誌上描述了這個過程：「每一個新思想都被並入下一個思想，從而產生一種對人類本質和對我們所生活的宇宙的積累性的新認識。這些新的智慧模式則由全世界新發展出來的網絡組織所分享。」

　　社會轉型時期也正是創業家興起的時期。農業時代的末期和工業時代的初期是產生偉大的工業領袖的時期（你也可以把他們稱為綠林大王，這取決於你的看法）。目前，我們正處於知識經濟時代的初期，新企業的成立速度比1950年時快六倍。知識網絡在起作用，而這種情況在全國各地的網絡中都在發生。

　　凡迪保加指出，在網絡作用上甚至還有一個網絡：加利福尼亞州瑞當都海灘有一個「意識綜合交換所」（Consciousness Sy thesis Clearing House），它的目的就是要「發展對網絡過程的普遍瞭解，形成一個全面的觀點，用以觀察這一重要現象。」

網絡的結構

　　網絡組織可以提供一種官僚制度永遠無法提供的東西——橫向聯繫。

　　網絡組織橫跨整個社會，使我們對人和事都有一個真正的跨學科的瞭解。而官僚組織看起來就像是個通常的組織序列圖表，排列著一些以等級制度秩序安排的小方格，領導者位於最上方，網絡組織與之完全不同。關於網絡組織的結構，邁阿密大學已故人類學家弗吉尼亞·海恩有一個絕佳的解釋。

　　海恩對網絡組織有深入的研究（她稱之為分裂的多足網絡），她認為這類組織結構是「一個編結技術不甚高明的魚網，有許多大小不同的結節或網眼，彼此之間直接或間接相連。」

　　應加以補充的是，網絡組織比這更為複雜，因為它具有三度空間。

　　海恩說：在人們試圖改變社會的時候，網絡組織就會出現。她說：「不論原因。目標或信仰如何，也不論是何種運動——政治、社會、宗教……一旦人們組織起來，要改變社會某一方面的事物，似乎就會出現一種非官僚式的，但非常有效的組織結構。」

　　在許多情況下，希望促成海恩所談論的改變的人，往往都曾經試圖從已有的組織尋求幫助，但是他們的努力都失敗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會試圖與具有類似的人相結合，網絡組織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

　　網絡組織可以和殖民地的通信委員會。英國無形大學，以及甘地據以帶領印度走向獨立的「聚合單位」相比擬。

　　就結構而言，一個網絡組織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個人都是中心。瑪瑞琳·弗格森和其他人都曾經指出過這點。弗格森本人可能就是新時代接觸和組織的最廣泛網絡的中心。事實上，她在《水族館陰謀》一書中說，該書的大部分資料都是通過她本身所起的新時代觀念交換所的作用而得到的。

　　為什麼網絡組織在這個時候出現？人們互相交談和分享關係和過去有什麼不同嗎？人們有史以來不是一直在這樣做嗎？網絡作用和「老夥伴網」（Old Boy Network）——數十年來專業人員進行互相幫助的非正式組織——又有什麼大的不同？

　　答案：是有不同。老夥伴網是一回事，網絡組織又是另一回事。老夥伴網是一個俱樂部式的兄弟會組合，只保護少數人的利益。它並不普遍，也不是由需要而產生的。新的網絡組織卻是普遍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老夥伴網是崇尚名流貴人的；而新網絡組織是互相平等的。在網絡組織裡，信息本身就使得一切事物都趨於乎衡。網絡組織的平等不是因為每個成員身份平等，相反，因為網絡組織是以斜紋的形式編織的，具有三度空間，因此包含著來自各個階層的人。在網絡組織中成員彼此平等相待，因為最重要的是信息，它使一切變得平衡。

　　網絡組織目前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結構，有三個基本原因：一，傳統的結構已經死亡；二，信息負荷過重；三，等級制度以往的失敗。

　　家庭。教會和鄰里關係等傳統的網絡組織在美國社會裡已經逐漸失勢，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網絡組織，即瑪瑞琳·弗格森所謂的相當於古代部落的自發的現代組織。網絡組織滿足了人們對歸屬感的高情感需要。

　　我們周圍所產生和傳播的信息太多，壓得人喘不過氣來。借助網絡組織的幫助，我們可以盡快地找到並取得我們所需要的信息。網絡組織以對角線的方式將儲存信息的機構切開，使人們與自己要找的人或信息資源直接接觸。

　　等級制度未能解決人類的問題，迫使人們不得不與自己組織以外的人互相交談，這是形成網絡組織的第一步，一群群的人聚集在一起來談論傳統的結構未能顧及的事情及問題。

設計網絡型公司的形態

　　現在，即使那些大組織機構——以往等級制度的強烈支持者——也開始懷疑等級制度是否還能滿足他們在組織上的目的。許多大機構發現，過去曾經非常有效的等級方法現在已經行不通了，主要原因是它缺乏橫向的聯繫。未來的機構將以網絡組織為模式建立自己的管理系統。這些系統將設計成為能夠提供橫向及平行，甚至多向重疊的聯繫。

　　目前正在發展與形成的是網絡型的管理制度。並不是說公司將變成巨大的企業網絡，放棄了正式的控制，而讓員工把時間都用在彼此交談上。然而，新型的管理制度將受到網絡組織的啟發，並以網絡作用為基礎。它的價值在於非正式和平等；它的溝通方式是橫向、斜向、自下而上的。它的結構則是跨學科的

　　英特爾公司的例子是證明網絡組織的價值已經滲透公司結構之內的最明顯的例子。英特爾公司是一家從事半導體工業的大公司。

　　紐約時報的商業記者史蒂夫·羅爾說：「英特爾的組織方式是要避免許多大企業共有的官僚式的等級制度。」

　　英特爾的管理制度包括：

　　·工作人員可以有好幾個直接領導自己的人。

　　·採購和質量控制等工作由一個委員會或評議會負責，而不是由一個屬於等級制度的人員負責，並向一個主管報告。

　　·沒有小辦公室，辦公室的工作空間只用齊肩高的隔板分隔開來。

　　·對於服裝沒有要求，可以非常不正式。

　　·公司本身由三位高級主管來負責經營，一位是「外人」，一位是長期規劃者，還有一位是內部事務管理者。

　　·雖然最後的決策責任屬於高級主管，但是所有員工都要平等參予決策過程。

　　·即使是剛進公司的新人，也受到鼓勵向上級提出不同意見。

　　英特爾的副董事長羅勃特·諾伊斯表示：「我們試著把人員組合在一起，使他們能夠對較大範圍的決策做出貢獻，做一些在嚴格的直線組織下辦不到的事情。」

　　英特爾的三巨頭之一，安德魯噶洛夫說：「許多公司的等級制度妨礙了思想和信息的交流，我們可不能那樣。」

　　有很多趨勢在促成根據網絡組織的原則創造一種新的管理制度類型。在前面曾經強調過信息環境的改變如何促成人們對網絡組織的需要。然而，組織中人的因素的變化也同樣重要。

　　·隨著管理職位被生育高潮時期出生的管理者所佔據，我們很快就會發現網絡組織成為這批積極的管理者最主要的管理作風。這些人在弗格森的《水族館陰謀》一書中都是突出的人物。到八十年代末期，有80％的管理人員年齡會在四十五歲以下。

　　·生育高潮時期出生的人利用網絡組織給我們帶來了婦女運動、反戰運動及環境保護運動。他們不知道如何使用其他的組織方法。這就是他們年輕時的組織和溝通方式。他們不可能在登上管理寶座之後，就默默地融入等級制度之中。

　　·再者，我們並沒有足夠的管理職位來容納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為數眾多的新生人口。在八十年代，生育高潮時期出生的工作人員中約有40％的人受過大專教育。羅伊。阿馬拉在（技術評論）雜誌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到1990年，競爭每一個管理職位的工人人數會由現在的十人增加一倍，變成二十人。對於那些受過良好教育，具有領袖慾傾向的人，我們該怎樣辦呢？在網絡組織結構中，能幹的人所組成的小團體可以管理自己的工作環境，並產生驚人的成果。

　　·這些年紀輕、受過良好教育、具有權力意識的工人想參與管理決策的慾望，會產生莫大的壓力。從代表民主制向共同參與民主制的轉變，其影響表現在工作方面，就是人們蔑視老式的等級制度，而喜愛網絡的工作方式，也就是說出現更多的質量控制圈，工人權利和參與式管理作風等。

　　·工作場所使用更多的新技術之後，我們會需要更多的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作用，而網絡組織可以滿足這一需要。機器人越多，質量控制圈也就越多。文字處理機和電腦終端機越多，組織內部則越需要有橫向的網絡聯繫。

　　朝網絡型管理制度的緩慢轉移趨勢，其效果已越來越明顯。

　　休勒特·派卡德公司最近制定了一種管理制度，讓許多管理人員向自己同級的人報告。公司發展部主任弗萊德裡克·邵德表示：「一個管理人員可能被要求向許多其他人報告，以便分享信息並促進溝通。」

　　美國陸軍的創意與改革思想庫就是環形的而非等級制的組織。

　　有些時候，網絡組織的出現是人們希望打擊等級制管理制度的象徵。即使在等級制度中，網絡組織的價值也佔優勢。例如：象英特爾和坦登電腦公司這類發展迅速的電腦企業，其不拘禮數的情況簡直難以使人置信：高級主管人員沒有任何形式的特權，連保留專用的停車場也沒有。最成功的新型高技術的企業卻發展出最具有高情感的管理作風，這是不足為奇的。

　　然而，即使在最成功的公司當中，坦登公司也是突出的。這家成長迅速、年收人一億美元的公司的創辦人詹姆斯·垂比格強調指出，該公司的人性方面的原因是達到公司的目標年銷售額十億美元的最重要的因素。垂比格把自己的全部時間都用在「人員計劃」上。坦登公司強調人員的管理制度中包括星期五下午的啤酒會、員工股票先購權。彈性工作時間（這家公司的工作時間與英特爾公司不同，英特爾公司要求員工早晨八點一刻準時上班）、公司的游泳池從早上六點開放到晚上八點，每四年有一次長休假，所有員工都必須休假等．隨時可以舉行討論會和會議，不需要有正式的會議程序。

