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是“跨體系社會”? 什麽又是“跨社會體系”? 又為什麽說“跨文明的文明”? 這就是我要談的話題。我想談一些多少與新疆有一點相關、但又不是那麽具體的問題。從另外一個角度，把我過去討論的問題，以及我自己思考中國歷史問題時提出的或涉及的一些概念、範疇和命題拿出來，和大家一起討論，看看它們在這個地區、在現在的語境中，是否還有一點意義。


【導讀：自“一帶一路”戰略提出以來，社會各界湧現了大批政策解讀，這些解讀大多將視角聚焦於地緣政治或經濟發展方面。但是，歐亞關系並非僅僅在這塊歐亞大陸上，而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與包裹者這塊陸地的海洋交織在一起。法意今日推送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高等研究所所長汪暉教授的文章《兩洋之間的文明》，該文從文明史觀的視角重新解讀“一帶一路”戰略，將該戰略與近代以來內陸與海洋關系的逆轉、跨社會體系的互聯互通結合起來，為重新認識中國提供了十分具有創見的視野。】


喀什大學身處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這是誕生過偉大的維吾爾族詩人和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約1010～1092，《福樂智慧》的作者)的地方，也是裏程碑式的著作《突厥語大辭典》的作者、維吾爾族伊斯蘭學者麻赫默德·喀什噶裏(1008-1105)的故鄉。他們的著作中留下了突厥、阿拉伯、波斯和漢文化並存、交流、重疊、融合的痕跡。他們生活的年代也正是宋代理學形成的時期，一個中國儒者重新認識自己是誰的時代。在此之前，大約公元642年的夏天，返程途中的玄奘從瓦罕經大帕米爾到達塔格都木巴什帕米爾，然後輾轉抵達薩裏庫勒的首府地什庫爾幹，那兒的高原風光和人情風俗令我神往。我前天從疏勒回來的時候，路過班超路，讓我想起這是漢代班超長期駐守的地方，傳說他從疏勒回洛陽時，難舍的百姓甚至以拔劍自刎相留。在《福樂智慧》中，偉大的詩人這樣說到絲綢之路上的交往，“他們從東到西經商，給你運來需要之物;假若中國商隊之旗被人砍倒，你從哪裏得到千萬種珍寶!”他還寫道：“東方之國，突厥人和秦人，沒有一部書可與之匹配。”我相信，喀什大學的使命便是賡續偉大的傳統，在大地的中心地帶，為跨體系社會搭建文化的平台，為為跨社會體系創造文明的紐帶，為跨文明的文明培養一代又一代傳承者和創造者。

什麽是“跨體系社會”?什麽又是“跨社會體系”?又為什麽說“跨文明的文明”?這就是我要談的話題。我想談一些多少與新疆有一點相關、但又不是那麽具體的問題。從另外一個角度，把我過去討論的問題，以及我自己思考中國歷史問題時提出的或涉及的一些概念、範疇和命題拿出來，和大家一起討論，看看它們在這個地區、在現在的語境中，是否還有一點意義。


海洋時代與重新界定中國

對歷史變遷的理解和再解釋，通常也都發生在一些特定的歷史時刻，也就是人們觀察自己的社會、觀察歷史的方式上發生一些重要變化的時刻。在這些時刻，一些地域和一些文化跟其他地區的相互關系突然變得特別重要，而另一些地域和文化卻相對地不那麽引人註目，這些變化也因此改變了人們觀察歷史的重心和視角。我先從一個簡單的例子開始。將近200年前的1821年，當時並不是很出名，但後來大名鼎鼎的思想家、文學家龔自珍給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議，這個奏議叫做《西域置行省議》。就是在新疆設置行省，促進內地往新疆的移民，增強西北地區的納稅能力，一方面，減緩內地因為水災等造成的災民安置的壓力;另一方面，穩定新疆內外的反抗和顛覆勢力，對抗沙俄的威脅，尋找通往西海——也就是印度洋的道路。

在1758至1759年間，乾隆平定大小和卓叛亂，清廷在地方精英中尋找合作者，允許當地按照伊斯蘭法進行統治，並采取輕徭薄賦的富民政策。但至1820年前後，內外關系都在發生變化。在內部，白蓮教起義、苗民起義、天理教起義等先後爆發;在外部，俄羅斯的西部逐漸穩定，重新東擴，清俄邊界隨即陷入危機。就在1820年，新疆大和卓之次子張格爾起兵反叛，在英國和浩罕勢力支持下攻擊喀什噶爾邊境，雖然攻擊受挫，但幾年之後的1826年，終於借浩罕國之兵攻克喀什噶爾、英吉沙兒、葉爾羌、和闐等地，幾乎控制了新疆的一半土地，到1827年被清軍擊敗。在這些動蕩之中，我們也不難看到官員腐敗顢頇、政策進退失據，以致民怨沸騰的側面。

