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過去學術界偶有論及雜劇《西遊記》時，多斥其內容龐雜、宗教色彩濃厚。但若認真分析作品，知人論世，該劇的思想成就就是很高的。具體表現在：淡化了前代取經作品的宗教色彩，以三教圓融增強了入世精神；在鮮明的娛樂色彩中，反映了新興市民的趣味和價值觀；具有反理學、崇人欲的時代特色，尤其是進步的婦女觀值得重視；歌頌了為追求理想而頑強奮鬥的堅韌精神。

元末明初蒙古族作家楊景賢的代表作雜劇《西遊記》是元明清歷代雜劇中篇幅最長、折數量多的輝煌巨著，它對小說《西遊記》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取經故事的演變長河中，占據著里程碑的地位。它也是小說《西遊記》之前唯一完整保存下來的取經題材長篇文藝作品。過去，學者偶有論及雜劇《西遊記》時，多斥其內容龐雜、宗教色彩濃厚。但若認真分析作品，知人論世，該劇的思想價值和藝術成就是很高的。在雜劇走向衰微的時代，能夠出現這樣的作品，更是難能可貴的。本文僅就其思想內容的時代特色分析如下。


一、宗教色彩淡化，入世精神增強

當楊景賢決定投入雜劇《西遊記》的創作時，他必須首先背負起前人留下的取經故事的框架和主題影響，不管他對佛教的態度如何，佛教的內容已經是廣泛滲透於取經故事的題中應有之義了。雜劇《西遊記》確有宣揚佛教思想的內容，這當然有其消極的一面。但是，如果考慮到取經事實本身就是一種宗教行為，早期記載取經史實的資料都是宣揚宗教教義的；而且楊景賢之前的大部分取經題材文學作品都有比較濃厚的宗教思想傾向；還要考慮到作者所處的元末明初正是崇尚佛教的社會思潮興盛的時期，那麼，我們就會發現，楊景賢的《西遊記》比起前代的取經題材作品來，其宗教色彩不是加強了，而是消弱了。雜劇《西遊記》的重大貢獻之一便是將取經故事神話化、現實化，逐漸在宗教故事中注入了人們的現實情感、意志、理想和願望，更多地用對現實生活的感受去淡化虛幻的宗教意識，用世俗的、社會的人間百態去削弱西行故事的宗教色彩，從而使這一故事由宗教主題發生了根本轉變，轉向了神話主題，進而張揚了現實意識和現實精神。

這種轉化的表現之一，是由單一的佛教信仰追求轉為儒釋道合流而以儒為主的多教化特征。三教圓融在元代已形成潮流，作者巧妙地以此導致雜劇思想傾向的轉換。儒學是一種積極入世的學說，儒學與宗教的聯姻，是宗教走向社會現實的捷徑。第二本第五出的主唱尉遲恭，是一個較多灌注了作者思想感情的形象，他信奉儒家思想，為唐王朝建功立業，晚年又心灰意懶，從玄奘受戒，皈依佛法，但其思想卻又與道家無別，顯示出儒、釋、道合流的特色。第十出自由神主唱的一曲〔牧羊關〕，描繪他眼中的唐僧，明顯具有三教合一色彩而又落腳於儒家思想：


圓頂金花燦，方袍紫焰飛，塑來的羅漢容儀。此一行半為於民，半為報國。十萬里程難到，百千祥苦難及。則怕你鬧市里多辛苦，來俺深山中躲是非。


第十八出的采藥仙人顯然是一位隱居深山的道士形象，他的上場詩和對“酒、色、財、氣”四者的詠嘆也是傳統的道家口吻。

這種轉化的表現之二，是思想上出現非宗教化或泛宗教化的特征。雜劇《西遊記》把前代取經作品宣傳的佛教教義衍生為把宗教問題人生化、社會化、自我化，成為人自身的一種精神需求，對生活中物質欲望追求的一種精神寄托。宗教追求演變成一種具有社會世俗功利性的行為，而不是沈溺於忘記自我，瘋狂獻身的宗教迷狂。這一點可以以唐僧西行目的改變來分析。關於玄奘取經的由來，《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說：取經乃玄奘的個人志向，目的是求解佛理。並且是因為再三的表奏，有詔不許，這才冒死闖關。雜劇對此進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劇中借觀音之口說取經緣起，是佛欲傳經於東土，乃令毗盧伽佛轉世，並由虞世南轉奏天子，加封玄奘取經；玄奘取經的目的則是為報答佛恩，榮顯父母，報皇恩，國泰民安，旨在突出其“忠”而不違法紀。對此，劇中有多次表白，如第五出唐僧云：


奏敕西行別九天，袈裟猶帶禦爐煙。祗園請得金經至，方報皇恩萬萬千。……小僧性命，也是佛天相保，今日報了父仇，榮顯了父母，報答了祖師，我舍了性命，務要西天取得經來，平生願足。


西遊性質由訪學變為求“法輪回轉，皇圖永固”；由哲學宗教目的演化為世俗和社會的入世目的；由私出變為天朝聖使。忠君愛國，君父觀念，實際已淩駕於成佛作祖、進入天國之上。

表現之三是，雜劇《西遊記》一改過去取經作品崇佛佞佛的態度，大膽地將神佛的形象世俗化。崇高神秘的神佛被處理成三分像神，七分像人，變成了人格化的神；甚至神聖的佛教經典也變成調侃諷刺的對象。玄奘的出身本是世家子弟，但是前代取經故事已經把他大加神化。而雜劇則一只手把他擡高成神佛轉世，另一只手把他貶低為凡夫俗子，使他的精神境界由一位堅毅智慧的求學僧變為肉眼凡胎、人妖不分的迂腐書生。唐僧來歷的日趨神異化與精神境界的日趨世俗化是一個有趣的二律背反，客觀效果是嘲諷佛不如人。第六出甚至借胖姑之口大開“聖僧”的玩笑，把這位轉世的毗盧伽佛形容成“大檑椎”、“瓠子頭”、“葫蘆對”，“恰便似不敢道的東西，枉惹得傍人笑恥。”令人有佛頭著糞之感。

孫行者形象的變化意義更大，楊景賢對孫行者形象的改造是取經故事神話化的主要標志。孫行者取經是不得不從，佛本勸人為善，卻以緊箍咒逼人，豈非對佛門釋義的絕妙諷刺？他一路上大殺妖魔，根本不同於《取經詩話》中那位慈悲的“白衣秀士”，倒像一個闖蕩江湖的劍客俠士。

劇中對神佛本身的描寫亦具有呵佛罵祖的味道。如第十二出，佛以扣押鬼母兒子為人質，要挾鬼母皈依佛教，明顯地諷刺佛祖的殘忍和無賴。請看作者借鬼母之口對佛祖的斥責和控訴：


則著你缽盂中抄化檀那，誰叫你法座下傷人家小的？我和你，是誰非？


第二十一出是佛教色彩最濃的一出戲，情節主要是寫唐僧四眾進入佛國之後，遇到“佛法甚高”的貧婆，對他們進行了一次堪稱“職業水平”的佛教知識考核。即使在莊嚴佛國的嚴肅考核面前，作者也不忘插科打諢，嘲笑調侃佛教教義：

貧婆云：心乃性之體，性乃心之用。或有亦或無，只看動不動。你答來我問：你有心也無？

行者云：原有心來，屁眼寬阿掉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