　　坦登公司之所以能夠實施非正式作風，原因是該公司有嚴格的電腦控制制度。有八台不同的電腦系統分別檢查生產控制。成本標準。質量控制以及管理報告系統。由於公司的全部活動情況都由電腦記錄下來，管理人員就有時間把精力都用在人的身上。這種做法產生了非常明顯的成果：公司可以從競爭激烈的行業中毫無困難地吸收到優秀的人員；在這個人員流動率驚人的行業中，該公司的人員流動率卻只有8％。

　　坦登公司的例子極好地證明了電腦是解放者。電腦將成為新出現的網絡型管理系統的控制器。

　　另外一個使管理系統向網絡型發展的重要因素是日本的新模式，其中特別是質量控制圈和Z型組織（Z型組織是日本的管理方法與美國傳統式的管理方法的結合產物）。

　　質量控制圈在從等級制度向網絡組織的轉變中佔據重要的地位，因為在採用質量控制圈的模式時，溝通和決策是由工人組成的網絡自下而上地實現的，而不是在等級制度的情況下自上向下地進行，根據日本生產力中心的報告，目前有六百萬名工人參加了六十多萬個質量控制圖。一個質量控制圈就是一個由大約十名從事類似工作的工人組成的小組，他們一起討論並且共同解決與工作有關的問題。

　　今天，美國的亨尼威公司是在日本以外擁有最多質量控制圈的公司，它有三百五十個質量控制圈。美國的管理人員可以從亨尼威公司的經驗中學到很多東西。亨尼威公司從1974年就開始實驗搞質量控制圖制度。

　　達納公司的董事長瑞恩·麥克弗森清楚地說明了質量控制圖自下而上型工作方法的基本原則。他說：「除非我們建立信念，認為任何一種工作的專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就是做那件工作的人，否則我們將永遠束縛這個人，使他不能發揮對組織所能做出來的貢獻，也使他的個人成長受到限制。在一個二十五英尺的範圍內，沒有人會比機器的具體操作員、原料處理員、負責維修人員更懂得如何操作一部機器，增加其產量，提高其質量，加快原料流程，讓機器更有效地運轉等等。」

　　麥克弗森的話清楚地說明日本的管理哲學已經滲透到美國管理人員的頭腦中。

　　亨尼威公司給質量控制圈起了許多名稱：生產小組計劃；團隊；生產力改進小組；參與小組；參與質量小組等。該公司的管理人員強調指出，這些小組的成立目的，不是為了提高利潤而採取的緊急措施，也不是臨時性的措施。該公司負責質量控制圈計劃的傑姆·威德菲爾特說：「質量控制圈是一門管理哲學，這種哲學認為員工可以對公司的運轉問題做出創造性的貢獻。」

　　負責評估質量控制圈實驗的工業工程師羅伯特·奧斯隆也說：「這些小組是管理作風的一種長期性改變，決非短期性的措施。」

　　康涅狄格州溫斯德市的TRW馬林洛克威爾公司是另一個實行質量控制因取得成功的例子。該公司的缺勤率由6％降到2％，生產提高了35％，而人員流動率降為以前的五分之一。

　　《新英格蘭商業》雜誌寫了一篇文章介紹TRW公司的經驗：「日本的競爭情況與新英格蘭的競爭情況很相似：原材料缺乏，人口眾多，進口能源比例高。那麼為什麼日本今年（1979年）第一季度的增長率比新英格蘭高出六倍呢？」

　　該雜誌認為，答案在於日本的管理作風。「日本的成功是由於他們使他們的工人得到了發展而造成的。」哈佛商學院的利奧納·施萊辛格這樣說。

　　另外和網絡組織結構有關的還有威廉·大內在《Z理論》一書中所寫的管理作風。Z型公司是美國與日本管理作風的混合體。雖然公司裡存在著等級制度，但是網絡組織的價值觀已經滲透全公司，公司就像是個大家庭。

　　傳統的美國公司（A型）的經營原則是：短期僱傭，個人決策，個人責任，迅速的考核和陞遷，明確的、正式化的控制，專業化的事業歷程和員工只與公司的部分工作有關係。

　　與此相反，日本公司（Z型）的特點為：終身僱傭，共同決策，集體負責，緩慢的考核與陞遷，含蓄的。非正式的控制，非專業化的事業歷程以及員工與公司的整體工作有關係。

　　雖然這兩者截然不同，但是一些美國公司都成功地融合了二者的特點，如柯達、康明斯引擎。國際商業機器、李維、國民事務機器、普勞克特與甘博三角航空、猶他國際、3M等公司。這些公司都以人員流動率低、員工士氣高以及員工對公司忠心而聞名。

　　Z型組織和日本公司一樣，強調長期僱傭、共同決策、緩慢的陞遷與考核，以及員工與公司的整體工作有關係。但是其餘的特點則間雜有日本公司和美國公司二種特色。例如以明確正式的標準來進行含蓄非正式的控制，不十分專業化的事業歷程等。

　　Z型組織最有趣的一點，就是他們與社會融為一體。大內認為，只要美國傳統的社會網絡保持強而有力——家庭、教會。鄰居。義務組織、長期友誼等——A型公司就會很有效。他說：「在一個穩定的社會裡，個人可以發展自己工作以外的關係，以彌補在契約性的組織裡無人性的參與行為。」

　　大內又說：「如果人們有親戚、鄰居、教會，他們就不需要醫生告訴他們為什麼初生嬰兒渾身通紅，他們也不需要公司提供社交關係的網絡。」

　　但是，人們居住地點地理位置的變動和城市化，使得美國社會的傳統交際網絡有所削弱，因此，人們迫切渴望有歸屬感。Z型組織可以給予人今日社會所需要的歸屬感。

　　瑞典人提出一種看法，認為未來的公司是創業家的同盟或創業家的網絡組織。「遠見小組」在菲利普斯達德地方創辦了一所學校，他們把具有創業能力的員工稱之為內部創業家，學校則教授員工和公司主管如何在內部創業。

　　他們的主要目的是，通過發展內部的創業家來扭轉許多大公司缺乏創造力的情況。「遠見小組」認為，組織內部有許多好的想法可以促成新的生意。懂得如何讓員工去實現這些想法的公司，等於挖到了金礦。雙方都可獲利：內部創業家得到公司的商譽。關係、資源和金錢，而公司則留住了一個創業的人才，並且可以在公司內部發展一項有利的新生意。

　　我們應該重新調整我們的企業結構，組成越來越小的單位，更多的創業型單位，更多的參與型單位。

生活在網絡組織之中

　　網絡組織使權力由垂直變成平行，個人因而得到極大的自由。等級制度所促成的是讓人向上爬、往前走、產生壓力、緊張與焦慮。網絡組織將權力賦予個人，而網中人則會彼此教育。

　　在網絡組織這種環境中，報酬來自把權力賦予他人，而不是超越他人。

　　如果你目前是在一個等級制度的組織裡工作，你也可能極不願意爬到頂端。目前分權主義和網絡組織的價值觀念已越來越為人們所接受，同時企業一方面要面對前所未有的外國競爭，另一方面又必須要重新考慮自己到底從屬的是什麼行業，在這樣的時候做一個傳統的領導者——不論是政治領導者或是企業領導者——都非易事。

　　即使在等級制度的組織當中，在正式的結構中也存在著非正式的網絡。應該把這個網絡找出來。對於某些人來講，值得花力氣去找到網絡環境，並且只在這種環境中工作。在工作之餘，你可以建立自己的網絡或者加入一個網絡，與意氣相投的人取得聯繫。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互相重疊的網絡世界中，它不只是一個網絡組織星座，而是由網絡組織星座組成的一個銀河系。

跨網絡政府

　　斯考特在（數字化經濟）中指出，如同奧斯伯（OSborne）和格博勒在他們劃時代的著作《改造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一書中所寫的，我們需要的政府是一個類似觸媒劑的政府——引導推動我們前進，鼓勵催化我們的作為。在知識化社會，政府並不需要事必躬親，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全民共有的政府——能授權於人民，只負責指揮督導；我們需要的是一個任務導向、結果導向、客戶導向的政府。大家都說政府應該將市場競爭的觀念注入它們的服務；應該將管理重點放在政府收人，而不是放在政府支出上；應該由層級式組織轉移到小組式的合作和參與；同時，應該注重防範於未然，而不是事後的補救、治療。

　　學術上以及學者在討論政府改造時，都認為新的信息技術是政府轉型最重要的促進器。但是，實際作為以及實施成效卻都乏善可陳。有趣的現象是，在各地方政府、全國性政府，尤其是在美國。加拿大，幾乎都是由政府自己領導改造自己，而不是由評論家或分析家帶領。這樣的改造令人對其根本不抱任何希望。電子政府的概念，像一把燎原之火燒遍了整個北美的公共部門，同時也在其他各個國家裡引起興趣。電子政府是一個跨網絡的政府。它以內部的現有科技連上新式科技，然後再將這個新的政府信息基礎建設連上外部任何數字的事物和任何人——納稅義務人、供應商、商務客戶、選民；也連上社會上其他機構——學校、實驗室、大眾媒體、醫院淇他等級的政府以及全世界的各個國家。

　　跨網絡運作不只是政府節省開支的一種方法，也是根本上改變政府政事推動的方式及改變政府統御內涵的一種媒介。跨網絡式的政府可以越過時空的障礙而執行公務，並且在任何的時點上，只要人民需要，就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信息和服務。借由政府信息基礎建設的使用，政府可以更快、更符合效益、更方便地將更好的服務遞送給全國人民。這樣的結果是：政府主要以人民的需求而規劃、設計其施政計劃，而不是以！日式結構為基礎來作變化，也不是依照那些公務人員的方便而設計。