《西域置行省議》有清晰的地理學背景。嘉慶、道光之前，西北地理研究不很發達，有限的一些著作主要集中在對清俄邊境的描述。嘉慶中期，由於恰克圖貿易爭端叠起，刺激了士大夫對西北地理的研究，例如俞正燮、張穆等人關於俄羅斯問題的研究。嘉慶末年，龔自珍和程同文輯錄的《平定羅剎方略》也是這個潮流的產物。這些作品在描述清俄邊疆危機的同時，也對這個地區的民族、民俗、語言、宗教和各種文化進行調查，大大擴展了顧炎武開創的輿地學和風俗論的傳統，有點民族志的味道了。1820年，在伊犁將軍松筠幕前謫戍的前湖南學政徐松，經過實地考證，纂成《伊犁總統事略》，並由松筠進呈道光帝，道光皇帝作序並賜名《新疆事略》。這本書中的《新疆水道總序》和《新疆水道表》對新疆的十二條河流和湖泊做了記載。徐松，還有祁韻士，都是清代中期對新疆地理、民情做了深入調查的人物。徐松於1820年回到北京，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研究輿地學的圈子，張穆、龔自珍、魏源等都是這個圈子中的人，他們地位不高，但心懷天下，關心朝政和社稷命運。龔自珍的著作中也有大量關於蒙古和回部的研究文章。參照龔自珍的其它奏議書疏，如《擬進上蒙古圖志文》、《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擬上今方言表》、《北路安插議》、《禦試安邊綏遠疏》等等，可以清晰地觀察到一個幅員遼闊、層次覆雜、無分內外卻又文化多樣的中華帝國的政治藍圖。這是一個完全不同於理學的夷夏之辨、不同於郡縣制國家的內外差異、當然也不同於內部同質化的歐洲民族-國家的政治視野。在這個視野中，“中國”只有組織在一種由近及遠的禮序關系中才能構成內外呼應的政治秩序，它是歷史漸變的產物，也是不斷變遷的歷史本身。因此，所謂地理學視野可不只是地理問題，背後是如何在空間上和內涵上界定“中國”的問題。


龔自珍視野的前瞻性

在1820年，中國絕大部分的士大夫，尤其是在北京的士大夫，對這塊土地是相當不了解的，他們還守著宋明理學的夷夏之辨來理解“中國”。龔自珍的這些研究一方面是對中國的重新界定，例如他在《禦試安邊綏遠疏》中說：“國朝邊情邊勢，與前史異。拓地二萬里，而不得以為鑿空; 台堡相望，而無九邊之名。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將千萬年而無尺寸可議棄之地，所由中外一家，與前史迥異也。”另一方面又是對宋明理學的中國觀的針砭和批判，他自問自答：“太平大一統，何謂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這是《五經大義終始問答》中的話。龔自珍、魏源等並沒有做過實地調查，只是通過大量的閱讀，感覺到這個地域的豐富和廣大。這不是一種一般的區域性的關注，而是對“中國”的再定義。用龔自珍自己的話說，他所做的是“天地東南西北之學”。

清代在新疆設行省是1884年，那是在阿古柏之亂後的事情了。阿古柏本名穆罕默德·雅霍甫(MohammadYaqubBeg，1820-1877)，龔自珍1821年上奏《西域置行省議》的時候他才出生，是浩罕汗國阿克麥吉特(白色清真寺)伯克。在沙俄和英國的支持下，他在1865至1877年成立哲德沙爾汗國，終被左宗棠軍隊擊敗。從1821年至1884年，前後63年，如果當時統治者認真閱讀龔自珍的奏議(據說棄閱是因為嫌龔自珍的楷法不中式)，甚而采納他的方略，那麽新疆地區的歷史或許會有所不同吧?雖然人們通常會說歷史不能假設，但做一點反事實的猜想，也有助於對歷史的理解。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曾經主張“捐西守東”的李鴻章稱讚龔自珍說：“定公經世之學，此犖犖大者。”這份奏議中的一些具體建議，在半個多世紀之後的光緒朝始得實施。朝廷鼠目寸光、缺乏遠見，甚至“遠見”就在手邊也無法辨識，這是常常發生的、可悲可嘆的故事。龔自珍是當時第一個系統提出關於新疆問題的行政設置及其意義的人，也是內地士大夫中將新疆問題納入中國問題中思考的少數先驅者之一。

龔自珍的這篇奏議，還應該與他在同一年寫作但已亡佚的《東南罷番舶議》及後來給林則徐往廣東赴任時的信結合起來讀，也就是將西北問題與東南沿海問題聯系起來讀。我手頭沒有原文，但開頭幾句記得很清楚：“天下有大物，渾圓曰海。四海之國無算數，莫大於我大清。大清國，堯以來所謂中國也。”龔自珍要描述的是西北，而西北的特點，用他的話說，就是“西北不臨海”。換句話說，雖然西北是距離海洋最遙遠的地方，卻必須從海的角度加以界定。

我們將這個視野與過去的史書、輿地學或士大夫的描述做個對比，就知其新意了。過去用山川、大漠、水地、草原、邊界和邊界內的族群、邊界外的王朝界定西域，現在卻從最遙遠的海洋的角度來界定這個廣闊的大陸。龔自珍說：

“今西極僥，至愛烏罕而止;北極僥，至烏梁海總管治而止。若乾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東、閩、粵版圖盡處即是海比。西域者，釋典以為地中央，而古近謂之為西域矣。……世祖入關，盡有唐、堯以來南海，東南西北，設行省者十有八，方計二萬裏，積二百萬裏。古之有天下者，號稱有天下，尚不能以有一海，……今聖朝既全有東南二海，又控制蒙古喀爾喀部落，於北不可謂隃。高宗皇帝又應天運而生，應天運而用武，則遂能以承祖宗之兵力，兼用東南北之眾，開拓西邊。遠者距京師一萬七千裏，西藩屬國尚不預，則是天遂將通西海乎?未可測矣。”