　　美國《國家績效檢討》中「政府信息科技服務工作小組」的主席弗萊志克作了如下的表示：

　　運用信息科技的力量可以幫助打擊犯罪；可以利用一個安全有效率的方式，消除偽造與欺瞞的機會，將服務傳遞給真正需要的人；也可以增進醫療保健的服務、尋找失蹤兒童、保護所有人民的隱私權。簡而言之就是：完完全全地重新塑造政府傳遞服務給顧客的方式。

　　有效率的個體個人式多媒體電腦技術對於政府員工在工作效率和學習效率的提高上，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工具，提高所節省的時間則可以再投資到工作與學習中，而造就了有效率的個體。例如，工作者可以通過多媒體在家學習工作技能；或是將工作預技能設計整合於工作中，經由多媒體傳達而學習。如此一來，個人就不需要大老遠跑去參加費時的訓練課程，也不需要特別挪出時間，讓一群人聚在會議廳內參加同樣程度的訓練。更由於學生可以單獨藉著多媒體學習，使得個體能以最適合自己。最快捷的方式完成學習，並且對學習到的新知有較長的記憶時間。這樣一來，就不會再有零散。費時的。三天式的充電課程，因為員工從此可以借由多媒體所提供「工作兼學習」的環境，隨時作經常性的充電。

　　高績效的小組個人式多媒體工作站可以結合電腦化工作群體的外境，而創造出高績效的小組。工作群體合作、信息處理。時間管理以及決策制定所使用的工具，都能夠帶來新的小組結構模式與極高的工作績效。例如，負責社會救助的工作者，經由科技技術的應用，可以節省了原來的工作時間，而將省下來的時間，再投入在資助被救助者發展生活技能，以降低他們對社會救助的依賴。為了達成這些目的，就需要在工作小組中成立一個新的勞工組。更新設計業務流程。所有參與社會工作者的再訓練以及對這些被救助者在社會上重新定位。

　　整合的政府依照標準規範所建立的企業化。大規模的政府信息基礎建設，是新的整合式政府突破傳統政府界限的先決條件。當然，也不只有政府是一群分別受封領主所成的集合體。許多首次想要申請房屋貸款的人都曾有類似的挫折經驗，因為他必須向承辦人員展示，20多年來．自己有著多麼優良的銀行信用。但是，今日的智慧型銀行正努力將其顧客當作「人」看待，而不只是一堆帳戶；同時，也致力於運用跨網絡式的運作來達成銀行的整體服務。智慧型的政府也開始朝這個方向思考。水平式的跨網絡運作足以創造出這種整合式的政府。

　　在大眾的態度上，對這些變動上的需求已有逐漸高漲的認知。例如，在一個以政府組織為題的演說中，加拿大內閣事務部長馬賽·瑪斯（Marcel Masse）提出：「事實上，如今沒有任何問題是單純的專屬於某個部門的問題，也沒有任何答案能夠不牽扯到一個以上的傳統政府部門活動。結果，對於借助新的。更多橫向水平式方法來研討問題。找尋解答的需求也就愈來愈大。橫向的協調如今變得非常重要，也因此更需要組織系統中一些新的構造。新的處理方式。」

　　因為部門間重複性的中間階層被消除，涵蓋整個政府的信息基礎建設也能夠免除掉中介者的介入，因而也促進了分子化（molecularization）的作用。因為政府將某些功能移到了較小的。更動態化的執行單位，或甚至以一種無政府狀態來執行。

　　「我們需要跳脫出政府這個框框來思考，並且超越政府與其他部門的藩籬。過去，我們局限於傳統的界限中……我們會想：十麼是對我的機構有利的事』，而不是想：咐麼是對政府的顧客有利的事』。」吉姆·弗萊志克這麼說。

　　開放的政府當政府的服務觸角，以電子方式伸向它的供應商、顧客和其他人，那些服務的價值便會因此被轉換。美聯邦和各級地方政府都已經實施了電子式的採購程序：採購貨車、一套大型電腦系統，或是一棟建築物所需要的文件，都由位元式的處理取代了原於式的實體處理；需求的提報也經由線上傳遞取代了一大疊的紙張文件。同樣的，計劃的提出也是通過網絡連線傳送。架構在網絡上的方案管理，可以讓供應商及政府的顧客共同參與。資金的分配也由電子資料交換系統來完成，至於政府各項計劃的信息亦由電子方式公開給大眾。

　　跨網絡的政府新的政府模式、甚至新的政府目標開始浮現，一些以前政府表現不好的服務領域可以授權由民間團體來接手。跨網絡式的政府可以在如失業救助這類的議題上，對大眾展開服務，而不只是在各自為政的部門層級之間繞著失業給付。社會福利、工作輔導、糧食補助等類似的話題打轉。實際上的機構可能因為經濟或社會的需要，而被創造或被解散。政府可以作為跨網絡合夥的催化劑，而致力於財富的創造——例如，政府與主要汽車生產者之間的合夥，以產生新一代的汽車生產。政府也可以產生一些新的行政程序，允許人民參與「電子聽證會」，以監督政府可能的施政方針；允許人民在重要議題上參與「電子腦力激盪」；藉著「電子式的民意調查」取得大眾觀點；並扶植那些能夠對社會福利有貢獻的「虛擬利益團體」的發展。政府對社會大眾的責任，也因而由每4年一次，變成了經常性、持續性。如果我們需要的話，一個更完全的民主程序也可能因此展開——種即時性的、參與性的民主。

四、經濟轉型的過渡時期

　　經濟轉型的過渡時期正是創業精神最旺盛的時期。我們現在就處於這樣一個時期。新的權力來源不是少數人手中的金錢，而是多數人手中的信息與知識。

　　在知識社會的電腦時代，我們所處理的是與電子有關的概念空間，而不是與汽車有關的物質空間。

　　在一百年前，很多人可能就已經知道怎樣建一座鋼鐵工廠，但是沒有太多的人能夠得到建廠所需要的資本。因此，進入這種經濟社會就要受到限制。但是，丹尼爾·貝爾首先指出，知識成為戰略資源之後，人們進入經濟社會就要容易多了。

　　目前已經眾所周知的英特爾公司的創辦過程，就是一個好例子。1968年，羅勃特·諾斯和高登·摩爾與他們的前僱主費爾查德半導體公司分手之後，組成了英特爾公司。該公司以二百五十萬美元起家，但是在財務資源背後的智力，使得他們在技術上有所突破。到1980年，該公司的年銷售額已經達到八億五千萬美元。諾斯成為集成電路的發明人之一，而英特爾公司則以發明微處理器著稱。

　　該公司的創辦人諾斯非常清楚他們的戰略資源是什麼：他談到半導體行業時說：「這個行業和鋼鐵。汽車等不一樣，它從來不是寡頭獨佔的行業。它是一個腦力勞動密集的工業，而不是資本密集的工業。」

　　這是美國目前企業爆炸。出現了大量新興小企業的最重要的原因。1950年，創立新企業的速度是每年九萬三千家，而現在美國創立新公司的速度大約是一年六十萬家。

　　經濟轉型的過渡時期正是創業精神最旺盛的時期。我們現在就處於這樣一個時期。

　　創造新企業的人也在為其他人創造工作機會。在1996年以前的七年期間，有九百萬新工人加入了勞動力行列，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其中，有多少人在被《幸福》雜誌列為一千家最大的公司中工作？一個也沒有。但是，有六百萬人是為小企業工作，這些小企業大部分成立不到四年（其餘三百萬人是為地方政府工作，但不是為美聯邦政府工作。）

　　我們現在大量生產信息，正如過去我們大量生產汽車一樣。以工業來做比喻，我們現在大量生產知識，而這種知識是我們經濟社會的驅動力。

　　新的權力來源不是少數人手中的金錢，而是多數人手中的信息與知識。

　　知識和宇宙中的其他力量不一樣，它不適用於守恆定律：知識可以被創造出來，可以被毀掉，而最重要的是它有合作增強的作用，也就是說，整體的值要大於各部分的和。

　　在知識社會裡，價值的增長不是通過勞動，而是通過知識實現的。「勞動價值論」（Labor Theory of Value）誕生於工業經濟的初期，必將被新的「知識價值論」（Knowledge theory of Value）所取代。在知識經濟時代，價值的增長是通過知識實現的。

　　有一些證據表明，經濟分析中已經注意到知識可以創造經濟價值，但是大部分的經濟分析仍然沒有這種觀念。

知識經濟是真實的存在

　　如果我們要講知識經濟，就必須能用實際數字加以衡量。在全國的財富中，有多少實際是信息與知識部門產生的？美國人當中有多少人靠從事信息與知識工作取得生活來源？

　　如果對這些問題沒有答案，我們中間的大部分人很可能會繼續效於我們直接感受到的經濟現實——工業時代，生產有「真實』標價的「真實」產品，我們就會把知識經濟看成生命短暫的書面材料，只是商品生產部門的附屬品。

　　證實知識社會確實很困難。要指出創造、生產和分配信息與知識的經濟社會，需要把非常詳細的資料加以數量化和編輯整理。

　　幸運的是，信息專家馬克．波拉特博士已在一項劃時代的研究中提出這些問題，並且詳細予以解答。波拉特在美國商業部的贊助下對美國的經濟進行了詳盡的研究，為各項工作職務或工作崗位的部分職務，以及其經濟收人究竟屬於信息與知識部門還是屬於商品生產部門，還是屬於其他部門，都進行了分類並定出標準。

　　波拉特表示：「明確指出誰是信息與知識工作者，誰不是，可以說是一種吃力不討好的主張。」不過，他的研究提供了相當廣泛的證據支持其結論，足以說服對知識社會抱懷疑態度的人。

　　波拉特在201種行業中選擇了440種職業，分析了每種職業的信息與知識職務，並排列出他們對國民總產值所作的貢獻。難以定性的職務都被剔除，以減少研究結論的誤差。

　　波拉特的研究得出結論，信息與知識經濟在國民總產值中大約占46％，占收人的53％以上。

　　彼拉特不願估計自那時以後知識經濟又有了多大的增長，他只說「有了突飛猛進的增長」。波拉特的研究使人再沒有懷疑的餘地。

　　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的轉變並不意味著製造業將停止存在或變得不重要了。過去，隨著工業時代的出現，農業並未停止，變化只在於，在農業時代，90％的美國人生產100％美國所需要的糧食，而目前是3％的美國人生產120％美國所需要的糧食。

　　信息與知識對通用汽車公司和對國際商業機器公司一樣重要。在信息與知識時代，製造業的重點將由生理功能轉向指揮生理功能的智力功能上去。

　　信息與知識是一個經濟實體，因為生產信息與知識要付出成本，同時人們也願意購買它。價值就是人們願意購買的東西。即使建築在信息與知識上的經濟似乎不像汽車和鋼鐵那麼實在，但是只要人們願意購買信息和知識，就沒有問題。

　　在八十年代，電子業（這當然是一種信息工業），將發展成高達四千億美元的生意，這將是地球上最大的行業。也許那時那些持懷疑態度的人也將承認這個新的知識社會的現實和它所創造的奇跡。

　　在新的知識社會裡，所有的信息與知識職業都將繼續成長一段長時間。九十年代結束之前，系統分析人員、程序編製師。服務技術人員等，至少會增加百分之百。

　　不論你是否採用電腦進行工作，都一定要與電腦做朋友，具備電腦知識，因為電腦將普及整個工作世界。未來的急劇變化也會表明，即使你所從事的是信息與知識工作，你也不可能終身做同樣的工作或職業。未來的變化要求我們不斷地接受新的訓練。企業界將在訓練職工方面起關鍵性的作用，正如國際商業機器公司目前每年花費將近五億美元從事職工的訓練和教育工作。我們由很快就會落伍的專家，變成能夠適應各種情況的通才。

　　如果，正如我們所預料的那樣，電子取代了汽車成為美國經濟中最重要的行業，我們是否會在買一部汽車之前先買一部電腦？蘋果電腦公司的創辦人之一史蒂夫·喬布斯曾說，「我們肯定地說，每個人都希望有自己的電腦。」如果這句話聽起來有些牽強，那麼不妨看看已經發生的變化：我們過去買汽車是為了興趣；我們目前買汽車是因為汽車能跑的里程多，是為了交通的緣故。而我們目前買電腦卻是為了興趣。我們現在需要汽車是因為我們在五十年以前就把社會圍繞著汽車組織起來，從那時我們就決定（或者是底特律決定？）既然經濟要建築在汽車上，那麼每一個十六歲以上的人都應該需要一輛汽車。但是，除了運輸之外，汽車對社會到底有什麼貢獻？如果沒有汽車，我們是否會住得那麼分散、相隔遙遠？我們的公共交通事業會如此差勁嗎？當然，我們需要汽車，但是，我們需要每個家庭有三輛汽車嗎？誰住在城裡？除了運輸之外，汽車給我們還帶來了空氣污染問題，每年有五萬人死在高速公路上，還有汽車保險、停車罰款等等問題。到目前為止，電腦看起來還相當友善。電腦的整個觀念是讓你通過增長。教育和學習來發展你的腦力。

　　在電腦時代，我們所處理的是與電子有關的概念空間，而不是與汽車有關的物質空間。

比特的時代

　　1995年，美國尼葛洛龐帝出版了《數字化生存》，指出「計算不再只和計算機有關，它決定我們的生存」。他在書中著力探索了這樣一些問題；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正面臨哪些衝擊？善於運用電腦的新一代，將置身於什麼樣的生活環境？傳統的企業組織與商業行為，應該如何應變？書一出版，即暢銷30多個國家，被譽為「信息與知識時代的教科書」，而他本人則被稱做「數字革命的傳教士」，被《時代》週刊列為當代最重要的未來學家之一。

　　尼葛洛龐帝在書中宣稱，「後信息時代」已經悄悄來臨。工業時代可以說是原子的時代，它帶來的是機器化大生產的觀念，以及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間和地點以統一的標準化方式重複生產的經濟形態。信息與知識經濟時代，也就是電腦時代，顯現了相同的經濟規模，但時空與經濟的相關性減弱了。無論何時何地，人們都能製造比特。

　　比特和原子之間的差異，是尼葛洛龐帝最喜歡談論的話題。是他首次提出，比特，作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為人類社會的基本要素。

　　比特與原子遵循著完全不同的法則。比特沒有重量，易於複製，可以以極快的速度傳播。在它傳播時，時空障礙完全消失。原子只能由有限的人使用，使用的人越多，其價值越低；比特可以由無限的人使用，使用的人越多，其價值越高。

　　信息也許仍然是以報紙。雜誌的形式（原子）傳播的，但其真正的價值卻在於內容（比特）。我們仍然用金錢（原子）來購買物品與服務，但是世界範圍內的資金流——每天數以萬億計——卻是通過電子計算機控制的電子資金轉賬系統（比特）來實現的。現行社會的種種模式正在迅速轉變，形成一個以「比特」為思考基礎的新格局。

　　而後信息時代即知識社會的根本特徵，是「真正的個人化」。這裡的個人化，不僅僅是指個人選擇的豐富化，而且還包含了人與各種環境之間恰如其分的配合。其間，機器扮演的角色是使這種配合能夠接近過去沒有機器時的自然與和諧。這就要求機器對人的瞭解程度和人與人之間的默契不相上下。人不再被物役，而是物為人所役。在科技的應用上，人再度回歸到個人的自然與獨立，不再只是人口統計學中的一個單位。

　　信息技術的革命將把受制於鍵盤和顯示器的計算機解放出來，使之成為我們能夠相互交談、共同旅行，能夠撫摸甚至能夠穿戴的對象。這些發展將改變我們的學習方式、工作方式。娛樂方式——一句話，我們的生活方式。

　　而最明顯的生活轉變，將從我們每日接觸的大眾傳媒開始。未來的信息傳播者，將根本不知道所傳播的比特最終會以何種面貌呈現，是影像。聲音還是印刷品，決定權將完全操之於你——信息的接收者手中。從前所說的「大眾」傳媒正演變為個人化的雙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給」（push）消費者，相反，人們（或他們的電腦）將把所需要的信息「拉出來」（Pull），並參與到創造信息的活動中。

　　這一變化的意義長久而深遠。媒介不再是訊息。自從加拿大傳播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恩在本世紀60年代出版了他的經典之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以來，公眾竭力試圖理解電子時代信息產業的發展。然而，這麼多年來，還沒有另一部著作像《數字化生存》這樣，在如此寬廣的層面上啟發我們對今日世界和它的奇妙未來的認識。

21世紀的新趨勢

　　泰普斯科在《數字化經濟》一書中指出，新的經濟體系是知識性的經濟體系，一切以如何運用人類的知識於我們所生產的一切，及生產的方法為主。在這樣的經濟體系下，將有愈來愈多的產品附加價值會來自腦力而非體力。有許多農業。工業的職務已逐漸演變為著重知識的工作。今日全美大約就有60％以上的勞工屬於知識性勞工；在10個新創的工作機會中，有8個是屬於經濟網裡的信息密集產業。今日工廠和舊式經濟中的工廠大不相同，正如同工業革命後的工廠與工業革命前的手工藝式生產大異其趣一樣。在今日的農場裡，以充滿電子晶片的自動化農業設備來操作；等待裝船運送的貨品則放置在貨櫃裡，讓由電腦控制操作的超大型起重機來搬運裝載，或由配備著各式電腦軟件的噴氣機來運送。

　　就連產品本身也將具有思想與智慧。例如：智慧型服裝的衣領上裝有電子晶片；智慧型車輛裝備有各式微處理器。不斷以新功能協助處理更多的操作控制；智慧型地圖會自動向卡車駕駛員報告所在的地點，還會根據氣象報告和路況自動調整行進時的胎壓；智慧型收音機可儲存交通路況報導，並隨時應需要播放；智慧型房屋可以控制能源水電。防盜，甚至在你回家前，替你準備好洗澡水；另外，更有智慧型賀卡會唱歌給你聽。這些還只是少數幾個例子而已。

　　科技的發展絕不僅止於以上所述。原來沉默無聲的產品，正不斷以各種新方法增加其本身的知識內涵。未來世界將是不斷創新的世界：創新會改進既有產品。將新觀念轉化為新產品。在新經濟體系下，無論是消費者或製造商，創新觀念的應用都將是其成功致富的重要方法。以不需要高科技的麵包製作為例：時下有所謂的「精品麵包店」，顧客可指定不同的材料口味，經由電腦網絡訂購，當天下午，剛出爐的新鮮麵包便由專人送達。顧客的觀念、文化、知識及口味都融合在所訂購的麵包中，麵包本身的知識內涵也因而增加了。這種訂做式的生產和大量生產的不同處，在於訂做式生產可以滿足不同的個別需求，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距離，也就自然大為縮短了。

　　「虛擬外國人」的存在，指明了在新時代中網絡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農業時代，犁具、牛騾是生產的必備要件；在工業時代，鋼鐵、引擎、燃料以及道路建設都是生產的王牌；在知識經濟時代，硅晶、微處理器以及由細如毛髮的玻璃纖維交織而成的網絡大道，使人們得以越過大廳、繞過地球，彼此交換及應用大家在生產製造及其他經濟活動層面中的不同知識。今日的網絡，不僅結合了科技，更聯結了人類。組織及社會。

　　對電報發明有極大貢獻的霍桑（Nathaniel Hawthorn），在他1851年的著作中寫到：「……借由電流，未來的世界將成為一個大型中樞，其中交織穿梭著瞬間驟行數千里的信息流……整個地球也將因而結合成一個巨大的、充滿著智慧的頭腦。」過去100年來的發展，證實了通過網絡可以結合人類的智慧，霍桑所描述的遠景已經來臨。今日，各地的組織甚至個人，都可以輕易的達到全球化的規模。美國現任副總統戈爾（AI Gore）對現階段的網絡發展作了如下的描述：「這些信息高速公路，或更正確地說，這些用以傳送智慧的信息網絡，將使我們得以分享信息。結合智慧、互相溝通，而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大社區。經由這些結合，也將使我們得以享受穩定。永續的經濟增長，邁向更堅強的民主境界、尋得更好的環境問題解決方案、更完善的醫療保健，最終目標就是達成天下一家的觀念，共同為所居住的星球努力。」

　　今日的整個經濟結構也在快速改變中，全新的產業部門正逐漸形成。這個新產業聚集了電腦業（包括電腦硬件、軟件及信息服務）、通訊業（電話、有線電視、衛星通訊、無線通訊），以及信息業（包括娛樂、出版。信息提供者）。由這三種產業交互作用而成的互動式多媒體產業（Iuter—active multimedia），在狹義的定義下，約占美國國民生產毛額的10％。估計到公元1996年底。總值將高達1兆美元：其中電腦業占44％，通訊業占28％，信息業則占28％。到公元2005年，這個互動式多媒體產業的預估產值將高達1.47兆美元。

　　已開發的世界是經由以鋼鐵、汽車、道路建設為基礎的工業經濟，逐漸轉變到以矽元素科技、電腦科技和網絡科技所建立的新知識經濟體系。目前許多人都紛紛議論著．這個經濟關係變遷的重要性其實不亞於過去農業時代被工業時代取代時，所發生的諸多亂象與難題。想要在今日的變動中出人頭地。擁有自己的一片天，就必須要建立新的動態關係、新的準則和新的動力。

　　前《哈佛商業評論》總編輯艾倫·韋伯（Alan Webber）曾寫道：「沒有人提過這些重要的問題……究竟在新經濟體系下，有哪些事物不同於以往？」這個問題讓我們想起愛因斯坦有一次在監考研究生物理學的考試時，一個學生跟他反映：「這份卷子有點問題，因為題目和去年的完全一樣。「沒關係」愛因斯坦回答道，「它們的答案會和去年的不同。」

　　這就對了。要回答韋伯所問的：新經濟體系下的不同處。其答案亦是如此：今年的分析會和去年的不同，明年所看到的又可能和今年的不同。新經濟環境下的撲朔迷離。新經濟環境下牽一髮動全身的高度動態關係、新經濟環境下替換消長的快速與無情，是沒有一個定論可以解釋，沒有一個答案足以完全有效的應付下一個將遭遇到的難題。新經濟體系的內容，簡單地說是為了未來而競爭：是創造新產品或新服務所具備的能力。

　　泰普斯科在（數字化經濟腫指出，新經濟時代有以下幾大最重要的趨勢：

知識化

　　新的經濟體系是知識的經濟網。

　　信息造成了一個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網。但是儘管「人工智慧」和「知識科技」日新月異，知識仍舊是由人類所創，由知識從業人員所創（如今知識性的專業及技能職工和工業勞工的比例幾乎是三比一），也是由知識消費者所創造出來的。塔克學院（Tuck School）的昆恩教授（James Brian Quinn），在他《智慧型企業》（Intelligent Enterprise）一書中這麼說道：「當權的知識分子及他們的主要裝備：科技服務，不僅正在重塑我們的服務業，也替我們的製造業。國家整體的成長形態。全國性與區域性的職業結構，以及美國在世界的政治和國際競爭地位上，都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

　　在一個基於頭腦而非腕力的經濟體系中，知識性工作的內涵也有了改變。在新知識經濟體系下，智慧型資產是組織的關鍵資產，組織的重心也轉而放在知識性工作人員身上。這使得全世界的公司都在為它們智慧型的資本，發展新的評估和管理方法。對彼得·杜拉克而言，知識本身的角色不只是傳統的產品生產要素——土地。勞工。資本——之外的另一項生產要素，也還是今日經濟活動中意義重大的一項資源。生產重心的移轉——由傳統的生產要素到知識性資源——所帶來的影響是，「知識性的工作者」將成為所有組織中最重要的一項資產。

　　如果把微軟想成新知識經濟體系裡的公司，在評估它的資產時，若仍以下列舊式經濟組織裡的問題來思考，將是十分滑稽、荒唐的：

　　微軟擁有多少土地？

　　微軟擁有的製造設備價值如何？廠房價值如何？

　　微軟目前有多少存貨？

　　微軟擁有多少棟辦公大樓？

　　微軟的原料庫存量有多大？

　　說得恰當一點，最有意義的資產其實存在於公司經理人和員工的腦袋裡；然而，這些資產卻在每天晚上走出辦公室大門。（以微軟為例，許多資產都在早上離開公司，而且也在白天裡的其他辦公時間離開。）所以並不是單靠上面那些問題就可以衡量。評估出這個重要資產的價值。

　　不過，資本是否仍是公司的重要資產呢？難道不是微軟的業主及其可運用的資金渠道，才使得這個公司能夠投資新產品。購併其他公司。拋擲上千萬美金作市場行銷，推動像Win95這類的新產品嗎？是的，資本的確是關鍵資產，但它也是無常的。短暫的。在15年前，微軟事實上根本沒有市場資本，但它現在的市場資本額卻大於通用汽車和IBM。在新知識經濟體系下，資本將愈來愈趨向成為知識作用下的產物。

　　至於產品的生產方式，也漸漸由以往偏向於注重實體的機器設備，轉變到注重人類的智力與創作。就像羅伯特·哈瑞斯（Robert Harris）所說的：「公司目前和未來之間最顯而易見的差別，將不是所製造的產品，或是所使用的生產設備，而是由誰來工作。工作方式如何。這些人為什麼而工作，或是什麼樣的工作對他們來說是有意義的。」

　　此外，勞工不再是必需品。舊式經濟下，某家汽車公司的勞工可能和另一家公司勞工的同質性十分高。那時的勞工只是一項商品，而且是無形的商品；但今天的勞工卻有著高度的變異性，不再如機器般的呆板劃一。舉例來說，舊式經濟下的德國奔馳車廠中，以手工車縫汽車椅套的技術勞工，與那些在今日Lexus車廠，操作著電腦機器人的高度教育化的工作勞工，所擁有的知識基礎和技能完全不同。另外．在蓮花。微軟、甲骨文（Oracle）、諾威（Novell）和其他軟件公司的霸權爭奪戰中，幾乎已經沒有傳統觀念的勞工了。產品的策劃者。開發者和推廣者所具備的知識和創新天賦，才是致勝的關鍵；同時也是一個公司的重要能力，用以吸引。保留並持續增長公司內知識性工作者的才能，借此提供一個創新性的工作環境和創作性的工作空間。

　　聯盟信號公司（Allied Signal）每年花費數百萬美元來訓練工廠人員，指導他們使用複雜的統計方法，以朝向六個非常高的品質水準邁進。這就是一種移向知識性工作的轉變，也是在學術圈中、管理研討會裡和組織訓練的會議室裡，被廣為討論的眾多議題背後所隱含的重點所在。在這樣的世界裡，組織只有快速學習，並且趕在目前的競爭者之前，或是即將出現的競爭者之前學習，才有可能使組織具有競爭力。任何公司都可能和另一個公司擁有相同的技術；任何產品都可能被仿製。在新的競賽過程中，終身的組織學習將成為唯一持久的競爭優勢。

　　生產逐漸建立於知識之上，而不再受生產設備控制。因此，由少數個人控制財富的機會減少了。針對社會大眾福利而改進生活品質的機會大大增加了，並得以進一步成功地實現社會福利，有效地分配社會財富。在舊經濟體系之下，工作者嘗試借由休閒來達成工作上的自我實現，如今這些工作者將被迫遠離由少數人所擁有、控制的生產工具。然而在新知識經濟體系下，工作及其生產工具的操控權已經轉移到生產者的腦袋裡了，工作上的自我實現便因此能夠經由工作的完全掌控和發揮來達成。

網絡化

　　新經濟體系是網絡狀經濟網，整合了分子狀的個體而成了群集狀的形態，並且為了創造財富而將彼此交織成網。

　　當羅·龐德在1994年接管AT＆T的最高信息主管時，他主要的挑戰是為ATh建立一個網絡基礎建設以區隔市場，並且建立一個分子式的信息遞送系統。他說：「我們正在為企業建立一個新的運作模式」，「我們正在建立獨一的市場區隔能力。但是，沒有新的科技便無法做這樣的轉型，科技使得你可以自一個規範跳至另一個規範。」「

　　為創造財富而建立新的規範並不是不可能的，因為電腦網絡不再是類比式而是數字式的結構；也因為網絡形態已經發生了去變：自主機結構式的電腦、階層式的網絡結構，轉變到如今基於因特網模式下同級對等式的網狀網絡。當這樣的網絡頻寬逐漸增加，而達於完全多媒體的目標時（資料、文字。聲音、圖像和視訊媒體的完全整合），這個全新制度化的結構所能提供的機會就明顯增加了。

　　新式網絡化的組織結構不只是流程導向式組織的產物，因為流程導向式的組織只是將企業直立式的組織結構，改造成為水平橫向式的流程，以節省成本和增進企業回應的能力。新式網絡化的組織結構也不只是移轉到以小組為基礎的結構（儘管這個業務小組仍然是新企業中的核心），而是對組織本身和組織間彼此關係的一種本質上的重新思考。科技整合聯盟稱這個新的組織為「跨網絡的企業」（Internetworked Enterprise），它是一個包括了企業所有階層和功能的超大型網絡，在那兒，其內部及外部彼此間可以流暢地相互溝通交流，組織的界線更是允許跨越及穿透的。

　　新的科技網絡可以幫助小型公司克服大公司所擁有的主要優勢：規模經濟和取得資源。而同時，這些小型公司也不會受累於大公司所遭遇到的主要負擔：死氣沉沉的官僚體系、令人窒息的層級以及應變革新的力不從心。當大型公司開始解體——變成更能一起適當工作的小型分子群集時，它們便因此而能享受到靈敏、自主和彈性的好處。

　　跨網絡的企業將是虛擬公司的遠大延伸，因為它能夠深入到外部的企業合作夥伴。能夠經常性的重新調配企業間的關係。更能夠增加向外開拓資源的機會。跨網絡的企業將會像Internet般地讓每個人都能完全參與，而所集合起來的努力將大於個別努力的總和。

　　整個經濟網也將以同樣的方式表現。隨著Internet模式般的網中之網開始將公司的圍牆打垮，打垮那些曾經是將公司與供應率。顧客油關團體和競爭者之間隔開的圍牆，我們會看到逐漸興起的跨網絡企業、跨網絡政府、跨網絡學習、跨網絡醫療保健……諸多例子，在此無法一一列舉。

　　每個國家的經濟都需要一個全國性的信息基礎建設，這將會成為對世紀的公共設施：一個為了寬頻網絡的。高能量的經濟而建造的寬頻高速公路。每個組織也都需要一個企業的信息基礎建設嵌人這個公共設施，新的基礎建設將改變經濟活動，其重要性就如同電力的使用改變了人類的活動。如果沒有了電力的使用，今日的企業及財富的創造可能都是天方夜譚；同樣的，如果沒有了信息的力量，新的知識經濟體系也將變得毫無機會。

數字化

　　新經濟體系是數字化經濟網。

　　在人類歷史中，對自然資源利用的革命，通常造就了人類工具（鐵、銅、鋼）上一種新的規範和應用，而這樣的改變又替財富創造與社會發展帶來了新作法與風格。目前這個即將來臨的新知識經濟時代，我們可以巧妙適切地稱其為「砂器時代」。所有的商業事務、企業往來。人類溝通以及科學觀察都可以分解成矽微粒上的電荷，或是奔馳在玻璃纖維上的電荷，兩者都源自於砂。

　　信息高速公路這個新媒介以及新的知識經濟體系，全都建立在十分簡單的事物上。所有的信息都可能以0或1來呈現，而0和1這兩個數字是二進制數字系統的形成基礎，十進制下的1，在二進制數字系統下也以1來表示；十進制的數字2，以二進制的10來表示；十進制的3，則以11表示，依此類推。如果所有的數字都能夠以0和1來表示，早期的思想家推斷：各個0與1的結合也可以用來表示英文字母a、b和大寫的英文字母A，以及其他種類的信息。

　　在電腦裡，這些0與1可以用電子信號來加以表示。第一代電腦以真空管作為開關的控制，將數字以及後來的字母制碼或轉譯成0和1。當真空管控制成「開」的狀態，表示是1；反之，則表示是0。之後，真空管被電晶體所取代，同樣的，電晶體也可以經由電流的控制來表示0或1。這些方式後來都又被矽晶片所取代，矽晶片則是以電子微粒上的電荷作為開關控制，來呈現0或1。

　　日積月累的，數字化的應用已然超出了單純的數字和字母本身；愈來愈多形態的信息能夠藉著位元來表示。例如圖表和照片。更進一步的是，位元也可以表現出動態的媒體呈現（這種並非靜態性的表現，而是需要隨著時間作連續性的呈現才能表達），例如視訊與音訊都可以經過抽樣和轉譯的方法而成為位元形式，舉例來說，如果人類聲音的類比形式能夠借由足夠次數的抽樣而轉換成數字訊號形式。那麼這些位元便能夠儲存在電腦裡或是數字式的儲存裝置裡，像是磁盤機（如同在語音郵包的傳輸），然後重新組織建構成人類耳朵能夠辨識的類比形式的聲音。

　　在舊式經濟下，信息不是類比的就是實體的，或是像尼葛洛龐帝喜歡說的，是「原子的」。人們通過各種類比的或是實體的方式彼此溝通，例如：實際出現在一個會議室裡，類比式電話線上的交談，信件的傳遞，廣播到家裡的類比電視信號，在當地照相館顯示自行開發出的圖片、現金或支票的交換，藉著唱針在唱片上一些凹槽的運轉來播放唱片，出版實際的雜誌並通過商店來購買或經由郵局來遞送，或是在戲院裡經由實際的影片膠捲來播放電影。

　　在新經濟體系之下，信息則是以數字形式（即比特）存在。當信息成為數字化並經由數字網絡流通時，一個擁有無數可能性的全新世界便也由此揭開序幕。大量信息可以被壓縮，並以光速進行傳輸，數字傳輸的信息品質又比類比傳輸的品質好很多。許多種信息形態能夠被結合、被創造，例如多媒體文件。（如果一張圖片表達的是1000個文字的含意，那麼在相當的時機下取用適當的多媒體文件，便足以代表1000張圖片所包含的意思。）無論在世界任何的角落，都可以立即儲存和取用信息，這是即時存取了大部分人類文明進化的記錄。新的數字式用品也將被製造出來，有些小巧得足以放進你的口袋裡，有些則大得足以對商業和個人生活的各層面都造成重大影響。

　　借由一件簡單事物的比較：郵局與實際郵件的遞送，和今日數字化電子郵件系統（即使相對上後者是尚未完全普及發達的），就可以瞭解到數字化對經濟體系裡替換代謝作用的效果。電子郵件優勢不僅在於那些信息能夠傳遞得非常快（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和郵件運送卡車的速度來比較）；也不只是在於它的方便性，因為只要在鍵盤上快速輕打，就可以根據設定好的郵寄名單一次同時遞送多份郵件；不只是因為存有永久可尋的溝通記錄；也不只是因為省掉了走到郵筒的時間和力氣，或是逃掉了玩那種電話找不到人的捉迷藏遊戲。雖然這些好處已經是非常多了，然而最重要的還在於電子郵件正是一種人類合作的嶄新方式的開始：一個由來自於世界各地成員所組成的小組，可以在同一個生產計劃上工作；人們可以惜由電子郵件在家裡工作，或是在旅館房間裡工作，就像是在辦公室裡工作一樣的有效率。類似的改變將降臨在整個經濟網裡的商業。管理和學習的每一個層面。當文字基礎的電子郵件系統被多媒體的郵件所取代後——多媒體郵件的信息包含了更多形式的信息，例如：影片——這對人們穿越時空的通訊能力，又產生了更重大深遠的影響。

虛擬化

　　當信息形態由類比轉變到數字化，具體事物便可能成為虛擬的，如此的虛擬化改變了經濟世界裡的替換代謝作用、改變了體制、組織的形態和可能的關係，也改變了經濟活動本身的性質。

　　在新經濟體系中，可能有以下各種虛擬事物（諸多例子在此不勝枚舉）：

　　X虛擬外國人　他們實際上在世界的某個國家，但卻參與了另一個國家的經濟生產活動。例如，「虛擬的資料輸人工作者」雖然住在印度，但卻替美國。加拿大或另一個國家作資料輸人的工作，領的是另一個國家的薪水，只是依然為印度國民。就技術上而言，虛擬的外國人往往是非法的外國人。

　　X虛擬投票箱　可指任何的信息設備（電視、電話、電腦、書報攤等等），足以提供公民投票的任何方式。

　　X虛擬佈告欄　在此可以發表任何高見，聽取任何謬論，並且可以聯結到其他佈告欄以擴大消息層面，從此可以不必再用到大頭針張貼佈告了。

　　X虛擬商業園區　網羅網絡上的商業資源，以幫助單一公司快速建立多元化的虛擬企業。正如美國南方貝爾的媒體園區，就提供了資源給這個具有創意的社區。

　　X虛擬議會（又稱虛擬聽證會）自多個地點非同步（在多個時間向量裡）舉行的一場立法聽證會。

　　X虛擬公司（虛擬企業。擴張的企業。跨企業式的企業）公司、個人和組織的結合團體，共同在網絡上所建立的商業形態。

　　X虛擬折價券　在網絡上鼓勵消費的方式。網絡使用者可以上網將這些折價券用打印機打印出來，拿到商店作為購物折價憑證。

　　X虛擬政府機關　許多有著類似存在目的的不同政府機關，借由網絡互相聯結，開放一個窗口來遞送對大眾的服務。

　　X虛擬工作　經由網絡執行的個人契約式工作。「虛擬工作」和失業意義完全不同。

　　X虛擬商場　網絡上提供湖覽購物的集中環境，有如「虛擬購物中心」或「虛擬皮鞋拍賣場」。

　　X虛擬市場　在網際空間裡提供人們採買的地方。

　　X虛擬辦公室　可以是任何地方。提供給遊牧式辦公工作者的工作場所。

　　X虛擬實境　在網絡上虛擬出來的實際情境。

　　X虛擬性經驗　與數字化的伴侶，經由互動式多媒體而來的性經驗，在將來還可能會有身體知覺的回饋。

　　X虛擬牲畜拍賣場

　　運用互動式工作站的電子式牲畜叫賣，不需要將牲畜趕到實際的圍場裡等待出售。這個線上的虛擬牲畜拍賣場如今已經取代了許多實際的拍賣圍欄，如：卡格瑞牲畜公司（Calgary Stockyard Ltd.）所管理經營的電子式家畜交易，就佔了公司業務量的2／3。

創新化

　　新經濟體系是以創新為基礎的經濟網。

　　「淘汰自己的產品。」這個標題對於微軟的產品規劃者、策略制定者產品工程師產品開發者和產品經理是十分清楚的概念與目擊。從他們第一天上班的新進員工說明指導中就開始灌輸這個概念，之後也經常地在他們各個工作層面中不斷強化這個觀念。如果你剛完成了一項偉大的產品開發，你的目標就是繼續開發更好的。足以讓你前一個開發很快就成為老舊而廢棄的產品，如果你不這麼作，就會有人幫你讓它成為廢物的。例如，微軟的技術人員肯·尼克爾森（Ken Nickerson）很得意地說，就是微軟的Win95成功地將一直保持最佳銷售的MS—DOS——微軟的另一作業系統——變得老舊退化的。（MS—DOS仍舊「有用」，只是在Win95之下，不再是主角。）

　　事實上，新經濟體系的主要動力是創新，包括對於產品。系統、流程、行銷、工作者的持續改良和更新。拿此觀點和那些大型主機熱衷者的觀點來做比較：早期的IBM為了保有其所建立的電腦王國，而育戰周旋於DOS系統的個人電腦、開放式作業系統以及主從式的電腦結構之間。它們的目標不是去淘汰。也不是去創新，而是去保存，並且反抗。它們不願意報廢自己的產品，它們讓競爭者替它們做了這件事，而且，整個結果已在商場上毫不留情地展示了出來。

　　有趣的是，在工業化以前的經濟中，「創新」早就已經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了：每一把槍或是每一雙鞋的製作都是獨特不同的，都是由創作者手工打造出來的。每種產品的單位產量也是非常小的，往往只是一個單位的產量，要是這把槍或是這雙鞋需作修理，這名工匠將會新創一個方法來解決。在工業化的經濟中，每種類型產品的單位產量，都轉變成標準式的大量生產製造。到了新經濟時代，大量生產又轉移成大量訂做式的產品和服務。如同自汽車大王亨利·福特以標準化的大量生產，製造出的每輛車都同樣是黑色、同樣形式；轉變到名影星亨利·方達的訂做式生產，每部電影都是獨一無二的產品。

　　在創新的公司中，產品生命週期的定律崩潰瓦解了。日本的汽車製造業者以兩年為一個產品的生命週期循環舊本的電子消費性產品製造業者，則以三個月為一個循環。在某些市場上的金融商品卻只有幾個小時的產品生命週期，時候一到，競爭也就立刻趕上。美國大部分的中型或是大型公司。每天都有不只一種的新產品問世，新力光是去年就推出了5000種新產品。微軟集團的副總，也是和比爾·蓋茨合寫《未來之路》（The Road Abead）的作者尼森·麥爾渥特（Nathen Myhrvold）曾經這麼說：「無論你的產品有多好，18個月之後產品就過時了。」IBM的執行總裁魯·葛斯特能（lou Gerstner）則指出，IBM產品的種類大大的增加了。而在此同時，個別產品的生命週期卻陡降。與產品生命週期一致的改變是產品製造的勞力投入法則崩潰了。平均製造一項產品由2500人次全天的投入量。降為每2500人次3小時的投入需要。即使是表面上看起來穩定且低技術層次的啤酒製造也需要有創新；如今美樂（MiIIer）酒廠中有90％的收入是來自24個月前並不存在的產品。

　　才在10年前，美國的鋼鐵產業面臨了嚴重困境，無法和低成本。高產量的日本鋼鐵製造廠相抗衡。美國不願意就此讓步，而推行了產業革新，建正了一種小型的製造廠，如：恰帕洛鋼鐵（Cha—pahal Steel）和努克鋼鐵（Nucor）。它們利用新技術發展新生產程序，對鋼鐵的製造過程作了改革創新，使得小型工廠也能夠生產出高品質、低成本的鋼鐵。這種小型工廠的位置很接近市場、能夠和顧客建立更好的關係，也可以使用不同的僱主勞工關係模式。而其結果是：美國的鋼鐵產業再次具有生產力。競爭力，並且再次製造出全世界最高品質的鋼鐵。

　　「在今日的全球經濟中，公司若將其領導地位視為當然，它會很快地發現，忽然之間，它又到了殿後的位置了。」法蘭克·舒若茲（Frank Shrontz）這麼說，他是波音777被成功的設計出、並且引進市場時的總裁及最高主管。「很明顯的，世界在變化，而我們則必須隨之做改變——藉著對我們顧客的需求和期望有更進一步的瞭解，藉著更有效率和更有生產力的達成，也藉著呈現了最優良價值的產品和服務的改變。信息的移動太快速了，而重要的科技對於波音——或是對於其他的公司，又太容易枯萎凋零了。以致於我們無法假設這些重要科技在過去的風光，可以保證它在未來的成功。」

　　「橡膠幫手」公司（Rubbcrmaid）是《財富》上年度票選最受欽羨公司中的第一名。覺得如何呢？這個公司表面上看起來並不活躍刺激，也沒有高深的科技，但卻在企業設計的競爭上享有盛名，與微軟並列全美第一名。橡膠幫手忘掉舊式經濟中奉為圭桌的品質持續改良觀念，它們採用的是持續創新的宗旨：新產品不斷生產，舊產品不斷再生。儘管它們大部分的產品價格都只有幾塊錢而已，但公司卻能夠經由創新，不斷滿足顧客現有的需求，不斷創造顧客新的需求，進而創造了公司持續不斷的收入。例如，它可以讓顧客高高興興地付錢買一個跟一般不同的大型垃圾筒，這個垃圾筒非常輕，有輪子，有著吸弓隊的柔柔的淡藍色，可以避免小貓小狗掀開蓋子亂翻垃圾，而事實上這是個不會遭破壞的安全垃圾筒。

　　創新帶動了經濟和生活的每個層面。在藝術領域裡，一個基於互動式多媒體的全新藝術形式正在展開。多冊數式的百科全書將逐漸由一張光盤取代，一張光盤足夠收納36萬頁的文字。不久之前，音樂錄音帶還只是歌者的促銷方式之一，如今，它卻已經是歌曲暢銷的必要條件了。每年電影界的盛事：奧斯卡金像獎，現在也加進了互動式藝術與科學（Interactive Arts and Sciences）獎項，第一屆年度得獎展在1994年舉行。創新同時也開始推動了教育課程的改變：在舊式經濟中，一套教材及課程安排可以用上好多年而不用改變，也可能有助於個人一輩子的發展和成功。然而，在多變的新知識經濟體系中，教育系統必須能經常性地變化教學內容。教學工具和教學方法，才能配合多變的需求，適切地提供所需，幫助發展。在創新的經濟裡，人類的想像力是主要的價值來源。處於數字式的經濟中，每個公司所面臨的最重要挑戰就是營造一種環境氣氛，使得組織中的創新是受重視的、受獎賞的、受鼓勵的。每個國家也都需要創新性的工作環境和組織體系，以培養創作力、想像力。

　　在創新經濟中，經濟增長的源泉並不是來自於大型公司或是政府的貢獻，反而是來自中小企業。國家需要配合的部分則是有關教育體系制度，教育的功能應該是教導學生去學習。激發學生去想像。而不只是去記住信息，然後再叫出所記得的信息加以使用。政府和法令結構必須是幫助開放人類的精神以促使發明、創作，而不是在變革與帶頭衝鋒時，扮演著掣肘牽制的官僚角色。產品與服務的領導地位是在創新經濟中的致勝方法之一。但是，產品。服務的領先卻不足以完全瞭解顧客們所關心的與想要的。顧客們是被動的跟著改變的腳步以及市場的複雜性，而往往無法清楚地表達出自己的需要。公司此時必須有一番超乎目前市場所能想像的改革創新；必須要知曉顧客的需求；公司的組織需要對新興科技有一番更深層的、更廣層面的領悟；公司也需要營造一種組織氣候，讓大家知道向風險挑戰不會受罰、創造能力足以誇耀、人類想像力是得以舒展的。

全球化

　　新的經濟體系是全球化經濟網。

　　未來的世界將是非常不同的。新經濟體系與舊經濟截然不同，就像水上摩托車與廉價單車，電子郵件與驛站馬車傳遞站相差千里一樣。兩極的地緣政治世界如今已經崩潰。瓦解，經濟的圍牆也已倒塌，兩者都臣服於一個新的、動態的及快速變動的全球環境。這種現象和新經濟體系的興起不無關係，正如彼得·杜拉克所說：「知識無疆界」，沒有所謂的國內知識或國外知識。

　　隨著知識逐漸成為關鍵資源的發展，即使個別組織的運作環境背景局限於一個國家、一個區域或某一個地方之內，但事實上，仍是只有一個全球的經濟在運作。即使舊式規範中的戰士們固守著保護主義的城池，但在北美、在太平洋兩岸，自由貿易區域的發展仍一波接著一波的增長、活躍。全球顧客需要的是全球化的產品；傳統的原料、勞工等生產投入要素，會因為成本利益的考慮，而轉向全球取得，促使了各個地方的工作通過全球化而完成。新的經濟和政治區域的演變，以及新的結構（例如：歐盟）的出現，正使得「國家」的重要性愈來愈為降低。

　　當世界經濟繼續進行全球化時，一個令企業居於領先地位的有效管理就變得格外重要。特設的結盟合作。策略性的合夥，以及最重要的信息科技，都是對未來極其重要的。而合作本身，已經超越了舊式合作的限制。「企業間的合作將不再受限於習慣上的兩個公司的聯盟，例如：合資經營或銷售協定。」哈佛商學院副教授嘉密斯·卡西羅斯（Beniamin Gome—Casseres）這麼說：「今日，我們見到許多公司團體為了共同目的而將彼此結合在一起。結果，一種新的競爭正跨越了全球市場，而擴散成為團體對團體的競爭。」

　　全球化是起因也是結果，無所謂雞生蛋。蛋生雞的探討。它一方面被新科技所帶動，而加速了全球化的腳步；另一方面又同時驅使了新科技的發展，促使更進一步全球化的實現。如今的電腦網絡允許公司提供24小時的全天候服務，當顧客的需求必須跨越全球時區，經過時間的轉換，再回到顧客面前時，顧客不會感覺其所接受的服務是遠在世界的另一頭完成的。網絡也促使了小型公司間的合作，幫助其達到規模經濟。電腦軟件的開發能夠在網絡上進行合作，無關乎軟件工程師是否群聚一處；辦公室將不再是一個有形的地方，而是一種全球的系統。科技正削弱了工作場所中「場所」的必要性，「家」可能會成為工作的中心位置，漸漸地辦公室會是一個要和人聯絡的任何地方。

　　「這些聯結將賦予我們更多的權利，並且提升我們的自由和民主。人民自此以一個從前想像不到的規模與程度進行溝通，一種同時可以接收和傳送信息的雙向溝通。」美國司法部副部長安·賓格曼（Ann Bingaman）這麼說：「回想納粹時代的歐洲，那些瑟縮在無線電四周，拚命渴望想要瞭解真像、並且昭告世人真像的男男女女；或是想想被困在鐵幕裡的人民，他們是如何偷偷地尋找短波頻道，以接收自由歐洲之聲的廣播。如果那些渴望自由的人民能夠使用數字式電子信息網絡，那麼那些壓迫的統治者想要控制來自世界的自由民主之聲，就不是那麼的容易了。」

　　前花旗董事長華特·瑞斯坦（Walter Wriston）在闡釋新經濟體系為何是全球化經濟時，給了一個最好的描述。在1960年晚期，紐約和巴西間的銀行工作人員想要彼此溝通，無異是項探險。由於國際線路的數目有限，一旦他們接通了線路；即使一時無話可說，他們也不會掛斷電話，以保持在需要傳送信息時，有暢通的線路可以運用。照瑞斯坦的話來說，今日所發生的是一種「全球對話」（global conversation）：在今日的世界中，每小時有1億通電話被輸送完成，全世界共使用了3億條的電話線，而且在公元2000年之前，電話的通話數還會以3倍遞增。「現在整個世界已經和一個單一的電子市場緊緊結合在一起。並且以光速向前發展。」瑞斯坦說：「世界已經無處可藏了。」

　　同樣的，全球化正趨使科技擴張。新的地緣政治世界到處開放了新的市場，而且亟需得到一個全球性的回應。全球化的企業必須能夠與它在整個世界裡的顧客。供應商、員工及合夥人相聯結；全球金融市場中新的商機，需要借由信息的基礎建設來開發。所有這些都必須是站在國際水準的視野上，對我們的組織結構以及整個工業的重新思考。企業與學術界正在努力進行的是建構一個「跨國企業」。「適時回應網絡」、「無疆界企業」、「全球化組織」以及「國際化企業」。

知識成為發展經濟的資本

　　由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的結構改革，其深刻程度不亞於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變化。但是，兩者之間有一項重大區別。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用了一百年，而現在由工業社會向知識化社會的結構改革只用了二十年。變化的發生是如此之快，使得人們沒有時間做出反應；人們不得不轉而預計將來要發生什麼。隨著新的知識化社會的來臨，時間觀念也有所改變。在知識化社會裡，人們的時間傾向性是將來。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們就會瞭解趨勢並非命中注定的；我們能夠向未來學習，就如同我們從前向過去學習一樣。一個國家可以在同一時間裡同時存在著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農業、工業與知識社會。然而，丹尼爾·貝爾曾經指出，這三種社會的生活目標截然不同。在農業社會，競爭和對抗存在於人與大自然之間；在工業社會，讓人與人造的大自然進行鬥爭；在知識社會，競爭與對抗出現在人與人的相互作用之中。

　　在知識社會，最大的轉變——這種轉變要比政治、政府或經濟中的轉變大得多——是所有發達國家的社會向知識化轉變。下面是這種轉變的一些重要特徵。

　　社會的重心已轉向知識工人。所有的發達國家正在進入知識社會。在發國家中，要獲得一份理想的工作和事業發展的機會，一張大學畢業文憑顯得越來越重要。

　　從一方面看，這是我們從出力流汗的體力工作轉到機械工作、進而發展到知識工作的一種長期演變的必然結果。但是，這一發展也象徵著同過去的決裂。就在不久以前，工作尚不需要大量知識。知識僅僅是一種裝飾而非必不可少的東西。在19世紀中，只有一位美國商業巨星，即偉大的金融家J·P·摩根，曾經受過高等教育。他曾在戈廷根大學學習數學，中途綴學後成為一家小銀行中的學徒。19世紀，絕大多數商業人士沒有讀過中學，更不用說中學畢業了。在20世紀中，知識工作以迅猛的速度增加。在這個世紀裡，美國的總人口增加了2倍，從1900年的7，500萬增加到現在的2。5億。大學教師在本世紀初不足10，000人（其中大多數在小規模的教會學校中任教），80年後，增加到50多萬。其他領域的知識工人（會計、醫生。醫療技術專家。各種類型的分析專家和經理等）也以同樣的速度增加。在其他發達國家中，這種發展趨勢大致同美國類似。

　　知識與教育已成為理想的工作和職業機會的通行證；這種轉變首先意昧著，商業是通向成功之路的社會正在轉向後商業社會；在後商業社會中，商業僅僅是一種可供選擇的機會。美國與日本的這種轉變最為深刻，但在許多西歐國家，轉變的條件已準備就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十年間，大學入學人數急劇增加，知識迅速成為經濟的基礎和真正的「資本」即使在這一時刻的發達國家，獲得理想工作和工作保障的捷徑也不是通過教育，而是在17歲時進入一個有工會組織的大型工廠當一個比半技術性工人。一年以後（常常不到一年），那位工人掙的錢就比一位畢業15年或20年的大學生掙的錢還要多。除日本以外的所有國家都有這種情況。在本行業工作15年或20年後，這位工人能獲得比那個大學畢業生更高的就業保障，只有政府職員和有能力的教師可以與之相比。但是，現在社會的重心正在向一個新的集團轉變，即為知識工人。他們擁有新的價值和期望。在1900—1975年期間，製造業中的藍領工人在收人和社會地位方面得到最為驚人的改變，但目前他們正在成為「另一半人」和一個「社會問題」。他們正在成為一種「反主流文化」，而不代表「主流傾向」。產業工人自己的組織（即工會）能否存在，能在何種程度上生存下去，也是一個問題。

　　—管理已成為一種主要的社會功能和一門新的與眾不同的文科。然而，這就提出工廠管理的合法性問題。組織正在逐漸呈現出新的形式，它們愈益依賴信息。

　　—知識已成為發展經濟的資本。確定社會價值和規範的知識工人這個組織最終能影響我們所說的知識，也能影響人們學習知識和教授知識的方式。

後商業社會

　　40年以前，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商業對各個地方的「知識分於」來說，仍然是一個貶意詞。甚至在美國，第一流大學的畢業生也對商業工作嗤之以鼻，試圖進入政府部門或在大學執教。而現在，祖母送給她們中學畢業的孫子的畢業禮物不是一部《聖經》，而是一本最時興的商業暢銷書。福音教會的牧師（儘管他認為自己是「反對商業的」）象會計師

　　一樣精通現金流通，而且像其他人一樣在他的個人電腦上算帳。他參加管理訓練班；作為一個迅速壯大的牧師隊伍中的最高領導，他還學習怎樣才能保持「企業家精神」。共產黨的領袖唱出了利潤動機和市場競爭的讚歌。現在，通俗雜誌封面上的人物不是那些衣著不多的模特兒，而是那些在成功的和不友善的企業兼併中獲取了數十億美元的「攻擊者」。

　　商業一直是戰後時期的成功故事——在30年代或二戰期的成功故事——在30年代或二戰期間，人們連做夢都想不到這種事情。35年前，「商業」仍然被廣泛地看作是一個時代的錯誤，它會被在各個地方興起的社會主義浪潮吞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40年中，生產和生產率。世界貿易和世界投資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在這40年期間，商業學校——一度是高等教育中最差的分支機構，並在大多數受人尊敬的機構中受到公開的譏笑——現在則在每個地方都發展起來，並在世界各地的大型大學中都擁有最大的教師隊伍。甚至牛津大學現在也擁有管理學院，其管理研究頗具特色。

　　這種成功恰恰削弱了（用「耗竭」來形容也不過份）作為一種獨特文化的商業。一切機構——政府機構、軍隊、教會（至少在美國）、醫院。博物館、童子軍——都具有「管理意識」。的確，它們在美國的發展和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它們採取了管理的形式以及在管理方面的領先地位。然而，這些機構又把管理看作是執行其使命的一種工具，同時盡可能使自己有別於商業。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機構甚至披上了盈利實體的合法外衣，以便更好地發揮「非商業」機構的功能。商業學校正在迅速地把它們的名稱改成管理學校，以強調它們教授的商業概念和商業技巧具有實用價值，確實是社會上任何有組織有目標的活動所必需的。與此同時，在嚴格意義上的商業中，商業價值已不再與信譽和義務聯繫在一起。

　　商業社會在那些迅速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中仍然處於十分繁榮的階段。這些國家正在從「發展中」邁向「發達」行列。這種現象在聖保羅。新加坡和香港可見一斑。在毛澤東以後的中國，透過表象後也可以看到這種現象。鄧小平先生在1985年評論中國時說：「致富是光榮的」。這是150年前法國波旁王朝最後一位君主路易斯·菲利普說過的一句話。在蜂擁而人南加利福尼亞州的亞洲移民（韓國、泰國和越南的移民）中，商業社會正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勢頭。這些移民經營以家庭為單位的雜貨店，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餐館和自動洗衣店，以便供他們的子女上大學，以後成為醫生和律師。

　　在商業獲得成功的發展中國家，商業已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以致於我們有能力滿足那些一直被認為是「非商業的」，確實也是「非經濟」的需要。在本世紀中，商業極大地提高了創造財富的能力——在主要的非共產黨發達國家中，這種能力至少增加了20倍；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如韓國。巴西或西班牙，增長速度也許更快。又有三分之一的創造財富的能力用於物質資料的生產。在本世紀初一名美國工人一年的勞動時間為3300小時，現在僅工作1800小時。在日本，工作時間的減少幅度同樣大，從本世紀初的3500小時縮短到現在的大約每年2000小時。在歐洲，工作時間的減少幅度更大，尤其在西德，一年的工作時間已不足1500個小時。

　　增加了的財富生產能力的另外三分之一用於醫療保健。醫療保健支出在50年間已從不足國民生產總值的1％增加到8—11％（具體數字因國而異）。正規學校的教育經費幾乎得到了同樣的增長一從國民生產總值的20增加到10—11%。由於越來越多的正規學校教育是在正規教育體制以外進行的，尤其是在工作單位進行的，教育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比官方報告的10％要高得多。空閒時的娛樂。醫療保健和教育都需要物質，它們不是精神上的需要。在這些新的閒暇時光中，很少被用於學術上的追求。自由時間很可能被用來觀看電視劇「達拉斯」或體育運動節目。閒暇時光。醫療保健或教育都沒有被視為經濟上的滿足。它們體現的價值不同於「商業社會」體現的價值。它們預示了這樣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裡，經濟上的滿足是一種手段，而不是其本身的一種利益。因此，在這種社會裡，商業是一種工具，而不是生活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